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7085005.aspx
首先是，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竟然大部分的知識分子看不出來這種官場話語術在行駛公務的重大瑕疵，真是匪夷所思。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台灣人受教時真的是完全沒有在讀公民或是邏輯，因為對於擁有投票權去參與民主政治的公民而言，這種能夠洞悉政客的立場應該是非常基本的自我要求。
而面對政客，我們要的答案不應該只是「是」或「不是」兩種而已。就好像這次我們要求的有效政策應該不是「解封」和「封鎖」兩種而已。而是要要求政客們提出合理而且符合科學常識的政策。
以這次三級警戒為例，歐美多國去年封城時，目標是非常明確的：將街上和公共運輸上的流量降至最低。娛樂場所、百貨公司關閉以外，上班族是不能夠進辦公室的。大家出門最多就只能去超市買菜，但在美國大城市其實生鮮外送很發達，基本上是可以足不出戶。
相對的，這次台灣的三級和四級警戒定義非常可笑。
三級警戒，百貨公司這種最容易群聚感染的地方還是可以逛、公司依然正常上下班。在台北市，基本上街上和捷運上的人流在前面兩個禮拜後就恢復、不斷增加了。基本上封城除了不能去外面吃飯、喝酒以外（喔，還有不能去按摩和上茶室），基本上完全沒有壓制社群接觸的作用。
四級警戒，就直接從正常上班（分流上班拜託不要拿出來談，也只有愚蠢的台灣業主才會想出這種毫無邏輯可言的「防疫措施」）進入「停班停課」。
試想，台灣的企業和經濟連第三級都沒有辦法承受了，根本不可能進入第四級。第四級的標準在台灣本來就是虛設的。
而疫調這部分更是愚蠢。
國際上許多公衛專家去年就一直在討論「防堵疫情」（Outbreak containment）和「壓制疫情」（Outbreak suppression）的差異。
台灣去年的外宣和內宣一直都圍繞在防堵上，以為只要持續進行疫調和採檢（註：在研究方法上這是一種雪球式取樣法），就萬事ＯＫ。
但是國外去年疫情爆發後，早就一直在研究討論壓制疫情的方法。此時去追蹤個別案例已經沒有意義，只會浪費癱瘓公衛和醫療資源，反而是要將資源用在追蹤群聚並且降低人流。
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普篩，才能夠發現新的群聚。
而台灣在三級警戒時做的事情完全就是違反國際公衛過去一年半的討論結果，不但在拿一些「防堵手段」在唬嚨民眾，在資訊上不透明（明明通報數依然超越檢疫量，但是卻故意不公布校正回歸），政策上一直維持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一方面一直釋放消息明指台灣疫情往下（有嗎？反正就是閉口不談死亡人數和每日檢疫量），另一方面又一直爆出大型群聚感染。
唯一這次看到沒有模稜兩可的兩樣事情，第一就是中央認為地方沒有做好疫調，地方就應該對自己的群聚感染負全責（笑）；第二就是中央認為自己有 做一套實聯制系統，但是卻沒有提供有效的資料分享和分析方式，因此剩下也都是地方和政府各部門自己的責任了（大笑）。
個人以為身在台灣最恐怖的事情，就是我們從小到大對於這種將「卸責」置入語言的講話方式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甚至會感到提出質疑的人大驚小怪。
回到這次三級延長的部分，如果還有人不了解政客是怎麼在思考這件事情的。從過去幾個禮拜的含糊，其實各級政府的立場非常明顯：
解不解封不是重點，重點是能不能把責任轉嫁到別人身上。
試想，城市街上的人流根本是正常流動，你覺得台灣解不解三級很重要嗎？台灣在爆的群聚感染，不用想也知道正常上班、可以逛百貨公司、可以進去果菜市場的模式下根本就「防堵不了」。
基本上政客的盤算就是：要如何讓人民感覺我有在做事，但是如果出事了，我又不需要為問題負責。
而在現階段答案只有一種：
反正你們人民都自主解封了，我維持現狀就好。我甚至讓大家「有感」，再解封餐飲娛樂。只要我嘴巴上說有封，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有效封城政策，而這事實大家是都心知肚明的。一旦發生災難性的問題，我卸責的方式就是：「封鎖沒有解除喔」。
到頭來，藍綠白等勢力都有麥克風可以帶風向，唯一沒有麥克風為自己喉舌的是人民。
要卸責，將一切推給人民不守法，是最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