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班加西的秘密士兵武器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推薦閲讀：撤退阿富汗🇦🇫倒數第五天：這次他不是記者，他是加入逃離的難民》

* 一名阿富汗記者 Bil​​al Sarwary 眼中的阿富汗二十年悲歌：（BBC精選）

我們國家的風景，是謊言，在靜䀄的天空下，殺戮始終蠢動。

塔利班在 2001 年被推翻，他的國家發生了轉變。

但在他看來，美國錯過了試圖帶來持久和平的機會。

過去兩周，他的家鄉發生了可怕的轉折，他自己的生命也處於危險之中。

⋯⋯⋯⋯以下為阿富汗記者Bilal的文章：

2001 年，我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明珠飯店擔任地毯銷售員，度過了平凡的一天。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在銷售地毯時，無意中瞥了一眼電視，親眼目睹了一架客機駛入紐約世貿中心的戲劇性鏡頭：然後第二架飛機，最後另一架飛機撞上五角大廈。

我知道，我們的生活永遠不會一樣了。

國際注意力立即集中阿富汗，執政的塔利班被指控為恐攻主謀賓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提供庇護。

就在第二天，飯店大廳突然擠滿了數百名外國媒體工作人員，他們迫切需要會說英語的阿富汗人，在他們越過附近邊境進入阿富汗時，協助他們擔任翻譯。

我接受了這個提議，從此以後我沒有停止這份工作。

我小時候並未在阿富汗生活——1990 年代蘇聯軍隊撤退時，我們全家逃離內戰。時隔多年，當我第一次再次進入喀布爾時，我震驚地發現我的故鄉如廢墟，建築物變成瓦礫和扭曲的金屬。

所有城市歡樂喧囂的跡像都消失了。

人民如此貧窮，如此恐懼。

我最初在阿布扎比電視台工作，並與其他五名記者一起住在洲際飯店。每天早上醒來，籠罩於恐懼的陰霾中，因為喀布爾已成為美國空襲的主要目標。

我看到基地組織特工和塔利班從我們飯店空中、大廰裡來來往往，我看到他們在附近的街道上閒逛。

爆炸聲響徹夜空，我當時想：我們的飯店會不會是下一個轟炸目標？

然後，12 月初的一個早晨，塔利班消失了。

幾個小時之內，人們再次在理髮店外排隊剪鬍鬚。有節奏的阿富汗音樂再次於街道響起，填補爆炸留下的真空。

阿富汗在那天早上，好似重生了。

從那一刻起，我密切參與觀察阿富汗人的第一手生活，當他們恢復日常生活時，我不再是一名翻譯，而是身為一名記者。

從東面的 Tora Bora 到 Paktia 的 Shai Koat 戰役，我親眼目睹了塔利班被推翻。

塔利班戰士消失於山區農村地區，他們的領導人逃往巴基斯坦。回想起來，這是一個錯失的機會，那是美國應該與塔利班坐下來討論和平協議的時候。

我看到曾經信奉塔利班統治的民眾，真正願意放下武器，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

但美國人不希望那樣。

在我的報導生涯中，包括我和許多其他阿富汗人都認為：美國的動機是在 9/11 事件之後，進行報復。

隨後的幾年更是一連串的政策錯誤。

貧窮而無辜的阿富汗村民，遭到美軍轟炸或拘留。阿富汗政府支持美國人在各山區作戰，於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造成了可怕的鴻溝。

我清楚地記得在喀布爾和加德茲之間的高速公路上，美國人錯誤地逮捕並拘留了一位名叫賽義德·阿巴辛的出租車司機的事件。

他的父親 Roshan 先生年事已高，是 Ariana 航空公司的僱員。在我們揭露資訊錯誤後，阿巴斯先生最終獲釋。

但其他人並沒有那麼幸運。

美國人堅持採取強硬手段，在阿富汗平民中造成了過多的生命損失。為了盡量減少美軍的傷亡，他們使用炸彈和無人機。當炸彈和無人機被放在戰爭武器的優先位置時，代表許多無辜民眾會死亡。因為無人機分不清誰是塔利班，誰是平民？

於是對美國人的信任，日月削弱，雙方和平談判的希望也逐漸消退。

阿富汗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也有過短暫的樂觀情緒。

我曾經可以在開闊的道路上行駛數千公里，不必擔心死亡。

在深夜或清晨，從喀布爾開車至霍斯特省和帕克蒂卡省的偏遠村莊，我平安穿越阿富汗那些美到驚人的山谷、湖泊、鄉村。

2003年是轉折點。

那一年，美國侵略伊拉克，這激怒了99%信奉伊斯蘭教的阿富汗平民。

起義者開始以新的力量進行反擊。

我清楚地記得某一個日子。那一天，一枚巨大的卡車炸彈刺穿了喀布爾的心臟，震動了這座城市，震碎了窗戶。

我是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記者之一，我對自己目睹的一切感到震驚。這是我第一次親眼明瞭什麼將成為阿富汗人民的新常態，一種生活中不得不承受的事實——屠殺、肉體和死屍散落濺滿鮮血的阿富汗土地上。

之後，情況變得更糟。

後來我們才漸漸明白，在市中心發生針對阿富汗軍隊、外國軍隊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卡車炸彈和自殺式襲擊，只是標誌著這場殘酷悲劇的序幕。

作為回應，美國人升級了對空襲的依賴，這一次他們擴大了對塔利班清掃的目標清單——結果是所謂反恐包括了轟炸阿富汗農村地區的婚禮和葬禮。

阿富汗人開始將天空視為恐懼之源。

凝視日出、日落、星星，成為靈感來源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在前往坎大哈市附近鬱鬱蔥蔥的綠色 Arghandab 河谷的旅行中，我渴望看到阿富汗最著名的石榴。

但我抵達時，紅色流淌的是當地居民的鮮血，而不是石榴果實。

我所看到的是阿富汗許多農村地區發生的事，只是整個阿富汗戰爭的一個縮影。

塔利班已將他們的戰士推入山谷，但政府軍正竭盡全力將他們擊退。山谷地區的控制權在雙方軍事力量之間拉鋸，無辜的阿富汗平民被夾在中間。受傷、癱瘓、或是死亡。

那一天，我細數了 共33 次美軍的空襲。

而之後我已經數不清塔利班發動的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的次數了。

房屋、橋樑和果園，都被炸毀了。

美國的許多空襲都是由虛假情報導致的：這些情報往往由一些想要在村莊解決自私的阿富汗個人領導權或土地糾紛的人所提供。

美國地面部隊和阿富汗人之間日益缺乏信任，這使美軍已無法從謊言中分辨真相。

塔利班就在這些謊言所製造的美軍攻擊中，使阿富汗人開始反對政府，也成為招募聖戰士的沃土。

就在此時期（2001 年至 2010 年），阿富汗的 9/11 一代——那些已獲得印度、馬來西亞、美國和歐洲留學機會的年輕阿富汗人——回來加入阿富汗的重建工作。

這個新世代本來希望成為偉大民族復興的一部分：結果完全相反，他們發現自己面臨著難以接受的挑戰。他們熱情地回到家鄉，但他們看到的是美國人扶植的新軍閥，他們看到的是政府腐敗盛行。

我們國家的風景，是騙人的謊言。

美麗的山谷、陡峭的山峰、蜿蜒的河流和小村莊，很容易讓旅人驚嘆。

但它呈現出的和平形象並沒有給阿富汗人帶來任何和平。

阿富汗人在自己的家中，沒有安全感，無法找到安寧。

大約四年前，我在瓦爾達克省的一個小村莊參加婚禮。夜幕降臨，人們聚集，星空下享受食物。天空如此晴朗，但突然間，爆發出轟隆隆的無人機和飛機的聲音。很明顯，附近正在進行手術式飛彈空襲攻擊。

厄運降臨婚禮派對上。

那天晚些時候，我發現自己與一名塔利班戰士的父親分享了 Kabuli pilau、麵包和肉，他詳細描述了兒子如何在赫爾曼德省被殺的。他的兒子只有 25 歲，留下了一個寡婦和兩個年幼的孩子。

父親帶著憂鬱的驕傲解釋，雖然他只是一個卑微的農民，但他的兒子是一個有才華的戰士，他相信人民應該為不同的生活而戰。

我啞口無言。

在這個老人的臉上，我看到的只有痛苦和悲傷。

在塔利班的控制下，音樂是不被允許的，即使在婚禮上也是如此。

相反，所有的村民聚會，都充斥著這些悲傷故事的交換。

人們常常忽視塔利班的成員是誰：他們有寡婦、失去兒子的父親，以及因美軍轟炸，而被炮彈攻擊癱瘓的年輕人。

當我問這位塔利班戰士的父親想要什麼時，他的眼裡充滿了淚水，他說：“我要結束戰鬥。夠了。我知道失去兒子的痛苦。我知道阿富汗必須有一個和平進程，必須停火。”

我的喀布爾辦公室，距離一家大型軍事醫院只有幾公里。

來自我的家鄉庫納爾省的朋友、家人和熟人，經常要求我陪他們去醫院，以確認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成員親屬的屍體。

有時候，我覺得我所在省份眾人的心，已經被這些棺材的重量壓垮了。

當美國川普總統政府2019年在多哈開始與塔利班談判時，我們最初也滿懷希望。阿富汗渴望全面和永久停火，談判被視為唯一途徑。

我和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人一樣，在我有生之年從未見過我的國家和平。

沒過多久，我們的夢想就破滅了。

很明顯，和平會談只是塔利班為了利用戰場上的勝利，再下一城：它不是試圖就和平願景達成一致。

從阿富汗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和平協議毫無意義且充滿著被出賣感。

2020年美國人從監獄中釋放了 6,000 名塔利班戰士和指揮官，這些士兵和指揮官被釋放，以交換塔利班願意實現可信和有意義的和平以及永久停火。

但那從未發生過。

相反，和平進程在令人心碎的高調暗殺中，蒙上了陰影。

我們國家一些來自媒體、法律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最有能力的人士，一個又一個在家門口被莫名殺害。

就在美國人和塔利班進行談判的時候，我記得一位當地警察局長在一場戰爭委員會會議中突然站起來，指責美國人通過與敵人交談，放棄阿富汗軍隊。 “他們在背後捅了我們一刀，”他生氣地說。

像許多阿富汗人一樣，他與美國近二十年的關係，也陷入了痛苦之中。

我以前的一個同學是塔利班成員，我們年齡相仿。在過去的 20 年裡，儘管他堅持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我們仍繼續交談。

但最近，我在婚禮上看到了他，我可以看到他的態度是如何變硬變壞的。我看到並感受到了這場衝突，如何真正分裂了阿富汗人。

當我們見面時，我們幾乎無法交談。他不是我在白沙瓦的記憶中，那個打板球和用多汁的橙子塞滿我們臉的同學。

他個人的故事又是另一個阿富汗人深深的失落之一。

他的兄弟、父親和叔叔，在一次美軍因虛假情報和當地塔利班小規模對抗的突襲中，平白無故喪生。

十多年來，阿富汗累積的悲痛與殘酷，使和平成為太遙遠的夢。

最近幾週，我報導了落入塔利班的首府喀布爾，當地大規模投降，無人反抗。

但起初我還認為塔利班無法進入喀布爾，並無從接管這座城市。

我記得事情發生的前一個晚上，我採訪過的政府官員，仍堅信他們可以在美國空襲幫助下，繼續控制喀布爾。

美國的空軍沒有出現。

也有人預測權力會從和平過渡到包容性政府。

但當前總統加尼乘著直升機離開，一切皆成幻影。

塔利班突然進入這座城市。

空氣中瀰漫著恐懼——人們非常害怕看到他們，回來了。

最後，我被告知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我換了兩件衣服，和我的妻子、我的寶貝女兒和我的父母一起被帶到一個秘密地點。

這是一座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每一寸土地，我都如此熟悉，我屬於這個城市，我真是難以置信竟然沒有一個地方對我而言，是安全的。

我想到了我的女兒索拉——她的名字意思是“和平”——我想到我們曾經許諾給她的未來，已經破敗不堪，這簡直是毀滅性的。

當我前往機場時，有人提醒我，這是我生命中第二次離開阿富汗。

我到達那裡，多年工作的回憶再次讓我不知所措——那應該只是我作為記者前往戰爭前線的旅行吧！

然後我看到所有在機場的人，這些家庭都排隊想逃跑。

他們是埋葬夢想和抱負一代的阿富汗人。

但這一次，我不是來報導這個故事的：我是來加入他們的。

Bilal Sarwary: 'The plane hit the tower and all our lives changed'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58071592

—圖片：阿富汗瓦罕走廊美景，阿富汗進入新疆的唯一通道，玄奘取經來回經過的地方。走廊三分之二在阿富汗境內。

●訂閱【TVBS 文茜的世界周報】YouTube頻道：https://pse.is/3b7x9h
並開啟🔔

《預判塔利班將掌權，俄羅斯上週已大軍壓境 土庫曼等三國 表達對塔利班不信任 俄羅斯與阿富汗的九年戰爭歷史糾葛 使俄羅斯比美國更了解阿富汗》

塔利班士兵 開著繳獲的美製悍馬車，進入阿富汗西南 尼姆羅茲省首府紮蘭季，這是塔利班打下的首個省會城市。

聲音來源：Sky News新聞:這是阿富汗4月時各省的地圖，紅色部份是塔利班控制的領土，當北約撤軍後有著迅速的變化，而這些省會城市在6天內已全部淪陷

塔利班士兵：這城市已經在掌控之中，我們的戰士正在城裡巡邏

Indus News主播：塔利班已占領了加茲尼省的首府，成為一週內淪陷的第十個省會

聲音來源：TRT World新聞：武裝分子威脅要奪取阿富汗34個省會中的16個，而有18個省面臨落入他們手中的威脅

塔利班為爭取最大的談判籌碼，發動的閃電攻勢所向披靡，阿富汗政府軍的潰敗速度出乎美國意料，
只能再派轟炸機遏制塔利班的攻勢，但美國人空襲後可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 是大量平民的傷亡

聲音來源：France 24新聞：這所位於赫爾曼德省首府的高中，在遭阿富汗政府軍空襲後所剩無幾

聲音來源：央視新聞：在阿富汗的西部城市赫拉特，當地居民被告知躲到安全的地方去，然而砲彈來襲時，他們根本無處可躲

赫拉特居民穆斯塔法：我當時正在去姊姊家路上，結果炸彈擊中了我，我的肝臟動了手術，我的胳膊和腿都受傷了，兩條腿已經截肢了

在赫拉特的這家醫院，一週內已接收超過200個平民傷者，而東北的庫納爾省無情的砲火摧毀許多人的家，當地一所學校成了避難所，但這裡什麼也沒有，孩子們只能睡在地板上，睡在椅子上，睡在石頭地上

聲音來源：阿富汗難民：戰火已經把我們的村莊毀了，所有人都離開了自己的家，我們到這學校有十幾個晚上了，我們的孩子病了，根本沒有人管我們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 Ravina Shamdasani ：平民傷亡繼續增加，關於可能構成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違法行為的報告不斷出現，我們都知道城市戰導致數十名平民喪生，我們以前見過太多次了，在阿富汗自7月9日以來，僅僅在四個城市，拉什卡加 坎達哈 赫拉特和昆都士，至少有183名平民喪生 1181人受傷，其中包括兒童

逃避戰火的難民湧入相對安全的喀布爾市郊，官方統計，至少77000個家庭流離失所，這裡缺藥品 缺食物，甚至沒有乾淨的飲用水

DW主播：塔利班現在在阿富汗現在全國範圍內取得進展，迫使許多阿富汗人逃離 大多數人向西越過邊界前往伊朗，許多人繼續從那裡進入土耳其，而媒體報導說 每天有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

逃離戰火的難民長途跋涉數千公里，期待在歐洲獲得庇護重生，土耳其近來就捕獲多起由人蛇協助的阿富汗難民大軍，歐盟邊境管理局說，今年7月從巴爾幹的非法入境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
，地中海再現險象環生的海上偷渡，重演當年敘利亞內戰的人道主義危機。而為避免難民入境，西邊的巴基斯坦基本上已關閉所有與阿富汗的通道，2640公里的邊境線，已完成90%的圍欄阻隔，並派兵24小時巡邏警戒。

俄羅斯第一頻道主播：距離阿富汗邊境不遠的塔吉克斯坦，開始了大規模軍事演習，在美國倉促撤離後，那裡的局勢急劇升級

而在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 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則用更激進的方式 隔絕阿富汗內戰帶來的安全隱憂，自7月起就與俄羅斯在邊境線上舉行大規模的反恐軍演，演習假想有2500名武裝份子，自阿富汗非法入境，由俄羅斯Su-25攻擊機和武裝直升機先進行空中壓制，再由裝甲兵地面掃蕩。基於同為「集安條約組織」成員，俄羅斯對這些中亞國家有集體安全上的義務，而軍演針對當前的阿富汗局勢，背後更有俄羅斯與塔利班間，充滿仇恨與不信任的歷史糾葛。

聲音來源：CNN紀錄片《Cold War》：喀布爾 阿富汗 1978年4月 一場軍事政變使得左翼掌權

1978年，激進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在蘇聯支持下成功政變，在阿富汗推動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除了「鬥地主」式的土地改革，更讓婦女摘下面紗，與男性平起平坐接受教育。但在保守的農村，這樣的改革被認為，威脅伊斯蘭的基本教義。

阿富汗伊斯蘭毛拉(教士) Sahar Gul：共產黨想要變革神的律法，他們想要毀掉伊斯蘭傳統

於是 許多穆斯林開始加入「聖戰」 反抗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阿富汗陷入動盪，這讓蘇聯在1979年揮軍南下，此時與蘇聯處於冷戰對抗的美國認為有可趁之機。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布里辛斯基：是的 首先解決伊朗，然後是阿富汗和宗教分子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裡辛斯基向總統卡特報告，蘇聯若趁阿富汗危機向南滲透，將進而掌控波斯灣油田，他建議支持阿富汗的「聖戰」 並透過巴基斯坦 援助軍火，布裡辛斯基更親自到前線，對「聖戰士」喊話助威。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布里辛斯基：那頭的土地都會是你們的，有一天你們都要回去，因為你們會戰勝，奪回自己的家園，拿回清真寺，因為你們的訴求正確，真主在你們這邊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布里辛斯基：我們開始透過各種途徑給聖戰士提供武器，比如 一些蘇聯製武器是從埃及和中國來的，甚至從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府弄來蘇製武器，當然他們都得到我們物質的獎勵，同時，我們從阿富汗的蘇聯軍隊買武器給聖戰士，因為那支軍隊太腐敗了

除了武器和資金，美國CIA也秘密訓練聖戰士的武裝行動，其中包括賓拉登的基地組織及創建塔利班的毛拉 穆罕默德歐瑪，這讓蘇聯陷入阿富汗戰事泥沼，有1.5萬人喪命異鄉，最終在1988年黯然退兵。
而塔利班給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所帶來的夢魘並沒有就此結束，境內恐怖襲擊不斷，俄羅斯因此在前蘇聯三個中亞加盟共和國租用軍事基地並部署重兵，緊盯著阿富汗局勢的變化。

俄羅斯國防部長 紹伊古：我們看到ISIS(伊斯蘭國)積極地從不同的地區往那裡(阿富汗)移動，包括從敘利亞和利比亞

俄羅斯防長紹伊古稍早透露莫斯科方面的情報，並前往塔吉克商討軍力部署，這次從俄羅斯中央軍區派出參加軍演的各類軍事裝備，將暫時擺在塔吉克與阿富汗邊境旁的201軍事基地，雖然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會重蹈覆轍，再次揮軍南下，對當前的阿富汗進行軍事幹預，而塔利班也已向莫斯科輸誠，表明會切斷與恐怖組織的關係，但歷史因素讓莫斯科對塔利班，充滿著不信任。

https://youtu.be/MYAMll2ggA8

#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
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