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的書 - 獨裁者的廚師|
我另一半大我9歲,在我女兒二三歲時,他正是我現在這個年紀。那時女兒的保姆突然說要辭職搬到郊區,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該如何是好。睡前看到我另一半在滑手機,我以為他在上網找保姆資訊,但他其實在看當時埃及革命的新聞,我氣的說:「晚餐時才看的新聞,你覺得二個小時後,埃及人的革命就會成功嗎?」
我忘了他當時確切回我的是什麼,不過意思差不多是:「到了我這個年紀就會想要更了解這個世界。」
的確,換我到了四十,我也想更認識這個世界,為什麼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世界各國的歷史,二十世紀殖民統治後的各種角力與拉鋸,這些都牽連著我們的今日。
前陣子我加入了讀墨的社團,看到一位精通波蘭文的讀者分享《獨裁者的廚師》這本書,同時指出書中某道菜名的翻譯似乎有些問題,而讀者的分享引來了出版社編輯的回應。我這個旁觀者原本就對這本書的主題感到有興趣,再加上讀者和編輯精彩的對話,就馬上決定要來讀這本書。
讀這本《獨裁者的廚師》,喜歡美食的朋友可能關注在獨裁者吃的料理,廚師談到怎麼烹煮、如何料理。而喜歡歷史的朋友可能會關注到這些不為人知的領導人秘密,從距離這些獨裁者最近的廚師眼中看這些曾經叱侘風雲的獨裁者。
讀到書中介紹海珊的廚師,作者寫他深入伊拉克採訪時,有些民眾懷念海珊的獨裁,因為當時的伊拉克街頭還有穿著涼快的女性,而不是現在被基本教義派控制而打的亂七八糟的國家。這種懷念被強權獨裁統治的景象,讓我有種既視感,我曾經聽過很多中國朋友說:「中國那麼大,就是要強權統治,不然一定會亂!」
就說很多人在讀這本書時,看到的是食物,但這本書讓我思考的,是人類的境況,和人類是否有被奴役或被管控的天性?不然為何人類的歷史至今才出現自由民主?而且還是被強權國家稱為亂七八糟又岌岌可危的民主。
我永遠都是學習中的實習生,轉頭向我另一半開啟了這個議題的討論,畢竟他也比我早開始了9年,書裡這些國家的歷史都比我清楚很多。他卻簡單的回覆了我一句:「民主是需要教育普及的,在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要人民明天投票,人民會不知道該選誰。」
昨天是法國高中會考的哲學考試,每年的這一天都是法國重要的日子,電視上會邀請專家學者或老師,來探討應屆的考題、法國的教育制度⋯⋯等等。隨著女兒長大,也越來越接近高中會考,我現在也會認真的聽電視上這種關於教育的政論節目。昨天忘記聽到誰說了一句:「法國的教育是讓人民成為一位公民。」嗯,怪不得我另一半會這麼回答我。
《獨裁者的廚師》這本書非常好看,透過海珊、卡斯楚、紅色高棉波布⋯⋯等人的廚師認識一位獨裁者?或說從另一個面向簡單的認識一段獨裁政權。這是我最近正在閱讀的書,跟大家分享也推薦給大家。有興趣想要抽讀墨電子書的朋友,請舉手🙋,有一個序號可以獲得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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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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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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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課 #高中 #會考
各節重點:
00:00 前導
01:29 思辨培養:主題式教學
02:36 個人表達:論說文寫作
05:01 支持列入高中必修的理由
06:30 不支持列入高中必修的理由
08:04 哲學界的連署與教育部的回應
09:12 我們的觀點
【 製作團隊 】
|企劃:威儒
|腳本:威儒
|編輯:土龍
|剪輯後製:絲繡
|剪輯助理:歆雅
|演出: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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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參考資料 】
→為什麼法國高中畢業生都要考哲學論說文呢? :https://bit.ly/2Wxf64f
→從法國高中哲學科,看教育制度的僵化問題 :https://bit.ly/2CQZGAV
→法國哲學教育如何從小扎根?羅惠珍:讓哲學變成「動詞」,所有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 :https://bit.ly/32NHumL
→少了一堂課?從法國哲學課程看台灣人文教育 :https://bit.ly/2ZKkjrt
→高中哲學教育的視野──思考那不被思考的事情 :https://bit.ly/2CxwJdc
→高中生,你需要什麼樣的哲學課? :https://bit.ly/3hfCWcC
→哲學在中小學教育現場可以幫上什麼忙? :https://bit.ly/2WG3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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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哲學教育的視野──思考那不被思考的事情:https://bit.ly/3jlnUno
→ 為什麼法國高中畢業生都要考哲學論說文呢?:https://bit.ly/2ZGVvR4
→ 如何不預設立場,以理由為單位來思考?:https://bit.ly/2COAz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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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法國高中要考哲學 在 Fw: [爆卦] 法國高中會考哲學考題- 看板W-Philosophy 的推薦與評價
※ [本文轉錄自 Gossiping 看板 #1Jdiptok ]
作者: histanley (七點三十二分) 站內: Gossiping
標題: [爆卦] 法國高中會考哲學考題
時間: Mon Jun 16 18:54:44 2014
今年的考題出來惹!
【文學組】:
1.作品是否能訓練我們的感知?
2.我們應竭盡所能地讓自己快樂嗎?
3.請評論卡爾波普耳的《客觀知識》選粹。
【理組】:
1.藝術家是其作品的主宰嗎?
2.我們活著是為了快樂嗎?
3.請評論笛卡兒的《指導心靈的規則》。
【經濟社會組】:
1.是否有選擇就算是自由?
2.為什麼要試著去了解自己?
3.請評論漢娜鄂蘭的《現代人的條件》選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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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開放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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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402916087.A.CAE.html
※ 編輯: histanley (218.164.7.172), 06/16/2014 18:56:45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轉錄者: kuopohung (36.237.42.136), 06/16/2014 21:08:55
就是科學嘛
那麼難道沒有諾貝爾獎的數學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 編輯: kuopohung (36.237.42.67), 07/08/2014 19: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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