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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扁壺

「虛扁」自明末即有，散見於各大紫砂典籍圖譜。此壺式在各個時代都有名家加以臨摹再創作，佳構不絕。

「虛扁」是紫砂傳統全手工成型中最難得的器型，行話「造型扁一分，成型難一分」，從圍身筒成筒型，然後用「泥拍子」一下一下的拍成這麼扁，力要勻，扁又不能塌，對於全手工操作技巧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虛扁壺起源
扁壺最早出現於春秋時期（約公元前770～700年）。隴縣曾出土高20cm，寬20cm的銅扁壺，作酒器用。戰國時代的銅扁壺就已經很精美了（見藏於史密斯博物館的戰國扁壺）。這就說明，扁壺造型在中原文化中出現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春秋時期的扁壺是什麼樣子的呢？在介紹中說它是「扁體長方形高圈足。前有流，插子器的中腹為龍形，後為龍形。腹飾大鳥紋，圈足飾波曲紋，間飾似雲紋。此器造型獨特，紋飾新奇流暢。一改西周時期造型及紋飾風格。

《中原地區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同化》中有這樣一段論述：中原地區是夏、商、週三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邊陲的蠻、戎、夷、狄等少數民族也乘機內徙，與中原諸夏雜居，至戰國時有些少數民族因融入華夏族而消失了，於是有了新的華夏族。從時間上看，經過夏商週三代長達數百年的民族融合，不光是語言、人種的變化，使用器具也必然會有互相的借鑒和演變。戰國時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即便是兩個對手之間也會通過學習對方的長處來提高自己的能力。綜上，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時代，都不能擋住民族文化的交流。少數民族和漢民族文化的交流，從大的方面有服裝，語言，小的方面呢？那就是他們的器具-水（酒）囊。

《土爾扈特部落史》詳細記載了蒙古族同胞們水囊的製作方法：「蒙古土爾扈特人盛酒皮囊，用氂牛皮或駱駝皮製成。製作時首先剃光皮子上的毛，壓上精美的圖案，在坑里煙薰十天左右，這樣就製成了長期不腐爛不發臭，而且有異香的皮革。將皮革用香腸線縫實，再用牲畜骨膠將針眼裡外抹密實即成。酒囊大的可盛50～60公斤，小的可盛1公斤。具有不走味，不撒酒，不怕擠壓，不怕摔打，不怕顛簸的優點，便於駝背上，馬背上攜帶。一個酒囊可用70～80年，傳至三代。每一家祖父祖母要替未來的孫子製作2～3年酒囊做為遺傳紀念，不送給別人。有的客人如果不懂客人的習俗想要，會得到說明式的婉拒。土爾扈特人的酒囊也從不製作往外賣」。

　　「囊」，口袋的意思，盛入水後形狀扁圓。形狀扁圓不佔空間，背負在腰間或是駝在牲畜上都比較方便，用獸皮製作，取材容易。有資料顯示1957年西安市唐墓出土的三彩駱駝俑上，所馱兩件酒器都是扁體的，而左側的小扁壺與北齊釉陶扁壺一模一樣。以此兩點來看，扁的造型非常適合於遊牧民族在馬背上使用。中原漢族人為定居生活，從他們的使用習慣來看，並不以方便為首要目標。日常使用的盛器中以容量大，便於使用，取材方便是需要首先考慮的目標。裝飾，祭祀是次要的，而且它們也都是從實用器皿發展而來的。漢族人製作盛器材質以陶和金屬為主。以青銅器或陶器製作扁壺會出現一、容量小，二、擺放不穩定的後果。因此無論是為了抽象的表現美觀還是實際使用來說都不會，也沒有必要發明出這種造型。至此，唯一結論就是從少數民族的實用盛器「囊」借鑒而來。

由此初步有了扁壺的形成過程。
春秋之後，宋元明清歷代均有扁壺的製作，但是材質從金屬逐步的轉變為陶瓷器。到了明代，由於質地相近，紫砂的興起使一大部分陶瓷的從業者轉變到了紫砂工藝裡面來。他們的轉變也同時使陶瓷的造型創作方法融合到了初生的紫砂文化中來。時大彬，這個紫砂歷史上的奇才，他創作了的玉蘭花瓣、印包、僧帽等壺的造型都是通過借鑒瓷器，日常仿生，象形提煉抽象而來的。下面的松石綠魚藻紋高執扁壺圖片給了我們一個階段性的實物演變參考，從最早的囊演變到青銅器，嘴、蓋、頸部都更接近於紫砂壺了。然後，紫砂從業者在創作過程中還是考慮到了實用性，因為以前的扁壺多做酒壺用，不必頻繁的淋水，沖洗，也不必考慮到功夫茶衝泡時候高壺身對於茶葉、茶湯的控制上的影響，也不必更多的考慮出水和容量等等一系列茶道的要求。將壺身放倒，首先不會水位太高悶茶，而且實用時候擺放更加穩定，放倒後的壺身高度恰巧和當時一本線裝書的高度差不多，也是放在書桌上泡茶品飲時所用，所以，取了個名字叫「書扁」。這位紫砂壺歷史上的奇才也許就是通過瓷器的扁酒壺而發明瞭紫砂壺的虛扁。

虛扁，它隨著歷史一路演變而來。從少數民族的皮具到漢族的青銅器—陶瓷，從馬背上的實用器皿到中原文人墨客們書桌上發閒遠悠思的雅玩，從盛水酒到注滿幽香的茶湯，頗具粗獷的美，通過紫砂轉變為了含蓄，包容，典雅……。

虛扁壺簡介
「虛扁壺」又叫「水扁壺」、「書扁壺」。因發音相近，宜昌發音幾乎相同，指的是同一紫砂壺樣式。意思上，書扁更恰當，水扁或虛扁都不大通順，但虛扁用得較多。「虛扁」散見於各大紫砂典籍圖譜。此壺式在各個時代都有名家加以臨摹再創作，佳作不絕。「虛扁」是紫砂傳統全手工成型中最難得的器型，行話「造型扁一分，成型難一分」，從圍身筒成筒型，然後用「泥拍子」一下一下的拍成這麼扁，力要勻，扁又不能塌，對於全手工操作技巧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話說我那個停格於記憶中的香港。。。。

邇近，港獨青年黃台仰來訪，給同樣相同年齡層的基進幹部很多衝擊；尤其，得知港獨運動是必須付出沉重的政治牢獄代價之時，對台灣公運青年通常把運動當成健身一般的輕鬆，這的確會在年輕人的心裡產生不小的波濤漣漪。

香港，曾經是我第二故鄉，直至去荷蘭留學多年後，香港才在我的生命記憶裡，第二故鄉變成第三故鄉，甚至逐漸從生命的重要性中淡出。但不可否認，前後在香港工作與居住的兩年期間，再加上常進出南中國的田野調查經驗，讓我跟一般台灣人對香港跟中國有著相當不同的感覺；畢竟，這是生命曾經所親歷的一段。

1998年年底，啟程至香港，從事國際勞工人權組織相關的研究工作。記得，就在時間的指針邁向世紀末的最後一年之時，跟隨香港朋友到香港尖沙咀去參加人擠人的倒數。那年，在人海倒數聲中，朋友叫我一起跟著喊的口號是「香港獨立」。但是，隨著新年過後正式上工，「港獨」或台灣的本土化，甚至早年國會幹架或鬧哄哄的場面，都是被一般香港人瞧不起，縱連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港人壓根也不太支持。多年過後，從香港網路媒體常會發現，那時候在香港結識的許多香港友人，早就成為香港本土化歷史進程中所拋離，甚至跟香港本土化運動對立的「左膠」或「大中華膠」人士了。

那新年假期，我在香港看了一齣《去年煙花特別多》，談論香港主權移交後身分認同轉移的失落感。

1999年開工後，不到一個禮拜時間，便在接到一位自稱是聯合報駐香港辦公室的記者陳競新來電邀約吃飯，聊聊為何到港工作，工作內容為何。為何這位記者名字我依舊記得，因為他名字發音跟那時候白曉燕案中的主謀「陳進興」一樣，同時這位記者仁兄是早年政大那個匪情研究所—東亞所畢業的。

碰面後，這位記者說其實是香港新華社—香港中聯辦的前身—所託來詢問。畢竟，我工作單位的老闆是當時候香港民主派重量級議員。總之，聊完之後，我的工作簽證依舊沒有著落，直至我到工作從事黑工半年之後，工作證才終於核發下來，這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的老闆也跟香港移民署關注。若前後含括在台灣等待時間，正常工作證幾個禮拜便可核可，但我的工作證硬是超過十個月才核發。

由於在香港擔任沒有工作證的黑工之故，我必須拿著香港給台灣人的港簽，每兩個禮拜變得出境再入境香港，以取得下一次兩個禮拜的停留期。正因為如此，我每兩個禮拜便得規劃一次到中國的田野訪問，讓我有機會在那時候頻繁的進出南中國。或許過於頻繁進出之故，也可能是中共要藉機提醒我都在監視之下，某次出境之時，通關四個便衣往我排隊通道集結，然後便被請進去進行填表詢問了。

不過那時候，香港人依舊是高傲的，看不起台灣的，瞧不起講普通話的。我有一個台灣好友美樂迪，也是在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她曾經講一個神比喻，若跟香港人講所謂「狗語」，那就會當成「強國支那人」，如果講英語，就會被視為「菲傭」。或許因為這個唯恐被港人歧視的潛意識，讓我把香港話學起來吧？！不論如何，這種港人驕傲感，直至2003年張國榮跳樓自殺後，一點一滴地流失。

不論如何，香港工作的經驗，再加上南中國田野遇到太多年輕悲慘打工子女的經驗，心理狀態終於不堪承受，引發嚴重的身體不適，終於導致「客死異鄉」感覺襲來時，便索性辭職回台了。離港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開始產生政經與社會質變，盡管緩慢，但隱約感覺香港不同了。

由於，對香港人事物而來的感情經驗，雖然對香港很多不喜之處，依舊在內心萌生關注之情。因此，2002年在某小報開設一個專欄《廟街吹水》，開始進行香港政經評論與書寫，後來也把這些文章收錄在我的一本小紅書中。看來，我應該算是台灣人當中，很早便開始關注跟書寫香港政經變化的評論家了。

事後讀之，當時候有很多的觀察其實就已經表現出「港獨」勢必出現的背景徵候了。例如，2003年6月7號那篇〈六四與香港民主化運動〉的文章中：
『在「仁慈獨裁」下相對順服的港人，在回歸倒數前，卻高舉民主化大纛，於是，「親英反中」的標籤也就如影隨形。但以民族大義作為號召的九七回歸，是崇隆的政治正確神祇，不容有丁點置疑。六四天安門屠城後，捲惹起百萬港人的上街聲援，於是，民主派遂開始以跟中共爭愛國與爭正統，一方面，此舉企圖抹掉身上親英的不潔標籤；另一方面，動員屠城的恐懼感，投射為未來自身處境的想像，迅速拉高民主化的分貝。至此，英國或中國，是僅存的唯二選擇，此外別無選擇，斷絕了香港腳走香港路的可能。』

當年的這段話，竟然預言了香港本土派不斷抨擊「民主回歸中國」所內建的問題，以及此論述把香港本土運動給束縛的困境。此外，2003年愚人節那天，香港遭逢九八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元氣尚未恢復之際，SARS風波背景下張國榮選擇在愚人節自殺，好似嘲諷著港人，港人驕傲感來源的東方之珠，早已不復存在了啊？！因此，那天的文章〈東方之珠的殞落？〉寫的即是那個戴著口罩防SARS，在街道兩旁替張國榮送上最後一程的港人，其實是目送的是香港作為東方之珠的過往身世，也早隨張國榮殞落了啊？！畢竟，張國榮成為亞洲巨星的身世歷程，與香港從臭港翻身為東方之珠身世重疊伏貼呢？！

那些年，我一直相信，民主跟自由作為一種社會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耗費許多代價去爭取跟維持。在港期間，港人對於這些的冷漠，終究會付出代價。後來，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在港召開，趁著回荷蘭台灣作第一次田野調查期間，想說到香港，才發現我早已成為香港黑名單進不了香港。同年，在空間阻隔下香港情已逝，過往的香港，便只能成為追憶了。

迨至2007年，因為參與香港一個國際會議的論文發表，再次申請港簽，依舊沒原因的被拒。本以為進不了香港，但發現那時候的台胞證還沒過期，於是拿著台胞證順利入港。會議完後，見了老朋友，老地方，才發現記憶中的香港，早已跟現實中的香港一點一滴的走樣錯開了。儘管，這個甦醒是否來得及，令人懷疑，但我想，這總比一直裝睡來得好啊！

於是，對香港的情懷，理論上早該在時間清洗下日趨淡薄。然而，因緣際會下，2011年開始在澳門旅居數月，發現香港陳雲出版了城邦自治論，第一時間購買拜讀之後，發現港人從死魚裝睡中，開始有人振臂叫喚，發出甦醒的呼喚聲。於是，香港再度回到我的生命視野中。

但此時，澳門卻開始隨著賭牌大開放下，一點一滴的走樣。記憶中的澳門也僅存於記憶裡。澳門是我可以帶文化觀光導覽之處，足見我對澳門的認識跟情感。後來2012狗黨馬狗在六八九愛戴下二次勝選，讓我原本規劃的人生開始走調重彈。

在蔡英文尚未接任黨主席前，在一次南社場合中，跟蔡提及台灣必須關注香港，而我也在2013在高雄的南之洛馱思跟台北的今夜趣政治講座中，談論香港本土化與港獨，也在專欄中寫好幾篇香港的問題。終於，港獨在千呼萬喚始出來下，即將可能成為港獨政治犯的青年黃台仰來台訪問。就這樣，原以為淡出視野的香港，又重新回到我的生命與視野中。對於港獨，除了普世價值的理由與共同的抗中原因之外，對香港過往的各種感情，才是我內心支持港獨的主因啊！

我依舊清晰地記得，當時可以用香港話跟香港人辯論的時候，我跟我那些不成材的同事講了一句話，「我雖然不是香港人，但我想我比你更愛香港啊！」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冷漠與自私；同樣的，台灣也不遑多讓。

仙島人，真的不要忘了，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其實一開始是要給台灣用的，只是後來套在香港身上作試驗哩。身為人類文明渣籽的阿共仔，怎麼對付香港，就會怎麼對付台灣啦。

連「中國白蟻」都是強國拿來對付香港用的，怎麼還有台巴子說這是「歧視」中國人，我們只是挪用中國對香港的政策用語，且又不是講「中國人白蟻」，而是「中國白蟻」啊！！！！

其實不是香港獨立，談何容易，而是香港連要走到高喊香港獨立，都談何容易啊？？！！

圖片來源:
“Hong Kong independence, easier said than done?”: Anti-China protester waves former British colonial Hong Kong flag, 2015 (HK Pean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