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很妒忌 Mirror 和 Error | 盧斯達 on Patreon】
寇比力克《2001 太空漫遊》開首,講述洪荒時代一班猩猩的原始生活。那時大地荒蕪,四處有猛獸威脅,猩猩們朝不保夕。一塊神秘石碑出現,一隻猩猩觸摸了石碑,便學懂了使用工具:與敵對幫派爭吵時,牠用一塊骨頭打死了對方,開始吃肉,掌握了猩猩甚至整個星球的最高權力,生物開始加速進化。然後鏡頭一轉,猩猩的後代建立了文明,已進入太空時代,足跡散播到地球以外。
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viu 旗下男子組合 Mirror 和 Error 爆紅,也帶來了文明因妒忌而擴散的類似效應。例如有網絡記者表示,萬人空巷的追星場面,等於麻痺意志,也向外國宣示了香港市面已經恢復的畫面,又談及認為追星者很多都是性生活不協調或者沒有男友。例如 (主要服務黃絲的) 網絡專頁抓到明星的小辮子,見對方在網上談及某名牌波鞋,即送上「暗示女粉絲代為購買」,高呼「公平咩」。或者黃津珏在本周日《明報》撰文,強烈批判大眾甚至文化界都吹捧「黃色 pop song」的現象。雖然最後的例子值得談得更深入和複雜,但三者都是源於妒忌,繼而心理防衛機制啟動。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妒忌。文化程度低的會「失言」,文化程度高的妒忌則是理論化起來而顯得較為複雜。
網絡記者是看到娛樂流行文化重新興起,社會注意力因而貌似分薄,威脅到其生存或者存在感。這感受不必然經得起事實考證,但個人感受的確是很個人化,沒有對錯而言。網絡專頁高呼「公平咩」當然是想像出一個淫亂的濕滑世界,那個世界裡面郭嘉駿會利用其性魅力獲得好多好處,食哂D女,因此亦對心理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想像者亦可能持續受到人生中的 sexual frustration 所困擾,所以對潛意識的假想敵一言一行特別敏感。
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人類有一千種面對神——超過自己的東西——的方法,也有一千種面對妒忌的心態。有些猩猩敢於觸摸石碑,其他猩猩會認為牠們背叛了祖宗和更有道德的方法,然後碎碎念地進入 evolution dead end。現代人類也是這樣的,現在西方都學了中國文革講出身成份那一套。你是女人,成份好點;有色人種,成份好點;性小眾,成份更好;無法界定性別 (non-binary) 更是宇宙頂點。跟他們本身為人處事和成就漸漸沒有關係,他們的身份成份才是一切。至於男人自然有天生原罪,皈依女性主義,可以減你少少刑。至於很多人都認為批評要私下講,亦是真的,因為我每次批評完何式凝都會有學界中人私底下跟我說,終於有人講喇,但我身份唔方便講,只好默默轉發——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特別。
面對妒忌,可以昇華出競爭和自強意識,結果可以是建設性的。然而這個「主流——地下」、「強——弱」、「高——下」的結構也很迷惑人,如果一個人一群人的批判意識鎖定在結構本身,就會慢慢以支流本身為榮,而不是支流本身裡面確確實實的文化或藝術品。在更大的意識汪洋裡面,以弱為美、以強為醜的文化,發展成一種很隱密的弱民手段,使人慢慢變得消極而又苦大仇深,十分痛苦,看到 Mirror 和 Error 就更痛苦——但同時,與 Mirror 和 Error 帶來的痛苦搏鬥,又奇異地成為他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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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比力克《2001 太空漫遊》開首,講述洪荒時代一班猩猩的原始生活。那時大地荒蕪,四處有猛獸威脅,猩猩們朝不保夕。一塊神秘石碑出現,一隻猩猩觸摸了石碑,便學懂了使用工具:與敵對幫派爭吵時,牠用一塊骨頭打死了對方,開始吃肉,掌握了猩猩甚至整個星球的最高權力,生物開始加速進化。然後鏡頭一轉,猩猩的後代建立了文明,已進入太空時代,足跡散播到地球以外。
當初接受「天啟」的猩猩,會為猩猩社群吹來改變的風。牠甚至不用刻意作為,其他猩猩都會改變。因為牠們都目擊「猩猩中的摩西」得到「上天祝福」,而自己沒有。在那頭猩猩面前,大家都變得次等,因而世上第一種情緒是對未知的恐懼,第二種情緒就是認識了之後的妒忌:對世界上第一個權力秩序的妒忌。因為有了妒忌,所以其他猩猩都有了「希望像他一樣」的意志。其他猩猩都會學著牠,要不觸摸那塊魔法的石頭,要不就學習先知使用工具。於是人們的意志和智慧飛速發展,進化成人類,壓倒所有生物,在星球上建立非凡霸權。
viu 旗下男子組合 Mirror 和 Error 爆紅,也帶來了文明因妒忌而擴散的類似效應。例如有網絡記者表示,萬人空巷的追星場面,等於麻痺意志,也向外國宣示了香港市面已經恢復的畫面,又談及認為追星者很多都是性生活不協調或者沒有男友。例如 (主要服務黃絲的) 網絡專頁抓到明星的小辮子,見對方在網上談及某名牌波鞋,即送上「暗示女粉絲代為購買」,高呼「公平咩」。或者黃津珏在本周日《明報》撰文,強烈批判大眾甚至文化界都吹捧「黃色 pop song」的現象。雖然最後的例子值得談得更深入和複雜,但三者都是源於妒忌,繼而心理防衛機制啟動。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露出妒忌。文化程度低的會「失言」,文化程度高的妒忌則是理論化起來而顯得較為複雜。
網絡記者是看到娛樂流行文化重新興起,社會注意力因而貌似分薄,威脅到其生存或者存在感。這感受不必然經得起事實考證,但個人感受的確是很個人化,沒有對錯而言。網絡專頁高呼「公平咩」當然是想像出一個淫亂的濕滑世界,那個世界裡面郭嘉駿會利用其性魅力獲得好多好處,食哂D女,因此亦對心理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想像者亦可能持續受到人生中的 sexual frustration 所困擾,所以對潛意識的假想敵一言一行特別敏感。
黃津珏在《明報》的文章〈7.21兩周年反思異見中的異見〉,流露了對於「邊緣」、「地下 Band 仔」——甚至是「批判者」——的身份認同,會以「我們這班有進步意識的文化工作者」定位自己。非主流認識上的對立面自然是「主流」。對於主流、娛樂、明星甚至電視台的重新復辟,這自然可以是一種威脅。甚至說,「文化界朋友」和進步媒體都在熱捧,威脅就更大。追星行為背後,是否輾壓獨立音樂界的生存空間?黃亦在文中提及自己「當大家在追 TVB 的什麼《衝上雲霄》時,我正跟着朋友拿發電機到街上搞音樂會鬧警察、因工廈文化空間問題與政府周旋」,單獨來看,這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先覺,但很明顯這裡的回憶流露一種不 (夠) 被理解的苦悶。雖然黃圈裡面 (其實是香港人本身) 的反智風氣、界別之中不講老實說話的情況,也好像是真。黃至少很在乎甚麼,雖然那「甚麼」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合理。相比起來,上述的網絡專頁並不執拗,大多數人喜歡甚麼,就順著他們的意思說。大多數人想被欺騙和安慰,就提供欺騙和安慰。
黃津珏談及的「異見中的異見」其實很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19 年示威到肺炎爆發,香港的存在感擂台大為改變,「反送中運動」作為無權力者的集結,令她們更加苦大仇深。因此就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反送中運動好父權,「前線勇武」搶走了其他人的權力,也有人去外國學術期刊批判香港疫情初期,某黃店因為香港不作為不封關而不服務「普通話食客」即為疑似種族歧視,相當不進步等等。斷章取義地看,人們去反駁這類歧視帽子,也可理解為黃色暴政以及黃店不能接受批判。其實跟黃不黃沒關,只是何式凝和黎明 (中國籍,女)首先太妒忌別人的存在感,太耐不住寂寞,一頭都是個人想像。
人類有一千種面對神——超過自己的東西——的方法,也有一千種面對妒忌的心態。有些猩猩敢於觸摸石碑,其他猩猩會認為牠們背叛了祖宗和更有道德的方法,然後碎碎念地進入 evolution dead end。現代人類也是這樣的,現在西方都學了中國文革講出身成份那一套。你是女人,成份好點;有色人種,成份好點;性小眾,成份更好;無法界定性別 (non-binary) 更是宇宙頂點。跟他們本身為人處事和成就漸漸沒有關係,他們的身份成份才是一切。至於男人自然有天生原罪,皈依女性主義,可以減你少少刑。至於很多人都認為批評要私下講,亦是真的,因為我每次批評完何式凝都會有學界中人私底下跟我說,終於有人講喇,但我身份唔方便講,只好默默轉發——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特別。
面對妒忌,可以昇華出競爭和自強意識,結果可以是建設性的。然而這個「主流——地下」、「強——弱」、「高——下」的結構也很迷惑人,如果一個人一群人的批判意識鎖定在結構本身,就會慢慢以支流本身為榮,而不是支流本身裡面確確實實的文化或藝術品。在更大的意識汪洋裡面,以弱為美、以強為醜的文化,發展成一種很隱密的弱民手段,使人慢慢變得消極而又苦大仇深,十分痛苦,看到 Mirror 和 Error 就更痛苦——但同時,與 Mirror 和 Error 帶來的痛苦搏鬥,又奇異地成為他們之所以為自己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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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胡言亂語(李怡)
中國外長王毅訪問歐洲五國,換來法國放棄使用華為,德國改變親中路線,歐盟開始考慮與美國結盟採取「圍中」政策。王毅其後在東盟峯會視訊會議上,批評美國軍機、軍艦頻繁進出南海攪亂整個區域秩序,換來主席國越南的外長表示:我們歡迎美國為東盟對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發展所作的努力。接着,習近平參加中歐領導人視像會晤,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香港、新疆的人權問題,習近平的回應是中方不接受人權「教師爺」,兩天後,馮德萊恩就在她的國情咨文中回應中共人權狀況,宣佈「馬上提出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提案」。香港被美國第一輪制裁和緊接第二輪制裁的高官與建制派,真係要「多得王毅、習帝唔少」。
甚麼是「教師爺」?他的出處是京劇傳統劇目《打漁殺家》的一個人物,是土豪莊主的拳腳教頭,也是欺壓漁民的打手。實際上不是習帝所指的那種角色。不過,以中國這一代掌權者的知識水準,不會有人知道了。
央視主播李紅報道台灣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率團去大陸參加海峽論壇消息,打出標題是「兵凶戰危,這人前來求和」,台灣朝野譁然,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要求央視道歉,一貫霸道的央視怎會?收拾攤子,就讓李紅出來辯解說「求和」的意思是「尋求和平」,意思是促進兩岸溝通,又強調她純屬個人表述不代表官方。咁都得?翻遍所有漢語詞典,恐怕都找不到說「求和」是「尋求和平」的意思。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又回應,「不要把主持人的個人言論無限放大。」但習近平不是曾經指令中國新聞工作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嗎?央視主持人在節目上說的話可以有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個人言論乎?
不過,中共從來處事都是只顧「權宜」而沒有一貫原則,因此言行總是前後矛盾。對新聞工作者發號施令,就要求「同中央保持一致」,到說錯話要解困時,就說是「個人言論」。幾天前,嗌交部發言人講到在海上抓捕的12名港人,說他們「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但他們是去台灣,華大媽這樣說,不是正說明她才是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嗎?
中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不堪,除了非洲國家,幾乎同全世界撕破臉了。遠因是暴發戶財大氣粗和向全世界擴張勢力引起反彈,近因則同中共向全球展示霸凌香港直接有關,但若沒有中國從領袖到涉外高官的胡言亂語,也不會對「天下圍中」產生如此大的助攻效應。這當然同極權政治的只問權力、沒有是非原則有關,但觀諸中共國前幾代的領導人和外交官,即使在被孤立的5、60年代,也還像樣,說話有分寸,不至於像現在那樣幾乎每句話說出來都是反效果。
最近,習近平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讀一篇長稿又讀錯字,更抄襲去年反送中香港一位現已流亡海外的李珏熙為激勵群眾而創出的口號。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整整一代領導層的問題。這一代領導層,在中國文革期間正值長知識的青春期,而文革是毀滅知識的年代。那時候的青少年,被認為最該學的與最擅長的就是罵人和打人,而且罵人也不懂得不帶髒話的含蓄技巧,完完全全就是粗鄙語言。
在今天,在中國高官的帶領下,自稱是中共國治下的中國人,很可能在外國人眼中被視為與文明漸行漸遠的族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