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的 #迷誠品專欄,著眼的議題應該可以說是創作者們嘗試去打破的隔閡,存在於各個群體之中。世界上出現過無數令人髮指的社會案件,寫成看似公正客觀的報導文字與新聞畫面時,尤其顯得驚世駭俗,但往往在深入了解前因後果,甚至是時代背景之後,反而會萌生一股感同身受,讓許多看似天理難容的行為,變為一曲情有可原的生命悲歌。那才是真相,真相不是毫無溫度的監視器畫面,真相還必須將人的感受、情緒、記憶化為故事,那才是屬於身為一個人、而非機器的情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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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這一次選了五部圍繞於此的電影,假使以駭人聽聞的程度循序漸進來區分,談論的依序為 2018 年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2002 年李滄東的《#綠洲》、2020 年柯貞年的《#無聲》、1976 年大島渚的《#感官世界》,以及,1991 年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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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偷家族》來看,追根究柢,家的本質究竟為何?有生育能力就等於具備為如父母的資格嗎?是枝裕和將這個無解的問題拋給觀眾,畢竟,任何事物都可以竊取,除了羈絆,那也並非因血緣而與生俱來。而唯有真實的情感,才足以於道德標準反覆擺盪之際,撼動觀眾們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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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洲》而言,雖無同情,卻有憐惜,李滄東亦選擇透過魔幻手法,在與大象、印度女子與孩童共舞的想望裡,將真實帶到觀眾眼前,注入了美和自由的力道,那是形體難以禁錮的人間至善。因此,在體制之外,有沒有可能真相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故事?有沒有可能,世間確實存在千百種愛情?當我們的社會一廂情願簡化問題時,再也不會有人能理解,那名瘋子為何千辛萬苦逃出看守所,只為鋸掉路旁某棵不起眼的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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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最終傳遞出,探究真相,並不是只為讓壞人罪有應得,而是拒絕目睹悲劇持續在其他孩子、下一代、下下代身上重演,偏偏那有如地獄之中的惡性循環,無法單憑司法懲戒、輿論撻伐逼出代罪羔羊。若想解決問題,第一步得先承認問題存在;若想面對癥結,則須培養長遠而宏觀的視野,勇於溫柔追問,勇於承擔責任。痛也是癒合必經的過程,這才應是人們關注社會問題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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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島渚鏡頭下的男女主角,透露著一種病態的情慾和對死亡的迷戀,雖然整部電影涵蓋無數性愛場景,但如此畫面既不香豔,亦不煽情,卻可以為此廢寢忘食、醉生夢死,無法填補的慾望成為兩人世界中最自然的一部分。有時候那無關乎道德,更難以抽身,在愛情與毀滅之際,人們方能領悟,死亡才是永恆的高潮。《感官世界》的結局大膽挑戰了觀眾的底線,為世不容的瘋狂,是戰時肅殺氛圍多一點,還是感官放大到極限的愛多了一點?大島渚真正從藝術價值潛入心境的更深一層,以奇觀面對人性與時代勾勒出的各種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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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最末的,是時隔三十年仍恆久不墜的經典之作,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生活,同時嘗試重新定位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凶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原本只是小成本的製作,關於一對少男少女的青春愛情故事,以悲劇收場,最後卻越寫越大,越寫越完整,最後的成品散發出一股史詩氣勢。純真的失落,道德界線的崩壞,是楊德昌不停透過電影探討的核心,他正是親自走過 1960 的最後一代,始終著迷於這個時空背景,台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社會極端不自由,以精準嚴謹的歷史態度傳遞了彼時人們的生活與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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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想,一個嚮往,
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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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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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全文:
▍無法被定義的人性面貌:電影裡的情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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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回顧:
▍閉上眼睛,旅行就在生活的另一端|城市電影推薦
https://pse.is/3l2kc5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集主題:「編劇魂:說故事是本能,寫劇本沒有教條,用文學素養和科學思維孕育你的傑作」介紹 訪問作者:小野 內容簡介: ★「臺灣新浪潮電影重要推手」首次公開四十年編劇心法,科學方法直指核心,突破框架激發潛能。★ 編劇是可以教的嗎?說故事有沒有通則? 故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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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 嶺 街少年 新聞 在 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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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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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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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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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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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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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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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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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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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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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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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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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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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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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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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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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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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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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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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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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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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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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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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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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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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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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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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牯 嶺 街少年 新聞 在 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本集主題:「編劇魂:說故事是本能,寫劇本沒有教條,用文學素養和科學思維孕育你的傑作」介紹
訪問作者:小野
內容簡介:
★「臺灣新浪潮電影重要推手」首次公開四十年編劇心法,科學方法直指核心,突破框架激發潛能。★
編劇是可以教的嗎?說故事有沒有通則?
故事大綱要寫多長?劇本有所謂的「格式」嗎?
正邪對抗、角色轉變是鐵律?導演期待看到什麼?
文學電影和電影小說有什麼不一樣?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人物從二十個變成兩百個;「三廳電影」帶來錢潮,也帶來局限;《成功嶺上》扭轉了僵化的愛國主義,學生電影一再翻新。田野調查只是基本功課,故事的選擇要像顯微切片一樣精準。創作關乎思想,技術只能輔助;故事和風格都是為了描繪主題,角色之間的關係隨時都像化學變化一般質變,情緒節奏帶來如力學原理般的力量,劇情發展發展簡直像是一場考古發掘的過程。劇本結構是用來表達創作者的創作觀點和形式。
被稱為「臺灣新電影浪潮運動重要推手」的作家小野,第一次公開從七○年代初入電影圈沉澱至今的心路歷程,並以特殊的「科學/文學」斜槓背景,帶來一套難忘的「野式編劇法則」,用第一手經驗帶領讀者認識電影劇本,然後,超越電影劇本。
於臺灣電影產業起飛、沉寂,又再度興盛的四十年間,小野曾身為電影的企劃、編劇、製片、原著作者、版權銷售和劇本改編,甚至行銷等角色,也歷經兩家電視台在變革時的重要角色。近四年更擔任台北影視音實驗敎育機構的校長及教授編劇實作課。
本書中,小野首度把電影圈如此豐富的實戰經驗轉化為文字,並透過八十部經典電影賞析,佐以珍貴的部分劇本原稿,傾囊相授獨門心法,深入淺出趣味十足。若你是電影工作者、學生,或喜愛電影的人,亦或是電影研究者、評論者或是相關內容製造者,本書都將帶給你全然不同的觀點。
「我們得充滿真摯的情感,有一種非說不可的慾望,一切才可以開始。」──小野
【PART 1 我就這樣開始寫劇本】
在中央電影公司,我陸續遇到了一些天才型的編劇和導演,和一堆正要燃燒熱情的電影人。八年來他們天天坐在你的對面,天天到你家來煩你,天天談的都是劇本,當然也會發些牢騷,傾吐祕密。當一起得奬時在臺上相互擁抱流下眼淚。其實和那麼多的天才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並不是什麼幸福的事。因為和天才在一起,學不到什麼東西,他們在創作過程渾然天成,你看不到什麼具體技巧,更糟糕的是,你會越來越自卑。我扛著一大袋自己寫的企業書、行銷計劃、票房紀錄和劇本回家,告訴自己暫時安靜下來,把這些非常難得的經驗寫成一本「工具書」。而這本書的構想,一放就放了三十年。
【PART 2編劇的六種科學方法】
對我而言,要替電影編劇找到一套可以教授的方法,是不太可能的。可是在我自己編劇的過程中,卻不斷的冒出一些自創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卻是一些科學方法。所謂的科學方法,是從科學知識中找到一個最接近劇本創作的思考及運作方式,所以最终仍然是要依靠人腦。這些方法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像是靈感一樣忽然跳出來,本身也像是另一種創作。終於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我把這些科學方法公開。在公開之前,我陸續在一些大學的編劇工作坊試著告訴學生,像是找到一種新藥,做人體實驗,效果不錯。
【PART 3文學如何改編成電影】
我不斷把文學作品引進電影和電視,除了想讓更多人藉由大衆傳播媒體認識文學作品外,更貪心的希望能因此促進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對我而言,浸淫在大量的文學改編成電影的寶貴經驗中,終於也發現到一些奇妙的東西,一些過去不曾思考過的問題。於是我決定把這些「發現」寫出來和大家分享。同時也覺得用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是給初學者最好的方法之一。讀一本好的小說,看一部好的電影,如果能夠找到改編的方式,我想你會距離「寫劇本」又更接近了一些。試試看你的潛力,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作者簡介:小野
本名李遠。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曾經前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攻讀分子生物學,也曾經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助教。
1981年受明驥總經理之邀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企劃部企劃組的組長,和當時的同事吳念真及新鋭導演侯孝賢、楊德昌、柯一正、萬仁、張毅等共同推動影響台灣電影發展深遠的「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電影劇本五度入圍電影金馬獎,並以《恐怖分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刀瘟》等獲得英國國家編劇獎、亞太影展及金馬獎最佳劇本獎。
二十四歲時以《蛹之生》、《試管蜘蛛》等小說成為七○年代暢銷作家。創作類別豐富多元,小說、散文、詩及童話。並屢次獲獎,包括第二屆聯合報文學獎首獎、中國時報舉辦讀者票選「四十年來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籍」,《蛹之生》一書獲選為七○年代十大最重要書籍。目前文學創作已經超過一百部、電影劇本三十部。
曾經出任台北電影節創始第一、二屆主席。在電視工作方面,擔任過台灣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及中華電視公司公共化後第一任對外徵選的總經理。長年參與不少社會運動,包括敎育改革、環境保護、基本人權、土地權等,為「千里步道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近年來更努力倡議「文化在野」的觀念及投入影視音人才培育的計畫,現任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及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校長,成為大家口中的「小野校長」。《編劇魂》是他在長期創作及敎學後第一本工具書,想要和讀者們分享自己長期累積的創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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