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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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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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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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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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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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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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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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皇上翻牌意思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漢文帝雖未開疆拓土,卻是行仁政,養民生的好皇帝|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漢文帝劉恆,西漢第三代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母親薄姬,雖然在宮中地位不高,但處事淡泊,為人謹慎;劉恆七歲被封為代王,就國於偏遠的代地(今山西境),薄氏也隨子就國,從此遠離宮幃是非之地。劉邦去世,呂后專權,劉邦諸子多為呂后所害。至呂后去世,劉邦諸子只剩下了淮南王劉長和代王劉恆。這也算是劉恆的避禍得福吧!
呂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呂后駕崩。九月,諸呂被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諸臣誅除。因惠帝劉盈無子,而呂后所立少帝非惠帝之子,故被廢黜,經諸臣權衡,遂擁立代王劉恆繼承皇帝位,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基本國策就是:休養生息。他在位其間,勵精圖治,從諫如流,把國家帶入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時期。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是這樣評論漢文帝的:「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就是說,漢朝立國至文帝己有四十餘年了,文帝治國,德行最好。一個有作為的皇帝,除了有符合實際的治國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還會有精闢的言論流傳於世。現從《史記.孝文本紀》中,選出部分可以古為今用劉恆語錄來,以資借鑑。
劉恆說法制: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與大臣們討論司法問題時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被治罪,卻還要讓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兒和兄弟連坐並罰款,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請討論。」他還說:「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當,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並引導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為準繩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並使之犯罪呀。還怎麼能談得上禁止犯罪?」
在討論時,對劉恆的這兩段語錄,司法大臣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廢除了民怨極大的連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繳罰款的條文。遺憾的是,這只限於劉恆時代,以後仍連坐如初。到了明、清,連坐罪更是令人髮指了,朱棣在處死方孝孺時,還創造出一個株連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專制時代,百姓的命運完全繫於皇帝個人德行的好壞。
劉恆說自己:漢文帝前元二年十二月,在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後,文帝即詔告各地官員:「…。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直譯就是:「…。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包括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公正,能直言敢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員要履行各自的職責,減輕百姓的繇役,節省官府的費用,做利於民眾的事。」
古人認為: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的異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糾正過失。此時的漢文帝並沒有把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而是自責自糾並下詔讓官員幫助自己糾錯。這與後世那種文過飾非,把人禍歸罪於天災的作法相比較,簡直判若雲泥。
劉恆說批評:漢文帝前元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用今天的話說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宮庭外設有進善言的旗幟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打通建言治國方略的途徑和招徠進諫的人。可是,現在的法令中,有誹謗領袖罪、妖言惑眾罪和顛覆政權罪,這就使得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了,而做皇上的也就無法知道自己的過失了。這樣下去,又怎能招攬到天下賢良之士呢?政府應廢除這些阻礙言論自由的法律條文。……從今以後,都不能以任何言論來治罪。」
終文帝一朝,不以言論獲罪,始終堅持了下來。一個皇帝能倡導言論自由,並懂得言論自由對天子,對政府的好處,懂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則氾濫,疏,則通暢。」的道理。這在封建王朝殊為可貴。可惜的是,這種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的存在都是短暫的。好的政策會因一人的存在而興盛,也會因一人的故去而廢止,即「人亡政息」。所以,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從來都是曇花一現的(後重現於唐太宗朝)。沒有民主的社會制度作保證,哪裡會有言論的自由。
劉恆說農業:在漢文帝前元三年元月和前元十三年五月,文帝分別說過:「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米。」「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前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我要開闢籍田(皇家的耕田),親自帶頭耕種,生產供應宗廟祭祀用的穀物。」後一段語錄的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現在農民辛勤地從事農業生產卻還要交納租稅,這就使務農和從商沒有區別了,這樣是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我們應當免除農田稅賦。」
在農耕文明時代,一個皇帝如果不重視農業,無異於動搖國家的根本。漢文帝能親自耕種籍田,瞭解農民之需求,提出減免農田之稅賦,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實屬不易。難怪文帝一朝能夠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劉恆說生死:漢文帝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崩於未央宮,終年四十六歲。其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將以上遺詔合併解釋為:「我知道天下萬物的萌芽生長,最終沒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間的常理,是萬物間的自然規律,沒有必要過分悲哀。當今之時,社會上都是喜生而怕死,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損家破業,為了服重孝而不惜傷及身體,這是我最不讚成的。我死之後,詔令天下官吏和百姓,從令到之日算起,服喪三日就可以除去喪服。三日後,恢復人們的正常生活,婚慶娛樂,飲酒吃肉,概不禁止。我的喪禮從簡,不要組織男女群眾到宮殿前來哭靈哀悼,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活。下葬以後,後宮夫人以下的嬪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多好的臨終囑咐啊!漢文帝至死都在提倡節儉,施行仁政。可惜他的兒子,也就是漢景帝劉啟,沒有聽得進去。劉恆死後,劉啟徵調了京城附近各縣的士卒一萬六千人,內史所統轄的京城士卒一萬五千人,去做安葬棺槨的挖土,填土等活計,辜負了他老子節儉辦喪事的一片苦心。
漢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雖未開疆拓土,卻能倡節儉,薄徭賦,行仁政,養民生。漢初的社會經濟之所以能夠得以迅速恢復,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漢文帝功莫大焉。劉恆確實是個好皇帝,尤其是兩千多年前那些充滿了仁愛和智慧的語錄,就是放在時下,也是值得執政者們認真研究研究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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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l comes from a failure to think. It defies thought for as soon as thought tries to engage itself with evil and examine the premises and principles from which it originates, it is frustrated because it finds nothing there. That is the banality of evil.”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為何我說林鄭像東條英機呢?
如果你有看銀英傳,應該記得裡面有個馬鈴薯軍官,叫作「德森上將」,他的特色平庸,固執,挑剔,會被稱為馬鈴署軍官是因為他會去親自翻垃圾桶,去檢查有沒有浪費食物。然後大肆鞭撻浪費食物的士兵。
這個角色的藍本,其實就是東條英機,東條英機就正正是一個會翻垃圾桶去找出誰浪費食物的軍官。
而他的特色是「平庸」,他出身好,讀書成績好,是日本人所稱為的「秀才」,很早就進入了軍隊體制,仕途順利,無風無險也沒有戰功。就是一個很硬淨的官僚,就這樣,陰差陽錯的成為了最高指揮官,然後在戰爭(就像現在的抗疫吧)中權力擴大到可以支配整個日本。
但是他本人是個甚麼人呢?就是一個平庸,欠缺個人意見,只是不斷瑞摩上意再執行的人,一隻天生的狗,他感到天皇好像想要打仗,便自己用自己猜度,理解,用粗糙的手段執行了一切。他行為的方式就是力排眾議,一意孤行,除了他猜想的主子意思外,其他人的意見他一概不聽,在他眼中這一切牌是盡忠屠守,當官就是要清清白白一心不亂的盡力執行好主子的任務。
這也是日後被視為戰犯的原因,這種人先天就是帝國的理想下屬:他們會想像上意然後擴大執行,成功歸功於主子,失敗就是自己的錯自己當 condom。有這種人帝國可以不斷施行暴政,而皇上永遠是對的。
東條英機自然就 condomize,但那已是日本人吃了兩個原子彈之後的事情。
然後你怪罪他也沒有用,他生出來就是個 condom,死的一天也覺得很光榮,你殺他全家也沒有用,他根本不會後悔也沒有感動。所有人受罪了,但沒有人能報仇。
被稱為天才但被帝國冷落的石原莞爾被問過,你是否跟東條英機不合?他答的是,當然不可能,這個人根本沒有個人的見解,你要怎樣跟他不合呢?
東條英機這種人的殘暴在於平庸,沒自己見解,他們只是在返工,但認為返工大晒的他們行為自然強硬,橫蠻,只要盡忠職守越嚴刻就越正確,法律與制度與權力無限放大。因為返工所以有正當性,因為有正當性所以就不需要人性和彈性。
他們也會把很小的事情,放到很大,很重要的事情,則只有固執,他們的良心永遠過得好,甚至覺得自己是悲壯的犧牲者,這種像狗一樣的官僚,在盛世中大量生產,因為聽話而士途暢旺,去到亂世就是最大的問題。
可是東條英機之所以上位,是因為社會欣賞這種人,林鄭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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