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01)
《伴侶》的時代
1974年,保釣運動健將、台灣作家郭松棻同他父親郭雪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香港時,我問松棻有什麼需要,他說他爸爸是畫家,想在香港找一個學畫時的老朋友,叫任大漢。我說,我認識一個畫家叫任真漢。郭先生說就是他。於是我聯絡任老,他一聽是郭雪湖,立即趕來。在灣仔帆船酒店見面,兩個老人拉著手,高興得像小朋友見面一樣。
郭雪湖是台灣知名畫家,任真漢原籍廣東花縣,二人分別是1908、1907年出生的同代人。任真漢原名任瑞堯,7歲時隨家人去台灣,在台灣拜畫家蔡雪溪為師習畫,賜號「雪崖」,與郭雪湖是師兄弟。後來去日本習油畫。在台灣和大陸輾轉多年,戰後落腳香港。任真漢幼時因病失聰,但能讀懂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本話的唇語,並能講話回應。他憑自學而擅長寫作,又懂得醫療生理知識。當時在香港難以憑畫畫糊口,於是在報上寫專欄,也是多產作家之一。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以忽庵筆名寫的歷史小說《西太后》和《武則天秘錄》;他用筆名莊綺寫少女的生理問題專欄「女兒經」和「莊綺信箱」,也受歡迎。1963年創刊的《伴侶》半月刊,邀他寫「新女兒經」,許多少女讀者追讀,卻不知道這位莊綺姐姐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
不知道是否因為同郭雪湖重新聚首的關係,任真漢其後又以極大精力投入繪畫生涯,而且還當起裱畫專家。他在1991年去世。去世前兩年,他應邀回到他的畫家生涯起點的臺北大稻埕舉辦個人畫展。畫展名為「聾仙任瑞堯無聲詩畫展」。直到現在,任真漢的畫仍然在繪畫市場有價,藝術成就也得到藝評界肯定。
1963年,我與吳羊璧創辦《伴侶》,主要的寫手開始是靠我們二人,以及畫家王鷹(王綺薇)的插圖配合,其後約稿範圍擴大到舒巷城、陶融(何達)、亦舒以及新崛起的年輕寫作者。讀者對象鎖定少男少女,更以少女為主,因為那個時代香港社會開始有較多的女性就業機會,工廠妹、白領妹、學生妹,愛幻想,嚮往愛情,有感情苦惱,也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純文藝,未必能吸引眾多感情迷濛的少男少女,而較沒有深度或者可以說是「輕浮」的「文藝性」刊物,就是《伴侶》的定位。專欄作家馮鳳三說,音樂有「輕音樂」,那麼《伴侶》也可以稱為「輕文藝」了。
我在《伴侶》寫愛情小說,散文詩,也介紹一些大部頭的世界文學名著的精華,講中外名人情史。用得較多的筆名是「舒樺」。
1966年,在《伴侶》銷路穩定並有微利的基礎上,我們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
《文藝伴侶》刊載了舒巷城的詩與小說、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盧景文畫插圖,亦舒的小說及散文、李英豪的荒誕劇介紹、何達的詩與詩評、柳木下的詩與翻譯等等。更邀得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為有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提供指導。《文藝伴侶》最終無法打開銷路,更因只有我是全職,一個月出三本雜誌也真是吃力,因此只出版了四期便告停刊。
伴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單行本,包括我的小說《當他再來的時候》和《生活的陰影》等,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和小說集《倫敦的八月》,他說這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小說中最喜愛的幾篇」。我們在1964年和1967年又編輯了兩本《香港影星年鑑》,1964年版列名了414位香港演員及其簡歷,1967年版列名的影星就有482人。為當年的影界留下一個記錄。
1967年,左派掀起暴動。新聞、電影、出版的社會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左右分明,中性的文化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羊璧固然要全力在《文匯報》工作,而這時出版界的領導人也向我提出將《伴侶》轉讓給中共直轄的機構「青年樂園」系統經營,我回到上海書局工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幾個創辦人也覺得經營下去不易,於是同意安排。轉讓後,我仍然為《伴侶》寫過一陣稿,大約一年後,接手的人也辦不下去了。
從1963到1967,是我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算是創出成績。《伴侶》雖無疾而終,但那幾年也把我的編輯寫作能力作了很好的磨練。
五六十年過去了,一些舊刊和舊書我也沒有留存下來。不過,近年還遇見兩個記得《伴侶》雜誌的讀友,雖未見面但有信息交往。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57)
圖1,《伴侶》創刊號和《文藝伴侶》創刊號。
圖2,1961年女兒出生,母親到觀瀾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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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20)
劉賓雁的啟示
劉賓雁1925年出生,2005年在美國病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說,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生活在中國,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超過9年,那就是1956到57那一年,和1979到87那8年。
不到9年,卻用筆也用生命寫出了讓我極受影響的篇章。1956到57,他寫了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我讀到這些作品時是20歲,那時我傾心文學,又受中共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所影響。劉賓雁的作品,使我認識到反映真實就是文學的靈魂,揭露和批判現實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既是文學使命,也是作家最好的「為政治服務」。《本報內部消息》中,他批評總編輯保守,不敢報導真實的社會狀況,報紙索然無味。當我正慶幸中國的文學和新聞開始可以大膽批判現實、促使社會進步時,緊接著掀起的反右運動猶如當頭一棒,我傾慕的作家劉賓雁受到鋪天蓋地的批判,而所有中國報刊,都只有片面之詞,而看不到他本人有任何回應。我相信他這時候很痛苦,厄運正降臨。
二十二年之後,文革結束兩年,我讀到劉賓雁的新作《人妖之間》,繼續鞭撻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貪污,我在主編的《七十年代》予以全文轉載,把這篇作品推介到香港和海外,讀者的普遍反映是:中國可以發表這樣的作品,讓他們看到希望。接下來,劉賓雁又以記者身份到各地採訪,記錄許多人與事,寫下《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人血不是胭脂》等報告文學,而最轟動的就是《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給劉賓雁帶來第二次厄運。他受到鄧小平點名批判,又開除黨籍。1988年他出國訪問,一年後發生六四事件,他也就濟留美國,沒有再回到中國去。
1982年,劉賓雁在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期間,我到美國跟他作了一次訪談。1988年我去洛杉磯,劉賓雁也正好在那裡訪問,於是我又同他作了一次訪談。兩次訪談都刊在我編的雜誌上。
在第一次訪談中,劉賓雁講到他的過去,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和感受。他出生和成長在日本人佔領時期的哈爾濱,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彼時彼地人們是享有言論自由的,青年作家是可以自己印書出版的。比照自己日後的「不自由」,這種印象成了他對童年生活的主要記憶。
他14歲就接近哈爾濱的中共外圍組織,1944年19歲入黨,一直在共青團工作。他也同白樺一樣,自己相信出身純正。他在1956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寫出批判性的報告文學,顯然他認為這是一個黨員應該盡的言責。
1956年發表那幾篇報告文學,廣受讀者歡迎,劉賓雁因此還獲得升級和加薪。但宣稱「陽謀」的反右運動一來,他的命運立即從天堂掉到地獄。他說他「變成一無所有。什麼都不被承認,你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一切都不算數了。」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在這段長達22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中,他感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是你是賤民,不是一個人,誰都可以罵你,侮辱你,右派帽子摘了之後還被叫做「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分子的檔案猶如一個人的影子,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他認為「這種精神折磨最可怕」,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心上。另一個痛苦之處,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比如你見到一個孩子剝樹皮,你勸阻他:不能剝,樹會死的。小孩會罵你:「你管得著嗎?老右派!」22年的右派生涯什麼都不能做,四人幫倒台後還是被投閒置散。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一生中最有用的時光,就這麼荒廢了。
劉賓雁選擇報告文學這種形式去寫作,主要是因為在中共體制下,新聞一直是管得死死的。即使在思想最開放的八十年代,劉都說過「理論界是活了,文學界也會跟著活起來,最死的是新聞。」但劉自認是新聞記者,生平最想獻身新聞事業。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實際上他作品的文學性很強,批判鋒芒尤其銳利。我從他的作品和生平中獲得的人生啟示,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敢於揭發事實真相。新聞要報導真相,無法如實報導,就另闢蹊徑,從文學入手報導真相。寫評論更要基於事實真相。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True, 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52)
圖1,訪問劉賓雁。
圖2,1988年4月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學生邀請,參加香港九七前途討論會,劉賓雁前來合影,右二是另一與會者李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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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18)
歸處何方
在我父輩的親屬中,交往較多的就是五叔李剛了。名叫李剛的人很多,五叔不是那個2010年以「我爸是李剛」的特權,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所指的李剛,也不是曾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其後因被指「涉嫌嚴重違紀」而被免職的李剛。五叔原名李存溢,1925年出生,15歲那年從香港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在延安進入魯迅文學藝術院主修大提琴,後來成為作曲家和指揮家,49年後在北京參加建立國家級的歌劇舞劇院,擔任行政領導工作,經歷所有的政治運動,包括受到殘酷鬥爭、虐待的文革。文革後擔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多次帶藝術團體到香港和外國,在文化部12年後退休。
1972年文革期間,他被打為「黑幫」在幹校勞動,我獲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我提出想見五叔的要求,於是當局把他從邊遠調回北京見面。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五叔多次來港,我們見面頗多。1997年他退休後,經我聯繫,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歸處何方》。2006年我到北京在他家留連幾天。2007年1月五叔在北京病逝。
在他寫的回憶錄中,講到1943年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他認為這場運動是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發起的。運動使不少熱血青年一夜之間成了「國民黨特務」,而他的三姐、即我的三姑姐李慧蓮被關押一年多失去自由,被輪番拷問,最後不得不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運動高潮過後,與弟弟重見,二人抱頭痛哭。不久,三姑姐就病倒了,一年後離世,死時不足25歲。
從中共建政後,就不斷以運動治國來看,把「搶救運動」推到康生頭上,可能是五叔「為尊者諱」而已。他的回憶錄接著就談到了1949年後不斷發動的「階級鬥爭」運動。大致上說,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所有的黨外知識人就鴉雀無聲了;1959年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問題和弊病,被毛發起「反右傾運動」批鬥彭德懷,牽連大批人,由此而黨內也鴉雀無聲了;到了文革在全民掀起互相揭發互相鬥爭的運動,也就使全國人民都鴉雀無聲了。五叔在回憶錄中指出,歷次運動對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衝擊最大的,除了文革,要算反右派鬥爭。他說他作為歌劇舞劇院的領導之一,深感未能保護無辜的藝術家而不安。他特別提到五十年代自美回國的歌唱家張權,在反右中受到的傷害。他沒有仔細講這位歌唱家的遭遇,但提到她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多年,晚年回到北京,住房問題也一直不能解決。她1993年去世,遺願是要在北京天主教堂做追思彌撒,並葬在天主教墓地。
前文談到的林秉寧,董建義,都是籍籍無名的右派分子,而鼎鼎大名的右派知識人當中,我直接認識並且作過訪談的,有三個人:電影劇本《苦戀》的作者白樺,1956年發表「干預生活」的作品的劉賓雁,和香港《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上世紀八十年代跟這三人所作的長篇訪談,使我對中共國的認識,有很大的提升。
白樺在《苦戀》中寫一個歸國畫家凌晨光在中國的悲慘遭遇,他在厄運連連之後,還反對女兒隨男友出國,於是他女兒問他:「您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1947年即17歲就參加了解放軍,成為軍中作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開除了軍籍。1964年重回軍隊。白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15歲就左傾,17歲就參軍,自認為出身「純潔」,不同於來自舊體制的人,他有資格真誠地、不會被人懷疑地說話。白樺在1979年獲平反後,仍然揭露政治生活中問題的初心仍然不變,1979年發表《苦戀》,1981受到批判,成為文革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批判矛頭直指他劇本中「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句話。我訪問他時,他仍然認為他的遭遇只是因為中共的政治生活處於不正常狀態,若正常就不會遇到這些事。但實際上他的遭遇,是在專權體制下正常不過的事。
跟劉和徐訪談的啟示,後文再講。
五叔和三姑姐李慧蓮1943年回歸延安,1950年代我的同級同學和其後許多香港工人回歸祖國參加建設,五叔講到的張權從美國回歸,哈佛醫學博士董建義的回歸,白樺筆下的畫家凌晨光的回歸,還有千千萬萬我們不知道的回歸,他們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不是一堆數字,開始時或者都有一段蜜月期,隨後的遭遇是不同程度的大同小異。1997年香港的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24年的變遷,現在和未來的變化,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歸處何方。(51)
圖1,1972年訪京,與五叔五嬸和他們的女兒在他任職的中國歌劇舞劇院門前。
圖2,1987年12月白樺訪港,後立者是香港影人韓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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