為什麼要寫關於台灣的英文歷史小說呢？請見作者蔡嘉凌的心路歷程，獨裁者在1952 年制定了極為嚴格的《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超過 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其他士兵一律禁婚。這禁令讓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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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婚令實行後（1952年），為滿足軍人性的需求，也為避免士兵到民間嫖妓引發性病與省籍衝突，國民政府參考日軍戰時的「慰安所」，首先，讓妓院合法（1956年），而後，與許多合法茶室簽約，這些專讓士兵去的茶室稱為「特約茶室」。
1959年，終於被允許結婚時，這些已三、四十歲的中國兵，貧窮、語言不通、文盲，感覺自卑，許多人就繼續保持單身。所以，我家附近的清茶館，就是那些單身、沒有家人的伯伯，打發時間的最好去處吧？！當下午或傍晚，出了清茶館後，走到溝仔尾的茶店仔，買片刻溫存，再回冷清而破舊的家。或者，走出清茶館，來看看我們這群孩子玩，給我們糖果餅乾吃，心裡可能想著他在中國的孩子吧？！
一個禁婚令，搞砸了一大群外省伯伯的人生，讓無數兒童少女被父母賣到茶店仔或被綁架拐騙賣到茶店仔，造成台灣社會有嚴重的雛妓問題，連應該八竿子打不著邊的我，只是因為住在溝仔尾旁，也被牽連進去，有個不安而痛苦的童年。而賭與色，讓花蓮的流氓活得很囂張，變得很富貴，順利進入花蓮的政治圈。
後來，我又發現另一個外省伯伯的生命真相，1949年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的中國兵，非常多人都是被綁架（抓夫）、被迫來到台灣的，他們其中許多人，從此和家人永別。這些被抓夫的中國兵，和那些被綁架賣給茶店仔的少女，有什麼不同嗎？他們都遭遇暴力強迫，失去自由和尊嚴。當年，看到少女被綁架賣給茶店仔的新聞，那些也被綁架來到台灣的外省伯伯，會不會暗自痛苦流淚？
知道這些伯伯的生命真相，讓我第一次強烈地想要對世人說說許多人的故事，那些曾被蔣氏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暴虐對待的生命故事。他們是二二八受難／害者、白色恐怖的受難／害者、被綁架來台的外省伯伯、被禁止說母語的我們、被賣到茶店仔的少女⋯⋯所有遭受不公不義對待的人。
寫小說的過程，我看見台灣的希望，改變政治與社會紛亂現象的方法：談是非，追求公義。若我們轉身看看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管是什麼族群、職業、有錢沒錢、男或女、老或少、同性或異性戀⋯⋯，其中總有好人與壞人，所以，大部分的我們，通常不輕易作偏見的歸類，也因此，大多數的人都願意對陌生人提供幫助。只是，來到了過去的台灣歷史和當下的政治，許多人就失去「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思想能力。為什麼會這樣子呢？我們在擔心害怕什麼嗎？是不是害怕在敞心去愛、去談是非、追求公平正義的時候，會被邪惡、沒是非、踐踏公平正義者所欺侮？我也怕，很怕。可是，那些沒是非的事讓我想要勇敢，而那些痛苦的辛酸眼淚，讓我難過，心很疼。於是，抉擇時分又回來，這次沒有遲疑，我選擇「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愛。
喔，愛，讓世界運轉的力量！所以，我的小說談勇敢和愛，一個不論什麼文化語言背景的人都懂也擁抱的文明價值。我們台灣有很多勇敢和愛的故事，為什麼不與世界分享？
鼓勵我用英文寫本書的 Mimi Friedman，我的忘年之交，在我完成小說的那天，她歡喜地說，一定要好好慶祝。我與先生和她一起去曼哈頓的一家中國餐廳吃飯，她送我一個禮物──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Sonnets），在空白的首頁，她寫著：「親愛的 Doris和 Michael，讓我們慶祝今天，也希望你們的愛可以有很多慶祝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一年裡最棒的一天。」經歷許多人生苦難的猶太人 Mimi，最想給我和告訴我的，總是愛。
我希望，每一天，這世界有越來越多人選擇「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愛。這，就是我的小說承載的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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