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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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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說說公道話
退休離開鴻海七年了，我一直堅守一個「不評論前東家」的原則，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主動寫文章來解釋。
今天看到各大媒體報導，蔡總統談到郭台銘董事長的富士康集團說到：「台灣首富講這個話，說服力比較不強，郭董事長應思考，他的工廠內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想不開？」
大家都知道蔡總統意指，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發生的「跳樓事件」。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一年之間發生了12起跳樓事件，主要都在深圳龍華及觀瀾廠區。
這次不幸事件，根據郭董事長自己的說法，是鴻海成立37年所面臨最大的危機。由於這次的危機處理，我是深度參與，我覺得我有必要出面說明。
在2009年11月，龍華廠區一位負責保管一個重要客戶的手機樣機大陸工程師，將這個重要的樣機遺失了。其主管得知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和保安單位報告。
保安部門當天即約談了這位孫姓工程師，直到晚上才讓他回廠區內的宿舍。沒想到這位工程師，當天晚上就跳樓自殺身亡。
事隔幾天後，公安調查顯示是有人偷走了這部樣機，與該孫姓工程師無關。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郭董事長對該工程師之死，覺得負有道義責任，又念在該員來自鄉下，家境清寒，因此郭董事長決定給予100萬人民幣的撫恤金。在2009年，這可是天大的數字，以一個工程師而言，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於是，各方媒體大幅報導，成為當時的大新聞。
2010年春節過後，許多作業員選擇返鄉不回或是換工作，正是工廠大擧招工的季節。但是，一個大危機正在形成，而我們都沒有察覺。
在春節大招工之後，陸續出現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死者家屬紛紛到龍華廠區抗議，要求巨額的撫恤金。經過媒體報導之後，跳樓成了流行病。5月底發生第7跳之後，郭董事長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取名叫做「愛心平安工程」，他本人擔任「總指揮」，並且徵調我擔任「副總指揮」，動員全集團力量，防止再次發生。
當時，在總部龍華廠區的各大門，都有海峽兩岸及國際媒體駐守，就等著下一跳的發生。自殺事件經過媒體渲染報導，更加防不勝防，直到第12跳，北京的中央政府派出一個由人社部和公安部兩位副部長帶隊的百人調查團進駐龍華廠區，調查富士康是否「血汗工廠」。
在經過一個月的調查之後，結論是，富士康對於員工的管理與福利，遠比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來的優越。「血汗工廠」的名稱，完全不能用在富士康上。
但是，跳樓事件已經成為國際焦點，因此調查團在返京前，要求富士康用盡一切力量，阻止跳樓事件再次發生，讓數字停止在12。
於是，我們採取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在全中國大陸廠區的高樓佈下「天羅地網」，讓想自殺的員工上不了屋頂、開不了窗子，即使上了屋頂也有「隱形網」讓人跳不出去，即使突破重重關卡，跳了出去，也有二、三樓之間舖的網子，將其接住。
在經過了足足100天的努力之後，富士康真的把跳樓和其他方法自殺的數字，停止在12。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郭董事長和經營管理團隊最痛苦的回憶。許多醫療團隊、宗教團體和心理專家，都被請到總部來協助我們，除此之外，沒有人伸出援手，海峽兩岸只有看熱鬧的，郭董事長甚至還被台灣某些人稱為「台灣之恥」。
事後檢討，我們才發現，春節過後的數十萬人大招工，招進了大批有精神重症的人，和「烈士型自殺」動機的員工。跟我們合作的深圳康寧醫院（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醫院），所有病床全部住滿，我們只好通知家屬來接人，卻得到一句「我們好不容易把人送交給你們，這是你們的問題了。」企業經營的困難，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靠自己解決了。
中國大陸的自殺死亡率，在199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十萬人有23個。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在2000年時，大陸自殺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9.4人，到了2012年，這項數字大幅下降了59.6％，成為每10萬人有7.8人死於自殺。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2017年全球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有10人。而根據中華民國衛福部統計，2017年台灣的自殺死亡人數為3871人，以台灣人口2357萬人換算，每10萬人是16.4人。
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僱用超過百萬人，就算以大陸2012年自殺死亡率7.8來計算，豈不是接近80個人？然而，每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我們能夠為這12跳辯解嗎？郭董事長心中的冤屈何處去訴？
我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經常教訓我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個「短」字是指「短處」、「痛處」，意指做人要厚道，即使吵架、打架，也要有所節制。
郭董事長身為大陸台商，在異地奮鬥，身受委屈時，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罷了，在台灣的自己人也跟著喊打，心中之痛可想而知。
事隔九年，蔡總統挑郭董事長心中之痛來諷刺他，是否不夠厚道？如果郭董事長必須要為這12跳負責的話，那麼2017年台灣有3871人自殺死亡，是否也應該由蔡總統來負責？蔡總統是否也應該自問，在她的政府領導之下，為什麼會有3871個人想不開？
或許蔡總統並不了解這12跳的細節，也不了解台商在大陸打拼的辛苦，因此也不好批評她。但是這也應了我一向的看法，「海峽兩岸的命運，都握在那些最少去對岸，也最不了解對岸的少數人手裡。」
我來說說公道話
退休離開鴻海七年了，我一直堅守一個「不評論前東家」的原則，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主動寫文章來解釋。
今天看到各大媒體報導，蔡總統談到郭台銘董事長的富士康集團說到：「台灣首富講這個話，說服力比較不強，郭董事長應思考，他的工廠內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想不開？」
大家都知道蔡總統意指，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發生的「跳樓事件」。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一年之間發生了12起跳樓事件，主要都在深圳龍華及觀瀾廠區。
這次不幸事件，根據郭董事長自己的說法，是鴻海成立37年所面臨最大的危機。由於這次的危機處理，我是深度參與，我覺得我有必要出面說明。
在2009年11月，龍華廠區一位負責保管一個重要客戶的手機樣機大陸工程師，將這個重要的樣機遺失了。其主管得知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和保安單位報告。
保安部門當天即約談了這位孫姓工程師，直到晚上才讓他回廠區內的宿舍。沒想到這位工程師，當天晚上就跳樓自殺身亡。
事隔幾天後，公安調查顯示是有人偷走了這部樣機，與該孫姓工程師無關。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郭董事長對該工程師之死，覺得負有道義責任，又念在該員來自鄉下，家境清寒，因此郭董事長決定給予100萬人民幣的撫恤金。在2009年，這可是天大的數字，以一個工程師而言，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於是，各方媒體大幅報導，成為當時的大新聞。
2010年春節過後，許多作業員選擇返鄉不回或是換工作，正是工廠大擧招工的季節。但是，一個大危機正在形成，而我們都沒有察覺。
在春節大招工之後，陸續出現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死者家屬紛紛到龍華廠區抗議，要求巨額的撫恤金。經過媒體報導之後，跳樓成了流行病。5月底發生第7跳之後，郭董事長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取名叫做「愛心平安工程」，他本人擔任「總指揮」，並且徵調我擔任「副總指揮」，動員全集團力量，防止再次發生。
當時，在總部龍華廠區的各大門，都有海峽兩岸及國際媒體駐守，就等著下一跳的發生。自殺事件經過媒體渲染報導，更加防不勝防，直到第12跳，北京的中央政府派出一個由人社部和公安部兩位副部長帶隊的百人調查團進駐龍華廠區，調查富士康是否「血汗工廠」。
在經過一個月的調查之後，結論是，富士康對於員工的管理與福利，遠比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來的優越。「血汗工廠」的名稱，完全不能用在富士康上。
但是，跳樓事件已經成為國際焦點，因此調查團在返京前，要求富士康用盡一切力量，阻止跳樓事件再次發生，讓數字停止在12。
於是，我們採取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在全中國大陸廠區的高樓佈下「天羅地網」，讓想自殺的員工上不了屋頂、開不了窗子，即使上了屋頂也有「隱形網」讓人跳不出去，即使突破重重關卡，跳了出去，也有二、三樓之間舖的網子，將其接住。
在經過了足足100天的努力之後，富士康真的把跳樓和其他方法自殺的數字，停止在12。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郭董事長和經營管理團隊最痛苦的回憶。許多醫療團隊、宗教團體和心理專家，都被請到總部來協助我們，除此之外，沒有人伸出援手，海峽兩岸只有看熱鬧的，郭董事長甚至還被台灣某些人稱為「台灣之恥」。
事後檢討，我們才發現，春節過後的數十萬人大招工，招進了大批有精神重症的人，和「烈士型自殺」動機的員工。跟我們合作的深圳康寧醫院（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醫院），所有病床全部住滿，我們只好通知家屬來接人，卻得到一句「我們好不容易把人送交給你們，這是你們的問題了。」企業經營的困難，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靠自己解決了。
中國大陸的自殺死亡率，在199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十萬人有23個。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在2000年時，大陸自殺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9.4人，到了2012年，這項數字大幅下降了59.6％，成為每10萬人有7.8人死於自殺。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2017年全球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有10人。而根據中華民國衛福部統計，2017年台灣的自殺死亡人數為3871人，以台灣人口2357萬人換算，每10萬人是16.4人。
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僱用超過百萬人，就算以大陸2012年自殺死亡率7.8來計算，豈不是接近80個人？然而，每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我們能夠為這12跳辯解嗎？郭董事長心中的冤屈何處去訴？
我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經常教訓我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個「短」字是指「短處」、「痛處」，意指做人要厚道，即使吵架、打架，也要有所節制。
郭董事長身為大陸台商，在異地奮鬥，身受委屈時，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罷了，在台灣的自己人也跟著喊打，心中之痛可想而知。
事隔九年，蔡總統挑郭董事長心中之痛來諷刺他，是否不夠厚道？如果郭董事長必須要為這12跳負責的話，那麼2017年台灣有3871人自殺死亡，是否也應該由蔡總統來負責？蔡總統是否也應該自問，在她的政府領導之下，為什麼會有3871個人想不開？
或許蔡總統並不了解這12跳的細節，也不了解台商在大陸打拼的辛苦，因此也不好批評她。但是這也應了我一向的看法，「海峽兩岸的命運，都握在那些最少去對岸，也最不了解對岸的少數人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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