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照片 回憶錄 製作 在 蓉姥的台韓生活點滴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一到兩歲相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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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可可週歲時,
曾經花了無數個夜晚和假日,
製作了一本可可成長相片書,
作為媽媽送可可的週歲禮物。
直到現在可可依然經常翻閱,
而且還能夠如數家珍一般,
介紹每個不同時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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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有這本成長日記,
在樂樂出生前,
可可也能回顧自己的寶寶時期,
常說她要幫妹妹餵奶拍嗝換布布。
因為看可可這麼喜歡這本相片書,
爸媽也時常透過成長日記回顧過去,
因此決定今年可可生日再做一本
一到兩歲的相片成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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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上萬張的照片中精選真不容易,
但實際整理之後才發現,
可可從一到兩歲成長了好多,
我們全家也一起去過好多地方,
留下好多難忘的回憶。
今天親手將這本相片書送給可可,
看得出來她真的好開心,
一直抱著書說這是「可可的書」,
還跟著媽媽一起一頁一頁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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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的可可已經能認出照片中的人,
甚至還記得自己曾經去過哪裡、
曾和爸爸媽媽一起做過什麼事!
除了我們一起走過的無數小旅行,
還有這一年來身邊重要的陪伴:
保母姨婆、家榆姐姐、家綺姐姐、
乾媽、小夏、采希、子喬姐姐...
及不同時期可可的成長里程碑:
學會走、分房睡、戒奶嘴、自己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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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新手爸媽日記與成長日記
竟然可以出到第二集😆,
雖然不確定未來還會不會繼續出版,
但希望能成為孩子一輩子的回憶。
#2Y2D
照片 回憶錄 製作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0628)
自由時代的終章
香港國安法頒布的一年前,《蘋果日報》出版一本25週年特刊,取名「不是最終章」,一年後,「最終章」在6月24日成為現實。
在滂沱大雨下,《蘋果》最終章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不錯,仍然有許多人若無其事,有許多人公開或暗自竊喜,但鋪天蓋地的貼文、照片、影像,在社交媒體洗版,已經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正在悲痛著這裡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最能夠反映這個時刻的,是攝影師和導演梁銘佳(Ming Kai Leung)製作的「豪情夜生活——蘋果日報最後一晚我最喜歡的人(目前)」,影片以著名的蘇格蘭「驪歌」《Auld Lang Syne》配樂,剪輯了大雨中《蘋果》大門外最後一夜民眾聚集,和次日凌晨開始香港各區報攤、便利店大排長龍的情景,飄逸著依依不捨的情懷,令人傷感。
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襲擊下,傳統的媒體尤其是紙媒許多都結業了。人人都習以為常。不久前,《蘋果日報》台灣版的紙版收攤,社會上沒有掀起一絲漣漪。封殺了《蘋果日報》的廣告,《蘋果》何時辦不下去,幾年前行內行外都認為是時間問題,老闆黎智英為理想不斷貼補墊支,是勉強撐持下去的唯一原因。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使《蘋果》的訂戶驟增,算是暫度難關。但靠社會運動帶來的支持,畢竟不是生意經。因此,運動被壓制後,《蘋果》缺廣告和讀者流散,仍然未脫經營困難。
儘管廣告戶受到政治壓力而使《蘋果》斷水源,但基本上這仍然是依市場規律作淘汰。若香港《蘋果》如同台灣版那樣結業,23、24日的夜與日,不會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而《蘋果日報》的結束也不會顯得如此轟轟烈烈——不過就是一份報紙結束吧了。
但所有香港人,全世界輿論,都看到這不是市場淘汰的結束,而是從去年7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以來的一次有計劃的鎮壓反對派意見表達的行動。於是,「蘋果最終章」的出版日,就成為香港人、香港歷史、甚至世界報業史、自由抗爭史的永遠被記住的一天。
因為,這一天不只是一份報紙的最終章,而且是自由香港的終章。自1841年開埠以來,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蜚聲國際的國際金融中心,長期高倨全球經濟和新聞自由度前列,而這個法治保障下的自由所創造的奇蹟,在6月24日這一天走到「最終章」。不是香港人告別了《蘋果日報》,而是香港告別了自由。
人類社會的「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言論自由是「四大自由」之首,而且是其他自由的保障。言論自由範圍的新聞自由,它的主要功能,依美國大法官Hugo Black的定義,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因此,當政府任何部門可以扼殺新聞自由的事情發生,那就是社會言論自由的泯滅,也就是人們所有的自由失去保障。
《蘋果日報·》的消失,不會令香港失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蘋果日報》以現在這種方式消失,就的而且確是向一個時代告別,告別的不是一份報紙,而是自由的時代。
如果不是英國殖民地帶給香港的自由的時代,不會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會有香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抗爭的支援,不會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成為獲取兩岸資訊並外轉內影響兩岸局勢的最重要基地,不會大批中國商人在法治下各顯神通,創造國際級的企業,不會在歷次中國蒙災蒙難時香港人的慷慨伸手,不會有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
而我的整個人生,也正好因為在香港發展我的編輯寫作生涯,才可以在中港台的局勢充滿轉變的時代,因緣際會地自由論政,成全了可以無愧的漫長人生。
1984年,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知道1997年香港和香港人將由一個非自由法治的共產政權管治,那時及以後,我都不認為香港的自由可以延續。97前兩年,《蘋果日報》創刊,社論指出,「對九七後香港新聞自由的信心絕不動搖」,「在資訊自由的今天,人民選擇自由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強大」。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美國財富雜誌指是「香港之死」,而《蘋果》當天的頭版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亦引述了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話:「貫徹高度自治 香港人當主人」。
在之後,《蘋果》一直堅守「一國兩制」立場,推動《基本法》下的港人治港,反對台獨、港獨甚至本土化,即使本土化是世上所有地區在外來者侵凌下的必然趨勢。《蘋果日報》所代表的,確實是香港市民中無法或不想離開的人士,對中國承諾的一國兩制的真誠期望,並努力促其真正實現。香港24年的實踐,由《蘋果日報》的災難式終結,就等於宣示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180年自由的終結。
蘋果落到地上,種子在泥土中,會生長出更多的蘋果樹。這是許多人對《蘋果》終結後的樂觀希望。我從來不是樂觀者,對人性的醜惡了解越多,越知道真理很難敵得過強權。但追求自由是人性中無法遏止的渴求。強權雖得逞,但自由壓不住。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沒有了《蘋果》之後,這是續刊《失敗者回憶錄》的第一篇,如有機會出版,很可能會放在最後。因為這也是我回憶在香港從事自由編寫生涯的終結。(29)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