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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行政院前發言人丁怡銘吃牛肉麵開政院統編、行政院長蘇貞昌買漫畫給孫女也開統編，引發爭議，國民黨青年團前後任團長包含田方倫、蕭敬嚴、陳柏翰等人今（16日）穿「老闆我要打統編03722403」字樣的白T，諷刺政院統編事件；田方倫下午赴監察院要求監委調查，政院這幾年來到底開統編買了那些東西。
發票打統編之後，還要核銷，
又不是打統編就一定可以核銷，
蘇光頭也沒有要送核銷，那還有什麼好靠腰的？
主計人員都是常任文官，
現在政黨輪替是常態，
鐵打的公務員，流水的政務官，
我是公務員，
有必要為了討好長官閉著眼睛蓋章嗎？
（余文的人頭就在前面，誰不知道？）
國民黨搞這個，是在羞辱全國主計人員吧？
#國民黨內部核銷也是打統編就給過嗎？
《用三小動作反罷免，韓國瑜徹底激怒高雄人》
原文/ 張博洋講Hak啦，刊登於 思想坦克 Voicettank
第二階段連署突破55萬，可說是創下台灣地方自治史紀錄的高雄市長罷免案，在高雄市政府最新的小動作干擾下，再一次引發高雄市民的怒火。
回顧自總統大選結束後，韓國瑜面對罷免案所採取的各種反制行為，讓敦厚的高雄人以作戰的姿態全力以赴，實在並不讓人意外。
高雄人在台灣社會的印象中總是熱情、開朗，不拘小節；只要對方誠懇，高雄人也會真情相對。這樣的性格，是韓國瑜當初能夠勝選，擔任高雄市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個很敢講的市長，讓他做做看。」
可惜的是，高雄人卻換來市政無能、市長跳票毀諾的難堪下場。「自己犯的錯，自己來彌補」，是高雄人在這次總統大選中，用選票做出的回應，讓蔡英文創下歷史紀錄的百萬票，也讓韓國瑜只拿到六十一萬票，比市長得票少了約三分之一的二十八萬票。如果韓國瑜在這次的失敗中痛定思痛，檢討自己，全力專心市政，高雄人還是會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這也是罷免團體起初所「擔心」的重要因素：要是韓國瑜真的很會裝乖怎麼辦？
所幸，到了中年之後，人的本性已經很難改變，就像韓國瑜在總統選舉期間，民調落後時開始口出惡言，一下「他奶奶的」、一下「得民調者得痔瘡」，讓選情更加惡化一樣，面對罷免案的反應，也是假裝專心市政沒多久，檯面下的小動作就紛紛出籠。
第一個小動作，#任命副市長陳雄文兼任選委會主委。
儘管高雄市政府強調任用依法沒問題，但如果連依法都有問題的話，顯然就不是小動作，而吃相難看了。根據中選會在一月十七日的第540次會議記錄，當罷免團體在去年十二月進行第一階段提案時，高雄市選委會便去函中選會，以「資料繕寫與簽名筆跡不同、日期蓋章、提議人名冊提早填寫」等理由，試圖影響中選會，做出提案書無效的決定，然而未果。
高雄市選委會仍不死心，仍要求中選會刪除高達一萬多份提案書，要將罷免案在第一階段就因無法突破2萬2814份門檻，胎死腹中。
不過同樣遭到中選會依法拒絕。即使到了第二階段，面對突破門檻兩倍以上的55萬份連署，高雄市選委會依然死性不改。
既然沒辦法擋你填連署書，那就製造你的麻煩，選委會在二階段審查期間，寄發「罷免查詢單」，恐嚇市民「如果不回傳，將由選委會依權責認定」，言下之意，當然是「認定無效」；然而，中選會也已經表示，連署書有效與否，權責在中選會。換言之，高雄市選委會的用意，在於恐嚇參與罷免的市民。
第二個小動作，#市府開罰、#監委約談陳冠榮。
陳冠榮除了罷免的法定領銜人身份外，也是高雄氣爆事件的自救會長。由於在氣爆的後續處理上，與當時執政的陳菊市府密切互動，成為國民黨的重點攻擊對象。這也讓父親是深藍的陳冠榮，反而是走上反國民黨的道路。
高雄市政府在今年二月底，突然發公文給陳冠榮，指出有民眾檢舉，光復高雄總部並未依《公職人員罷免辦事處及辦事人員之設置及徵求連署辦法》規定，在申請後的7天內向高市選委會申設罷免辦事處，即不能再設立。
選委會監察小組前往查看，總部有看板、桌椅、人員，應屬辦事處，要求陳冠榮10天內說明，否則將開罰10萬至100萬。陳冠榮則回應，光復高雄總部只是收取連署書的地點，並非辦事處。依《選罷法》規定，領銜人「得」（可以要或不要）設而非「應」（一定要）設辦事處，事實上他並沒有設置辦事處，也就沒有申請與否的問題。
今年三月初，輪到監察院發函給陳冠榮，要求就高雄氣爆後的善款運用進行說明。由於本案早在六年前的氣爆事件後，便已經經歷過一次監察院約談與國民黨議員的「強力監督」，最後「什麼事都沒有」，使得這一次由馬英九時期提名的監委發出約談通知，充滿濃厚的翻舊案與警告意味。
第三個小動作、#唱雙簧、#利用疫情做文章。
陳雄文、高市府與國民黨扮演黑臉，全力攻擊罷韓；事主韓國瑜則扮白臉，只負責市政宣傳。自總統大選結束之後，韓國瑜便定調「全力拼市政」，臉書上幾乎都是鋪路、行銷高雄市的內容，日前與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合作的觀光影片，大有吸引年輕選民、擺脫之前找白冰冰、張俐敏等「上世代流行」的意味。
可惜的是，韓國瑜顯然「不安於裝」。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爆發，韓國瑜首先是在禁止口罩出口議題上與中央唱反調，表示「硬性規定未必聰明」；接著「以身作則」，當指揮中心推廣「健康的人、空曠處不必戴口罩」，韓國瑜就偏偏在戶外受訪時戴上口罩；甚至在視察公車消毒作業時，故伎重施，手捧漂白水「聞比例」，遭醫學專家痛批「不良示範」，更扯的是，還在近日花公帑宴請高雄市各區農漁會幹部，遭批市長帶頭「假防疫，真反罷韓，逆時中搞群聚」。
種種作為，無不凸顯出韓國瑜實在是「裝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 高雄人雖然熱情而開放，但絕對不是傻子。給韓國瑜一次機會，卻是「真心換絕情」被當成跳板；而韓國瑜為了保住自己的市長寶座，不是誠心悔過道歉，請高雄人原諒，而是小動作不斷，用破壞的方式來回應高雄人的不滿。這樣的做法，不只是很有國民黨的特色而已，也必然會更加堅定高雄人要驅除害蟲的心。
今天是1219綠色恐怖事件滿一個月，看到台北律師公會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在立法院召開的座談會。去年事發的第一時間，台北律師公會便公開譴責檢調濫權，如今台灣人權促進會也從此事探討台灣司法改革問題，我相信他們並不是為哪個特定的人或事件發聲，而是藉由我的直播，揭發長久以來檢調執法存在的積弊，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民，都可能面臨公權力濫權的侵害。
誠如大家應該都了解的，我和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意識型態並不相同，但這些問題與藍綠統獨無涉，而是法治社會落實「無罪推定」、「程序正義」的問題。今天這場在立法院的座談會，提出了應該讓證人被搜索時可以有律師陪同，以及拘票必須回歸法官開立的觀點，我願再從自身經歷的1219事件，提供以下主張：
一、除了拘票應回歸法官開立外，對於目前規定就是由法官開立的搜索票，到底是否該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由法官簽名」，必須嚴格追究。因為《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搜索票由法官簽名」，而其它關於筆錄等文書的規定則是「簽名、蓋章或捺印」，顯見《刑事訴訟法》認為簽名與蓋章不同，否則不需要寫那麽清楚。現在台北地院聲稱「蓋章等於簽名」，引用的是民法，卻置《刑事訴訟法》於不顧，這是長期違法的便宜行事。又，即便退一萬步說，蓋章可以等同簽名，那法官開立搜索票的蓋章可有統一格式？畢竟搜索票如同古代之抄家，是對人民身家財產侵入性的傷害，豈能沒有嚴格標準？
二、對於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第三人」進行搜索，《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要符合「必要性」，但實務上卻是檢察官請法官開搜索票後，可以不給任何「必要性」的理由。我個人在事發後，即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撤銷搜索處分，但台北地院卻予以駁回，也不要求檢察官說明「必要性」為何。又，對於證人的扣押物，也應該說明與案件的關聯性為何，電腦、手機更不應扣押（法律明文規定只能扣押電磁記錄，如連硬體都扣押，則涉及栽贓或植入駭客程式的問題）。我個人的經歷，即是扣押物至今滿月仍不歸還，明明已向檢方聲請返還，檢方卻回覆法院沒收到聲請。
三、關於三票（證人傳票、搜索票、拘票）齊發的作法，法學界一致共識皆說不可，因為證人傳票應該事先寄達，證人屢傳不到才能拘提，但檢調實務上卻經常這麼做，上演「證人轉被告」的慣用劇碼。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傳票須於到案時間24小時前寄達，證人才能事先安排行程，除非是「緊急時」才能例外。但我個人的例子，卻是證人傳票（含檢方的傳票及調查局的通知書）早在12月14日就開好，可見並無緊急問題，卻一直沒有寄出，而是12月19日當天連同搜索票一起上門，這種預設證人為犯罪嫌疑人的手法，完全違反《刑事訴訟法》及無罪推定原則，檢調在實務上卻可以恣意執行，無需給任何解釋。
關於我在1219綠色恐怖事件中遭遇到的違法對待，我第一時間就向高檢署要求查辦地檢署違法，但高檢署仍將案子推回地檢署，地檢署則來函稱：「雖然被告對象即是本署檢察官，但並不表示本署其他檢察官不能持平偵辦。」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期待地檢署其他檢察官能秉公辦理。此外，我也會向監察院提出陳情（雖然才剛通過的監委引起社會很大爭議），並在窮盡一切救濟手段而未能解決時，向大法官請求解釋法條。
我要再次地聲明，我之所以如此堅持將本案違法濫搜的問題追究到底，並不只是為我自己，而是希望為《刑事訴訟法》的執行建立典範，未來可以形成標準一致的通案。經過這次事件，我也會更加關心台灣司法不公的問題，即使尚未擔任民意代表，亦會盡我的力量，時常與大家分享法律常識，維護我們自己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