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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秦始皇后宮嬪妃為何在史書上集體失蹤？（三）｜知史百家

李開元、歷史春秋網

（續）

胡亥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賴，近於盲目，也成了他生存的依賴。始皇帝死後，胡亥將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賴，移情轉移到了老師趙高身上，最終釀成了身死國亡的悲劇。胡亥人性中的這樁隱情，隱藏在一個有名的故事當中，這個故事，就是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的故事，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故事大概如下:二世皇帝時，丞相趙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設法預先測試一下。他把一隻鹿獻給二世說:「這是馬。」二世忍不住笑了說:「丞相搞錯了吧？把鹿說成了馬。」他當即問左右的臣下們，臣下們或者沈默，或者說是馬，也有說是鹿的。事後，趙高網羅罪名，將說是鹿的人一一處治。從此以後，群臣都畏懼趙高。

指鹿為馬，已經成為漢語的常用成語，比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個故事，也廣為流傳到海外，日語中說傻瓜為「馬鹿」，詞源就在這裡。中文以指鹿為馬比喻顛倒黑白，著眼點在於趙高，是基於趙高的行為生出的意義。日語以「馬鹿」比喻傻瓜，著眼點在二世，是基於二世的行為生出的意義。這件事情，作為故事來聽，非常有趣，傻瓜加騙子，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作為歷史來看，非常離奇，難以令人相信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個歷史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今天的回答是，這個歷史故事，是一個有特殊背景的歷史故事。這個特殊的背景，就是胡亥與趙高之間的特殊關係。胡亥與趙高之間究竟有什麼特殊關係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請大家注意這樣一個問題，趙高為什麼敢於在二世面前如此顛倒黑白，二世又為什麼在趙高面前如同瞎了眼的傻瓜？

胡亥這個人，不善言辭，不喜歡交往，做事無城府而有些莽撞。他一生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信任的人依賴極深，幾乎到了盲信的地步。秦始皇在世時，他對秦始皇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講到的，秦始皇之所以格外寵愛他的原因之一。胡亥的這個特點，在始皇帝去世以後，非常明顯地轉移到他與老師趙高的關係上來。

趙高是始皇帝親自為胡亥選定的老師。始皇帝之所以選中他，首先是出於對他的信任，再就是看重他出類拔萃的才能。趙高早年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秦宮擔任尚書卒史，相當於秦王的秘書，長期在秦王嬴政身邊從事機要工作，後來被嬴政提拔為中車府令兼行璽符令事，就是秦王的御前車馬班長兼管秦王的璽印，可謂是得到嬴政絕對信任的心腹內臣。趙高曾經犯有大罪，蒙毅治以死罪，削其宦籍，秦王嬴政憐惜其才，赦免其罪，官復原職，可見嬴政對趙高的器重。

趙高做了胡亥的老師以後，深得胡亥的信任。始皇帝去世以後，胡亥將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任移情於老師趙高，他以後人生中所有的行動，都是在趙高的指導下進行的，可以說是事事聽從趙高。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七件事例來說明。

一、 沙丘之謀，二十歲的胡亥之所以上了賊船，偽造遺詔，逼迫長兄扶蘇自殺，是聽了趙高的勸誘。

二、 即位以後，他之所以誅殺兄弟姐妹，斷絕了人間的親情，也是出於趙高的主意。

三、 他曾經有意釋放蒙毅，重新起用，在趙高的反對下，他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四、 他苦惱生命短暫，想享受人生，知心話只對趙高傾訴，將趙老師視為唯一的密友。

五、 他身居宮中，不見群臣，由趙高充當群臣與自己的聯絡人，將趙老師視為自己唯一的代理人。

六、 當趙高幹政日甚，李斯和老臣們上書請求罷免趙高時，胡亥完全不能接受，他在給李斯的覆信中，極力為趙高辯護說:「你們說趙高有擅權生變的危險，這句話從何談起！趙高是仕宦於宮中多年的舊臣，心志不以安穩而鬆懈，不以危難而變易，行為廉潔，處事幹練，憑藉自身的努力，以忠誠上進陞遷，以信義稱職守位。朕甚為看重他，而丞相甚為懷疑他，究竟為何如此？」

七、 在表示了自己對趙高的信任以後，胡亥用幾乎近於哀求的語調請求李斯等大臣不要對趙高多疑，他說:「朕年少時痛失先人，人事上識知甚少，行事上不習治理，丞相年老，來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人世，朕不屬依趙君，還有誰人可以托靠？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適朕，丞相不要多疑。」他把趙高視為始皇帝死後的唯一依靠，幾乎賦予了兒子對父親的信賴。

正是出於這種信賴，當李斯等老臣堅持清除趙高、勸諫休養息民時，二世選擇了站在趙高一邊，他將消息通報給趙高，下令將以李斯為首的老臣們逮捕下獄，交由趙高審理處置。趙高羅織罪名，將李斯屈打成招，趙高將結果報告二世時，二世高興地說:「如果沒有趙老師，我幾乎被丞相出賣了。」

八、 陳勝吳廣起兵，天下大亂，鉅鹿之戰，秦軍主力被項羽消滅，劉邦軍逼近關中。趙高見大勢已去，發動政變，命令弟弟郎中令趙成(宮廷警衛大臣)和女婿咸陽令閻樂(首都咸陽市長)領軍攻入望夷宮中，逼迫二世自殺。臨死之前，二世與閻樂之間有一段對話，最可以看出二世與趙高的關係。

二世說:「能否見丞相一面？」閻樂回答說:「不可以。」

二世說:「希望得到一郡之地為王。」閻樂仍然回答不可以。

二世又說:「請求得到一萬戶的封地為侯。」又被拒絕。

二世尚存一線希望說:「願意與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待遇比況諸位公子。」

閻樂無意再聽下去，說道:「臣下接受丞相的命令，為天下誅除足下。無論足下如何多說，臣下也不敢答應。」於是閻樂指揮部下逼近二世，迫使二世自殺。

俗話說，死前吐真言。二世一生，看重的是個人生命；死前，他最強烈的願望就是活下去。二世一生，信任的是老師趙高，死前，他的第一個願望，就是見趙高一面。他知道發動政變、逼迫自己自殺的人就是趙高，竟然無怨無恨，只求見一面，他對趙高的依賴，至死也沒有改變。

身為歷史學者，我每讀史書到這裡，總感到驚奇。胡亥與趙高的關係，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師生，私下裡是親友，情結上宛若父子。胡亥對趙高的信賴，幾乎是不可動搖的事情。在這種絕對的信賴中，胡亥已經變成了盲目的傻子，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判斷力，甚至失去了常識上的判斷力。如果我們明瞭這種歷史和心理的背景，指鹿為馬的故事大概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胡亥為什麼會得到始皇帝格外寵愛的原因，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瞭解。

不過，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寵愛胡亥，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麼呢？我認為，可能與他的母親有關。

胡亥的母親是誰？　　

不管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中看，如同始皇帝這樣的權勢高位者寵愛幼子，常常還有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在眾多的妻妾中，幼子的母親往往是年輕貌美，最得老夫歡心。妻是新人美，嬌妻幼子好，愛屋及烏的人情，古往今來如此。關於胡亥的母親，史書上完全沒有隻言片語提到，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要多說幾句。

在古代中國，特別是秦漢體制的政治格局中，王后或者皇后往往比較低調，對政治干預較少。待到夫君過世，兒子做了皇上，自己做了太后以後，不但備受尊崇，高調出頭，往往權高位重，積極干政。特別是在兒子年幼即位的時候，太后常常成了施政的中心，太后的親屬們也形成一大政治集團，這就是我們不時耳聞的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權。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權，是世襲王政體制下的制度性產物。

秦國歷史上，始皇帝的高祖母宣太后、養祖母華陽太后、母親帝太后都曾經擅權一時。二世皇帝的母親，在胡亥即位以前默默無名，這可以理解，然而，二世即位以後，也沒有聽說過有關她的任何活動，她的名字也完全不見於任何記載，這就不但奇怪，而且異常了。

我常常說，古史的記載，只有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都沒有記載，都是空白。在如此巨大的空白中，我們往往需要作合理的推想，儘可能地樹立一些識別性的標竿，既提示可能的方向和背景，也留待新的研究和發現來證實、填補、修正和證偽。對於胡亥的母親，我們不妨由此作一點合理的推想。

我們前面講過，胡亥絕對信賴趙高，他收到以李斯為首的老臣請求清除趙高的上書後，曾經回信請求老臣們不要懷疑和加害老師趙高。胡亥在回信中把趙高視為始皇帝死後自己唯一的依靠，賦予了兒子對父親的信賴。這封信見於《史記·李斯列傳》，原話是這樣的:「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在這裡，胡亥提到自己「少失先人」。胡亥所說的「少失先人」，首先應當理解為父親始皇帝的過世；不過，胡亥「少失先人」，也可能包括他的母親更早就已經過世。不然的話，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他的母親還健在的話，應當成為太后，母系一族，也應當為他提供支持和援助，不至於除了老師趙高而外，幾乎是舉目無親，流露出如此巨大的孤獨感。也許，正是因為胡亥的母親在始皇帝去世以前就已經早早過世，所以，始皇帝愛屋及烏，將對早逝嬌妻的愛憐轉移到胡亥身上。也正是因為如此，歷史上沒有留下她參與政治的記錄。

愛屋及烏的秦始皇，特意為胡亥選定了老師趙高。秦始皇之所以選定趙高，當然是看重他出類拔萃的能力，趙高是第一流的書法家和法律專家，也是車技高強的武士和幹練的能吏。另一方面，趙高是趙國人，出身於趙國的王族，他的趙國出身，可能也是秦始皇選他做胡亥老師的原因之一。為什麼這樣說呢？

戰國時代，各國語言文化差異較大，同一國家出生的人之間，交流更為方便。比如始皇帝的母親是趙國人，呂不韋為他找的面首嫪毐也是趙國人。秦始皇選用趙國出身的趙高作為胡亥的老師，或許是因為胡亥從小熟悉趙國的語言文化，選用趙國出身的趙高更為方便？

胡亥生於秦王政十八年，當時，他的祖母帝太后趙姬還在(十九年去世)，趙姬是趙國人，這可能是胡亥與趙國關係密切的因素之一。不過，在胡亥與趙姬之間還有一位人物，這就是胡亥的母親。胡亥的母親，或許出身於趙國？她的趙國出身，正可以將趙姬、胡亥、趙高等趙國元素連接起來，為撲朔迷離的歷史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

追蹤疑案到了這裡，我們對於秦始皇為什麼格外寵愛胡亥，為什麼考慮選取他為繼承人的問題，可以說有了大致的瞭解，對於誰是胡亥母親的問題，雖然也可以說是樹立起了幾個識別性的標竿，然而，詳細的真相，仍然深藏在歷史的汪洋大海中，無法找到可以引導我們繼續深入下去的線索。對於破解誰是秦始皇的皇后、秦始皇的後宮究竟是些什麼人的疑案，我們剩下的最後線索，就是長子扶蘇了，我們將繼續追查下去。

《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開元，出版社:中華書局

（三之三，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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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

笨蛋，問題在「水位」／公孫策
#去梯言 #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爭議聲中，有年輕人說：「不改革，我將來領什麼？」

誠然，年金的問題至大且至為迫切，可是，現在成為改革對象的族群，他們也曾年輕過，他們當年怎麼沒有提出過這個問題？雖然從前沒有年金制度，但是，為什麼從前的年輕人不擔心退休後的生活問題？

我當學生期間，軍公教的子弟都得以免學費，其他人並未提異議，因為知道軍公教當時是所得弱勢族群；進入社會就業，只有相對少數的同學會優先選擇公教為職業，那時候，公教人員仍屬中低收入。曾幾何時，他們成了「不當高所得」族群？

事實上，這個過程也是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縱剖面：早年物資匱乏，社會普遍不富裕，政府財源有限，軍公教人員乃只能領微薄薪水，而政府只能以保障退休收入，來維繫軍公教人員能安於崗位（「十八趴」還得有存款才享受得到）。後來台灣經濟起飛了，整個社會都富裕起來，政府收入增加，軍公教每一兩年都有加薪，記憶中幅度多半是「三趴」，比起民間企業加薪動輒雙位數，仍然差很大，所以軍公教仍然不是就業的優先選擇。直到近二、三十年，經濟成長節節下降，民間企業薪資水準隨之下降，軍公教人員的薪資才「水落石出」。其實，石頭並沒有移動，是平均薪資水位下降了。

這正是最近一股「懷念蔣經國」之風的心理背景：很多人懷念那一段「水位持續上升」的日子，那種情境之下，年輕人根本不擔心退休問題。

王莽篡漢後，為什麼人心思漢？且看當時民間的一句順口溜：「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原來，人民懷念的是西漢的五銖錢，而非西漢末年的劣政。王莽因人心背離西漢而能篡漢立新，可是他為了展現新朝新政，將五銖錢廢掉，採行一套極其複雜難行的貨幣制度，結果搞到金融大亂，人們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人心乃從懷念五銖錢轉為人心思漢，最後民怨沖垮了王莽的新朝。

年金改革固然愈來愈迫切，可是執政者拿不出方法「提高水位」，看著水位下降，只會責怪「石頭」。蔡總統說「年金能改革，就沒有改革不了的問題」，可是年金改革「不拚多賺，只拚砍老」，或許現在的年輕人「將來有得領」，可是能領到多少？如果人心懷念「水位上升的日子」，執政者還認為「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