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王明哲 /作詞：路寒袖 /鳳飛飛演唱
【陳唐山回憶錄：黑名單與外交部長】
『第二章 第二個二十九年』
一九六四年我搭乘ＣＡＴ飛東京航班，展開了我的留學生涯。
目睹二二八事件和成長過程的總總經驗，讓我感受到外來統治者對台灣人的歧視。我和同年代許多大學畢業生一樣，自覺留在台灣有志難伸，所以在一九六四年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
當時出國留學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必須通過層層關卡，除了托福成績達到標準才能申請簽證外，甚至連砂眼也要檢查；最麻煩的是必須找到保證人，因為保證人必須擔保出國留學的人思想純正、家世清白，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為人做保。另外生意人也不能當保證人，所以只能找公教人員，最後我央請台大機械系的翁通楹教授協助，獲得他的保證後，終於通過申請。
我有獎學金，不必擔心學雜費問題，當時我是ＣＡＴ職員，搭機享有優惠票價。但是前往一個遙遠的陌生國度，總要準備些經費，以備不時之需，於是透過好友邱義昌向台大畜牧系的楊清白教授借了三百美元，便隻身赴美。
班機過境日本時，剛好遇到東京奧運會，當時日本經歷戰後十九年的復甦，並在池田勇人首相推動的「國民所得倍增計畫」下，整個日本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在繁華的東京買了一件大衣和一台照相機，總共花掉一百五十美元。到了美國，口袋裡也只剩一百五十元，就這樣我展開了留學生涯。
踏入美國不久，常聽聞有些台灣留學生將中華民國護照燒毀或丟棄，以表示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厭惡，這種做法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封閉社會，資訊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沒有出國還真無法體驗什麼是「自由的滋味」。就像我的同窗羅福全，他服完兵役後先到日本留學，一到日本呼吸自由的空氣後，驚覺民主自由竟如此美好。這種劇烈的心理轉折，活在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但卻是我們那一代留學生的共同記憶。
身處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新大陸，我有了進一步了解台灣的機會，我在美國的圖書館看到許多台灣相關檔案，這些資料在島內是無法碰觸的禁地。到了美國終於大開眼界，不再自甘於象牙塔內的學生生活，我開始思索如何為台灣略盡棉薄之力，讓自己的故鄉也能同享民主自由。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像陳隆志、張燦鍙等人，有人直接投入政治運動，有人透過學術力量發聲，從海外對國民黨政權施加壓力。
剛到美國的時候，人生地不熟，難免感到孤單。不過，人與人的緣分就是如此奇妙。一九六四年走進奧克拉荷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諾曼（Norman）校區第一天，就在校園碰到關仔嶺會議的發起人陳榮成，我欣喜若狂，立刻決定搬去與他同住。陳榮成是嘉義朴子人，嘉義中學小我一屆。一九六〇年我在澎湖當兵錯過了六月十九日的關仔嶺會議，想不到我們竟然在美國重逢，而且還是同校。
當時陳榮成正在翻譯前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所著《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我們經常一起討論翻譯內容。我在美國讀到這本書，十分訝異竟然有美國人如此詳盡的記錄台灣歷史，透過這本書，我看到許多國民黨政權刻意隱瞞的真相，受到很大衝擊。
當時，陳榮成還拿出在東京出版的《台灣青年》這本日文雜誌與我分享，內容有許多鼓吹台灣獨立的想法。在那個嚇破膽的年代，聽說很多留學生看到《台灣青年》不敢直接用手去拿，而是用筷子去夾，因為國民黨情治人員與外圍組織無遠弗屆，遍佈海內外，隨時刺探著留學生的一舉一動，他們深怕用手去拿會留下指紋，一旦遭到舉發，除影響自己的返鄉和就業外，就連親戚朋友都會受到株連。當時海外留學生的惶恐程度，可見一斑。
《台灣青年》是當時在東京的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羅福全共同籌辦的雜誌，從日本寄到美國各地，這是全球獨盟成立前的刊物，對我有重要的啟蒙意義。因為出國前我常思考台灣未來走向這些問題，但在國民黨的圍堵與控制下，島內很難出現系統性的論述，到了海外看到這些理念形諸文字，印證自己的思考方向與這些台獨運動者不謀而合，進而確信獨立才是台灣未來的自然歸趨。
如今回想起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的陋室中，一燈如豆，翻閱著《台灣青年》的場景，猶歷歷在目。
為追求台灣住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台灣必先獨立，這是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共有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我開始著手邀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成立台灣同學會，除了聯繫感情，同時宣揚台灣人所共同追求的理想。我們的會員其實只有二十人左右，但我被選為會長後，開始遭受奧大中國同學會的攻擊，以及休斯頓（Houston）中華民國領事館的威脅恐嚇。
既然已被國民黨政府盯上，也就沒有害怕與否的問題，我進一步放膽去參加各種讀書會和串連台灣同鄉會。當時諾曼校區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已組成親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同學會，以外省人居多；我和陳榮成另組台灣同學會，當然引來側目，我是會長，自然成為首要目標。
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因護照到期，我便把護照寄往休斯頓領事館辦理延期加簽，那時國民黨統治當局已認定我是台獨份子，並將我列為黑名單，所以直接沒收我的護照。走到這步，已無退路，我只能繼續向前。
護照被沒收後，我變成無國籍的人，因為還要繼續完成學業，內人與小孩也剛到美國團聚，不能讓他們成為失根的浮萍。當時有人建議我去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ce），我想除此之外也別無他途，只好姑且一試。在沒有律師和他人幫助下，填完表格就去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拿到美國永久居留證。
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台灣人在海外談自己家鄉的文化歷史與國家的未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卻認為這就是台獨、不法份子。我的人生就像台語說的「潦落去」一樣，從護照被沒收那一刻起，就註定走上反對運動這條不歸路。後來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不但自己回不了台灣，就連家人也無法赴美。
註一：為喚起台灣人的自主意識，戰後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仿襲林獻堂、蔡惠如等人於一九二〇年在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創辦同名期刊，做為海外留學生的啟蒙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