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
在香港網上評論不時見到這個名字。或許我們集體潛意識中都渴望香港能有個哈維爾出現，帶來布拉格之春（五年前我就見過有人將戴耀廷比作他）。全然誤解。近代史來到你們的眼中空餘下一副薄弱的骨架：因為有哈維爾，所以有布拉格之春——歷史事件被理解成線性的桌球碰撞。
本雅明曾經談到歷史被後世重新虛構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士們從戰場回歸，個個沉默寡言，可交流的經驗不是豐富而是更匱乏，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十年之後，潮湧般的內容從描寫戰爭的書籍中傾瀉出來，絕不是口耳相傳的經驗，這毫不足怪。」他要批判是，那些真正經驗歷史進行中的人往往最寡言，後世反而滔滔不絕，歷史的傳承和失傳就這樣同步進行。不需扯到十年那麼遠，容我們回憶一下近的：2019年6月9日那晚，大家不是不約而同地感到輸咗嗎？來到半年後的這天，「後世的人」卻說：「100萬人上街，我哋嗰日贏咗。」
篡改歷史從不是共產暴政的專利，我們都傾向選擇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歷史，今日的毋忘和十年前的毋忘已是兩副不同的記憶，只是當事人不可能去發現。所以談到哈維爾，人們都傾向把他看成一個政客，一個制憲者怎麼不是政客呢？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孕育布拉格之春的不是公民廣場或政治講堂，而是一所叫「巴魯斯特拉德」的小劇院——哈維爾的先鋒性、那使捷克變天的東西，來自他的劇作！
米蘭昆德拉在1979年哈維爾受審時為他的書寫了一篇序，如果沒有這一篇章，恐怕後世人就再也沒有機會了解哈維爾怎樣使共產國度瓦解，不知道布拉格之春是一場文化的抗戰勝利（遠超其政治）。
「隨著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失敗，一個龐然大物得以將其小小鄰國的最後一點主權也剝奪了，並且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朝其戰略目標又邁近了一步。這些目標之一就是對它自己的附屬國實行文化統治。這不僅僅是個政治屈從的問題──政治，只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捷克，從這個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是整體的文化面臨著危險：生活方式、習俗、藝術傳統、趣味、集體記憶以及日常道德。共產主義制度同樣也存在於南斯拉夫，但它達到了這種差異：它是一種在蘇維埃勢力範圍之外的共產主義制度，一個南斯拉夫人的日常生活比蘇聯公民的生活更像法國人的生活。我們近來染上了一種誇大政治制度重要性的習慣（它是被庸俗化了的馬克思主義遺產的一部分，說來奇怪，左派繼承了它，右派也同樣地繼承了它），不再理解文化是什麼。」
處境是否跟抗衡中共的香港很相似呢？最相似的東西是，反共者不知道自己也一齊繼承了共產主義最劣質的東西，不少人只是未上場的共產黨人。其中一樣，就是不再理解文化，落入凡事皆政治的庸俗。
哈維爾怎樣透過荒誕劇對抗這種極權同化？
「因而，在布拉格上演的這齣戲劇不是局部層次上的（一次蘇維埃家族中的家庭爭吵），而是集中而強烈地反映了歐洲的命運。眼下正在布拉格演出的是歐洲的幻想和誤入歧途的大悲劇；在布拉格預示了歐洲的可能毀滅。這就是為什麼最微不足道的捷克人是比任何法國人或丹麥人都更執著的歐洲人的原因。他每天都親眼看到『歐洲的死亡』，他每天都不得不保衛『他自己心中的歐洲』。對他來說，西方國家的道德和文化，一致地體現了一種直接和自然的需要。當他看到歐洲被一種『負罪情緒』所癱瘓時，當他聽到其聲音被削弱時，他感覺他的死刑判決再次被簽署了，這回是永遠地簽署了。」
我們經驗香港正在死亡，以為這種死亡來自政治被蠶食，而未有察覺到這死包括了文化之死、西方精神之死。我們一邊看自比西柏林，一邊悅納這個無文化的香港。我們嘲笑北方的刁民時，看不見香港人變得愈來愈野蠻，包括理性的野蠻，排除異見的專橫。當你仔細想下去，自會發現光復香港的宏願不是單靠街頭政治運動就可達成。令哈維爾心急如焚的東西也是如此。
意識形態是一種神秘主義，你有想過嗎？極權透過樣板化的官腔重新描述我們生活的社會，以法制術語和經濟數字來迷惑人心，漸漸我們每一個人都模仿着說官話，在民間的記者會和問券調查的電話中維持一樣的腔調，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對整個世界荼毒至深的就是這種「社會改造」，你看看人大開會便可見到它的最終形態。當你反共的時候，也反對這一套嗎？還是只屬取而代之？哈維爾最先鋒的地方，就是用語言作武器，去神秘化：
「哈維爾寫於二十世紀六○年代的那些荒誕劇的真正意義，正是對這種語言的『徹底的去神秘化』。這些戲劇展示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言語沒有意義，或者說與一般公認的意義不同，也或者說是一些帷幕，在它們的後面，現實已經消失。一九六八年後，當哈維爾被逐出那家劇院，並且被禁止繼續從事他對語言的文學探索時，他把自己的生活轉變為莊嚴的對語言的去神秘化：他成了《七七憲章》背後的主要推動者、它的創始人和發言人之一。」
制憲，寫行動綱領，這不都是一些很共產的事嗎？哈維爾和同道們也意識到，他們稍一不慎就會跌入這個陷阱。昆德拉最後這麼說：
「遵循著他二十世紀六○年代那些戲劇的榜樣，這一憲章所闡述的既不是一個革命綱領，也不是任何種類的政治綱領；它不是對那種『制度的基礎』的批判，也不是一個建立『更美好的世界』的方案。在憲章上簽名的那幾百個人，只是要求當局最受並公開宣布其正當的法律制度和人道主義原則。他們沒有進行爭論，但他們的確按字面意義來理解言語。因為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他們就天真地得出了全部結論。因為憲法提到了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受教育的權利，所以憲章運動者在那些其父母受迫害的孩子們不能繼續學業時，就感到震驚。他們的表現，就好像言語就真是它們應該是的那個意思似的。他們並沒有試圖表明官方意識形態是一種不好的東西，但他們坦直的關注並非偶然地揭示了掩蓋其真相的大騙局。
儘管有些溫文爾雅和過分講究的文牘主義，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憲章對這種制度之根基的抨擊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它正是一種對語言徹底的非神秘化。毫無疑問，在人性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可與之相匹敵的東西。因此，老實人必須被消滅。這就是對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審判的意義，審判的結果是在一九七九年秋判處他四年半的監禁。」
當你上街喊口號時，提防自己助長這種神秘主義，口號很容易替代了我們需要講的東西，也就是人話。人人高舉拳頭喊着一樣的口號，嗌過之後，你是否感到空虛？你可能已失去了自己的言語，你的行動可能已失去意義，你只能透過不斷行動去迴避這個問題。而自救之法，就是做回一個老實人，像哈維爾那樣。一群不老實的人，中共才不會害怕。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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