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非非暴力、而是和平的建造〉
作者：陳韋安
早前我在這專欄寫過「暴力四步曲」：〈暴力〉、〈好撒瑪利亞人的暴力〉、〈暴力是罪的餘溫〉、〈談《驅魔人》的暴力犧牲〉。今期開始，我將會不定期撰寫一個相關課題：和平。
為甚麼要談「和平」呢？正如我先前所說，面對一個尚未得贖的暴力世界，暴力一直都在。暴力不好，但非暴力卻也並非完美，因它往往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轉移「暴力的主體」。雖然，我要再三強調，「非暴力」確實是現實中（de facto）基督徒大部分情況的倫理取向。但是，作為「否定神學」的非暴力不能成為基督教社會倫理的核心——基督徒社會倫理不應以否定的「非」作基礎。無論如何，無論是暴力或非暴力，若要真正思考暴力問題，教會不應只沉醉於「基督徒是否贊同暴力」的思維。我不是說這問題不重要，而是基督徒對暴力的思考不能永遠停留在這起步點。
巴特在1922年的《羅馬書釋義》的倫理部分巧妙地以兩大主線剖析基督徒的政治倫理：「最大的消極可能性」（Die große negative Möglichkeit）以及「最大的積極可能性」（Die große positive Möglichkeit）。所謂「最大的消極可能性」，就是基督徒消極、被動的行動。某程度來說，巴特沒有否定這「消極可能性」——「順服掌權者」、非暴力、非革命式的「無為」（Nicht-Handeln）皆是好的。但是，它不能單獨存在。因此，巴特指出以羅馬書13:8-10 進一步建構「最大的積極可能性」。我認為，這個「最大的積極可能性」，正是「和平」的建構。
從「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的角度來看，「和平」絕非只是暴力的缺席。著名和平研究學者加爾通（Johan Galtung）指出，和平不只是「暴力的缺席」（absence of violence）——「暴力的缺席」只是「否定性的和平」（negative peace）；另外，和平也不只是「守護和平」（Peacekeeping），更應是具創造性的、主動的、積極的「製造和平」（Peacemaking）。因此，和平其實更應指向「和平的建設」（peacebuilding）。和平不是純粹一個想像中的靜態畫面——沒有事情發生。和平更是以愛、互信、利他精神的社會氣氛。因此，這種「和平的建設」正好回應巴特所講的「最大的積極可能性」。這就是所謂的「肯定性和平」（positive peace）。
明顯，這種以「和平」作為倫理核心的看法建基於耶穌基督登山寶訓的教導：「和平製造者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太5:9）其中，和合本所謂「使人和睦的人」，正是「和平製造者」（Peace-maker）的意思——不只是微觀的「使人和睦」，而是宏觀的「和平建造」；不只是被動、回應性的非暴力，而是積極的「製造和平」；不只是「和平的」（peacable），而是「建構和平的」（peace-making）。
因此，教會的首要倫理身份不是「非暴力者」，而是「和平創造者」。總的來說，「非暴力、非非暴力，而是和平的製造」——這正是我所提倡的基督教社會倫理之主線。
（不過，對於「和平」這概念，實在有太多觀念需要釐清的地方，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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