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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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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與名嘴朱學恆、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合唱「塔綠班之歌」嘲諷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歌詞為「塔綠班，塔綠班，綠畜生氣有夠讚，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以「綠畜、塔綠班」羞辱選民，遭批評後，回應「我為什麼整個晚上不說話，因為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會對號入座」，並稱「塔綠班」此詞引起大眾共鳴，是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高虹安並拜託國防部趕快徵召她，讓她潛入敵國唱歌撕裂他們，並再度重申真正撕裂族群製造對立的，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高虹安質疑，批評她的人為什麼在疫情導致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卻只檢討她唱歌． 高虹安認為，批評她的言論的是一種霸凌行為，她說霸凌她的都是塔綠班，塔綠班將會深深的刻化在民眾的心中，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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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ｗｉ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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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委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選民罵成是綠畜，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令國會殿堂蒙羞，而且正在拉低民意代表的水準－人民最基本的要求，一個立委不要出口成髒，沒想到，台民黨的立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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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都必須對此提出譴責，這不但是踐踏立委的專業，也是破壞民意代表的名譽，人民也會提出質疑，是否花費稅金，付出選票，只是為了養出一個立委，登台演唱「塔綠班之歌」，怒罵綠畜，並說，她是在反映公民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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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想像的立委，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罵髒話，詛咒其他黨派支持者，其實，這不用立委來勝任，隨便找一個升斗小民，在路上潑婦罵街即可，或者找一個三歲小孩，沒有行為與自主能力，也無法判斷是非，給她張歪歌歌詞，叫她照著稿唱．這也是她辯解之詞，她只是應別人的要求唱一首歌，歌詞皆非她創作，她不懂歌詞意思，看不懂中文，還在學ㄅㄆㄇ，只是覺得這個怪叔叔對她很好，給她一顆糖吃，所以她就聽他的話，別人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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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個民意代表，當成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來做，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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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就算一個小女孩做出這種事，回家也會被爸媽教育，加以訓斥不能隨便罵髒話，不要收陌生人給的歌單，但她的行為似乎沒有人能制止他，彷彿缺乏監護人的看護，使她失去教養．唯一像是監護人的東西，是她的上司，台北市長柯文哲，而他正是滿嘴「塔綠班、聖蟑士」的起頭者，不免讓人懷疑，她是否耳濡目染，有樣學樣，或者這就是市長教她這麼做的，在高虹安罵人了以後，市長還站在她身旁，稱讚她做得很好，稱她出口成蟑的舉動，贏得了龐大的網路聲量，這下子她的蟑話路人皆知了，就連彰化人都知道這個看似成年的小女孩，當眾罵人髒話，不免令人感嘆，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教出什麼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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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塔綠班這個詞是怎麼在網路上瞬間爆紅成為熱門關鍵字、引起大眾共鳴嗎？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豈是我一人可以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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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這個大樹鋸專家，是怎麼把網路聲量看成是對自身行為的認同，網路聲量，有正面，也有負面，也可以經由少數一群極端的人，不斷刷洗歧視性的話語，而躍上版面，現在，「高虹安」這個詞，也成為網路上瞬間爆紅的關鍵字了，它是否意味著大眾的共鳴、民意的反撲，民心的向背？在我看來，它比較接近負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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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說，塔綠班和聖蟑士，是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在網路上恣意出征不合黨意的公民意見，意圖引發寒蟬效應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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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的理解，透露出常識的缺乏，短短幾個句子，卻有諸多謬誤，令人不知如何吐槽起，為了自己咒罵與羞辱別人，創造出這麼一大串歪理，也真是令人佩服起人類的本能，一種自利取向的自我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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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事件發生之初，不就是高虹安莫名的唱起一首歌，羞辱起不相干的民眾？歌詞中，毫無道理的指涉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是塔綠班，並以激怒他們得到自己的歡愉「綠畜生氣有夠讚」，並且糾眾和她一起發出暴言，塑造大家都厭惡的氛圍，要其他人跟隨他們一起進行集體嘲弄，「大家都在嘲笑，你們塔綠班，你看看你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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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說是一種反諷，不如說是惡意的嘲笑，而且是沒有目的，也沒有原因的，並沒有人冒犯她，此前，大家並不特別關注這個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而她藉由戲謔一群人，討好一群人，為自己博得優越感，吸取其他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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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還要有一個諷刺你，你加以反擊的對象，講白了，高虹安這種行為，就是單方面的網路霸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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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進行網路霸凌的行為，被看不下去的人批判，卻稱自己遭受到網路霸凌，加害者反倒變成被害者，這邏輯的弔詭，也令人瞠目結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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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妳千不該，萬不該，去謾罵選民，就算他們是別的黨派的支持者，這是從政者的大忌，民意代表，你監督的對象，是政府，不是人民，人民反倒是要監督你的對象，確保你是否有正確的反應民意，立法、審查預算、質詢、召開公聽會，監督你是否有完成自己的工作，你要質詢的是各部會，而不是質詢人民是否偏激，是否是塔綠班．代議士（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指人民賦權與民意代表，代替自己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實行間接民主，這個代替並非出賣或者轉讓，誠如人民並沒有將自身之權利無條件賦予主權者，在人民與政府之間，代議士作為一個中介者，是人民的辦事員，換言之，和政府一樣，都是人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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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在民，誠如盧梭所說，「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政府與人民與代議士的關係，便是基於社會契約，人們放棄天然自由，獲取契約自由，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從本能邁入道德和公義，這就是社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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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一個人倡導的絕對自由，就意味著剝奪另一個人自由，當個人尋求自己的利益至上，彼此的利益就會產生衝突，社會契約的產生的前提便是基於公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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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共意志在於接納每一個成員，以群體的福祉作為發想，而非單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是所有個體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是主權者，而人們參與其中，換言之，無論是人民／政府／代議士，都必須遵守這樣的社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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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高虹安一樣，身為代議士，卻指控她的主權者是塔綠班，是「另一群人」，「是極端份子」，而將這群人排除在命運共同體之外，並要她的另一群主權者去嘲笑他們，貼標籤，進行仇恨動員，獵巫，與霸凌，這比較符合她口中的部分激進支持者，而這就是毀壞契約的行為，她應該自行辭職，或由人民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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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制裁並不會是另一種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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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立委的薪水來自於全體人民的納稅金，這是不分政黨色彩的人所貢獻；該立委的權柄來自於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架構，而這是基於２３００萬人的公共意志，所賦予，要求他進行質詢與立法代議士的義務，這些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政治選擇為何，支持哪一個政黨，贊成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是他們自由的選擇，來自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並不能由代議士決定，或者干涉，甚至將之作為一種攻擊性的理由，攻擊自己理當付出責任的對象，純粹是因為人民不選擇她或她的政黨，或者不遵從她的個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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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檢討政府的防疫，應該提出你的論述和客觀依據，與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凸顯其不足之處，但絕非檢討選民是綠畜或是塔綠班，這不會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只是單純地進行惡意攻擊和羞辱，根本是搞錯對象．立委就職都必須宣誓效忠人民與憲法，憲法即規定，議會必須具有有自治、自律之權責，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而權利不得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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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此舉，是在違背自己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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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委之議事攻防、辯論、溝通的過程，其判斷標準為「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話來說，你可以向民眾陳述利害關係，爭取他們認同，而不是強制人民遵從自己的意見，反對者的意見都打成對立群體，進行抹黑和汙衊，比起黨意，極端的個人主義更令人無法苟同，前者仍符合民主的範疇，後者傾近於將自己當成一個暴君或奴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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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汙衊人民是塔綠班或者綠畜，並不屬於「為思辨或溝通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反的，它屬於侵害公民存在的負面成分，壓制人們表達自己的主張，才有可能製造所謂「寒蟬效應」，當人民表達自身的主張時，隨時會被代議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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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最荒謬之處，那就是代議士拿人民因染疫而逝去８００條人命，合理化自己對人民羞辱和歧視的行為，她似乎忘了，她才有質詢權以及代議的職權，而人民並沒有，她說「八百多人死亡時，怎麼沒看你們這麼大聲」，事實上，這是她的工作，她不去做，要人民自己去做，而這發生在她被檢討唱歌的情境，只要人們質疑她為何罵人是塔綠班，就必須代替自己去質詢政府，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能質疑她，要接受她的羞辱．一個代議士，主動拋棄了自己的工作並對著自己主僱惡意的謾罵，並拿他人的悲痛，來為自身歧視言論進行背書，可以說，符合亞里斯多德所稱的「惡行」（ａｄｉｋ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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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說，羞辱與歧視是一種民意，霸凌與嘲笑是公民的行為，「塔綠班」是一種惡意的標籤，框架在無辜的人身上，對於他人進行莫須有的指控，用意在於報復與逼迫他人服從他們權威，如同盧梭所說的自爽之愛（Ｉ’ａｍｏｕｒ　ｐｒｏｐｅｒ），把民主社會當成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了經營這種人際關係，試圖與他人比較並進行貶低，他們想從他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藉由反覆激怒與刺激他人，引起別人不悅，討好極端的對象，取得他們的認同，他們越生氣，我越高興，越將他們非人化，越能建構自身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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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的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必須依賴他人的認同才能生存，必須試著去忌妒和怨恨，他們的戲碼才能繼續演下去，在這個螺旋之中，它是在服膺另一群主權者嗎？我想不是的，它像是在爭奪獲得支配自己的權力者的寵愛，一種怨婦式的忌妒，奴隸般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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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之所以是歧視的字眼，是因為它遭致了台灣本土伊斯蘭教信徒的反對，他們屬於客觀的第三者，就像柯文哲當初說「希特勒屠殺６００萬人的歷史悲劇，是猶太人對國際上最大宣傳」，而遭到猶太協會所杯葛一般，台灣伊斯蘭協會對於ｐｔｔ上「塔綠班、聖蟑士」的戲謔用語，認為是一種謾罵並且像是一杯毒藥，牽連無辜穆斯林，並認為使他們遭受到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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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羞辱與歧視的詞彙，它所指涉的對象，以及加諸的語境，並不是由加害者所定義，那只會淪為二次傷害，加害者出於自利取向，必然會合理化自己的羞辱行為，認為他們十分合理，如此，就會出現「我所指稱的就是一群可恨的人他們應該被憎恨」，或者「塔綠班當然不是塔利班就如同塔利班早已不只是字面上的神學士」，這樣虛構的謊言，將原本人們欲脫離的傷害字詞，再度烙印在被害者身上，使惡意成為一種平常，將錯誤變成一種正確，原本應該被遏制的行為，變成強迫別人接受，而不許抗拒的日常，明明感受到了惡意，也確實被傷害，他們要其他人裝作沒這回事，掏洗人們的認知，只能默默的忍受，把他們惡意當成善良來解讀，為了少數人的慾望，施暴於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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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與羞辱字詞，應該由受指涉的對象，他們的感受為主，以普世價值審視他造成的傷害性，塔綠班不是塔利班但卻將塔利班與之連結，如高虹安想指涉的對象是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她就直接說「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就好了，犯不著使用塔綠班，她也可以使用傷害較小的網軍或１４５０，但是否，從她本身的意圖來看，她故意使用塔綠班標籤他人，就是要讓觀者往塔利班神學士的惡行進行聯想，ｓａｙ，「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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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進黨支持者來說好了，或者她所謂「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他們可曾去強暴婦女，或是殺害平民？他們可曾對公共設施進行恐怖攻擊？他們可曾解釋一部律法，剝奪女孩子的受教權力？他們可曾說，「女生不能養寵物」而在飼主前面槍殺他們的毛小孩？他們可曾毆打或殺死記者，阻止人們說出真相？或入侵電視台，用槍逼迫主播說出他們想令她說出的口不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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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高虹安，作為一個代議士，說他們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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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黃士修，曾經攻擊立委王婉諭為「小綠燈媽媽」，他們慣性以「綠」作為一種原罪，並拿他人的創痛，使他人無法忍受，難以反駁，讓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而諷刺的是，當神學士把女性當成羔羊那樣宰割，身為一位女性，卻把兇手的暴行嫁接在不相干的人身上，這是在利用太平洋一端的受害者，拿著她們的吶喊聲，來為自己取暖，尋求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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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不是神學士，淪為負面的詞彙，塔綠班卻不是塔利班，是一種無害的歌頌，這理科出身的中文造詣，實在令人不忍卒睹，既要罵人，展現自身的惡意，又想要免於責難，掩飾自身的意圖，要其他人當這股惡意都不存在，不准別人批評，可以看見其中極度自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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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塔綠班一詞的發源地與推波助瀾者，ｐｔｔ八卦版與成衣商人，他們明確的使用這個詞，用來指涉所有泛綠的支持者，只要遇見泛綠支持者的存在，無論他們說什麼，贊同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來上一句「好的，塔綠班」，高虹安既然稱歌詞皆非她所創作，但又認為歌詞不是他們所定義的那樣，而是自己所獨創的那一種，「社會氛圍對於部分民進黨的激進支持者或資訊戰從業人員」，這是沒有邏輯的，她獨創這樣的概念，又加以違反，對於這個詞彙有反應的「貨真價實的塔綠班、聖蟑士」是自己「對號入座」，凡看不下去她出口成髒，羞辱他人行為的人，都是一種霸凌，而霸凌她的人又會將自己的言行舉止，刻在人民心底，塔綠班將成為「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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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已將所有具有正常道德與價值判斷的人，看不下去她惡行的人，都當作是塔綠班，「只要批評我的，都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我說你是，你就是」，只要我爽，我就能將塔綠班貼在不合我意的人身上，而對我有利的人，就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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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像是當初母豬教徒的「仇母豬不仇女生」，將女生分為好女孩、壞女孩，被我仇視的，就是母豬，遵從我的女孩，就是好女孩，不是母豬．在這邊，高虹安把她不同政治傾向的朋友，以及她認可的，就事論事的民進黨員和非民眾黨支持者，定義為「聰明溫暖的活人」，她「永遠也不會用塔綠班來稱呼他們」，至於她稱呼塔綠班的人，都是一群愚笨冰冷的屍體，她不需要在意他們的感受，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簡單的劃分成對我好的和對我不好的，孩童般的世界，我想，在她的朋友中，也必然存在不認同她羞辱他人行為的人，在她認可的非民眾黨支持者中，也有看不下她罵人綠畜的人存在，是說，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不過，在她眼中，就會突然被歸類成「不能就事論事」，哪怕，是針對她辱罵別人的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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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我意的，就是塔綠班，這才是她真正的定義，證據就在於，她的定義不斷地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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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的人，都容易產生這樣自我掏洗腦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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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八卦版早前，在塔利班攻進首都喀布爾時，改版標「賀阿富汗酋長國成立」，成衣商人則在此時直播中表示，「塔利班以前就是一個政權，是後來美國人來，把塔利班政權趕走，這才是整件事的開端．」，並稱「美國人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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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他們濫用這詞彙的前提，和其他人不同，是肯定塔利班的行為，並對他們展開奇異的同情，透露出他們隱約的反美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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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塔綠班」標籤在任何他們認為是本土派支持者的人身上，他們某種程度贊同塔利班的行為，又將他們的暴行轉嫁給其他人，無的放屎，這樣的行為，就是在認同惡意，轉移加害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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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一個強暴犯在強暴凌虐另一個女孩，他們一面大聲叫好，一面對加害者抱以同情，並大聲嚷嚷著，無辜的路人，你們是強暴犯，對著所有想幫助被害者的幫助者，說，你們就是那個強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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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思維，無疑是一種共犯的思想，我們周遭的人們，出現了一群強暴犯預備軍，而高虹安唱起他們的語彙，並說，不是她創作的，是應觀眾要求，話鋒一轉，又直接指控「我想先看清楚，到底有多少貨真價實的塔綠班」、「不正是坐實了民眾痛恨的塔綠班？」、「就是民眾痛恨的塔綠班．」，直接將塔綠班說成是刻畫在民眾心裡的你的名字，噢，我想她真正想說的，是已經刻畫在自己的心中，成為永遠的名字，她已經命定了，所有批判她的人，你們就是一群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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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不敢說，說成是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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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人正在受苦，他們被用鞭子鞭撻著，被蓋上罩袍，遮住了眼睛和嘴巴，而一群人不同理他們的處境，不正視他們的痛苦，甚至捨不得別開眼睛，當作事不關己，看著一群人被奪去了自己的名字，被另一群人奴役，你不為他們發聲，反倒是把加害者的名字，當作是鞭子，試圖鞭撻另一群人，活在你身旁的人，也奪去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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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很痛苦，而他們卻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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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緒，這樣的剝奪，和兇手又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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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虹安為了保護自己，而將自己周遭的人，都刻化成兇手的名字，那麼，神父必須為那些被削去自己臉孔的人，找回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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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為和她同樣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人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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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不是塔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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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同樣活在島上的人，她必須意識到，她和其他人不同，她不是一個鄉民，或是名嘴，她是一個代議士，具有公職的身分，她具有著權勢，立法權，質詢權，要代替人民上國會殿堂，理所當然，具有較多的社會責任，必須以較高的道德標準加以省視，何況，她還任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教育、文化政策的議案，難道她要用謾罵綠畜的眼光，去制定民眾教育的規準？用唱「塔綠班之歌」的方式，去審視族群的文化？而她犯了錯，不肯道歉的態度，難道不會有家長問「我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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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鄭太吉所說的，「過高屏溪，殺人無罪」，如果他不是一個代議士，他只是一個罪犯而已，他說的話不具備影響力，但他選上了議長，這就表示，他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話語，不可避免的會對公民社會造成極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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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隨口說出「塔綠班、綠畜」的代議士，是不是認同「只要是綠的，辱罵無罪」，如果是，他擁有立法權，不知道會提出什麼樣的法案，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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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她必須具有基本的常識認知，自己的話語，對照自己的職權，是如何的撕裂這個族群和社會，她絕非只是隨意唱歪歌的小女孩，如果她認為她是，請辭職，辭去自己的職務，想要罵什麼樣的髒話或是羞辱特定族群，沒人會理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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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伊斯蘭信徒，並不認同塔利班的行為，認為少數人曲解伊斯蘭後還自詡為穆斯林，使得他們受到了牽連，而這份心情，轉化成同理，使他們精確的辨明了，那些滿口「塔綠班、聖蟑士」，正在消費他們的信仰，將罪加在冤枉的人身上，正如其他人用塔利班的行為，對他們進行歧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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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同身受，發出不平之鳴，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其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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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能，我們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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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那些謾罵塔綠班和嘲笑綠畜的人，能使自己的心靈早日得到平靜，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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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鶴　＃林靖賢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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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由派（Liberals），電影「新聞守護者」講的那一代，以英國為首，美國跟隨，歐洲趨之，由三十年代迷惑於蘇聯史太林的公有化，就開始墮落。

自由主義思想，始於伏爾泰盧梭之啟蒙。法國的啟蒙，又得力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由達文西到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唯一的主題，就是打破教條。中世紀的天主教，造成信仰的教條，壓制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文藝復興就是解放。

自由主義之所以由自由開始，在於反教條。相對於自由，還有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並不固守教條，只是針對自由解放之氾濫，對道德倫理底線的肯定。保守主義偏右，但不是極右；自由主義偏左，卻不是極左。

十九世紀的歐洲，這樣的左右平衡，互為制約。達爾文主義衍生的優生學，與自然科學相融；另一方面又有解放黑奴的人權平等呼聲。兩者都沒有形成機械的教條，而且兩個大陣營之間，都講道理，因為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提倡的理性，成為辯論的定海神針。

一切相安無事，十九世紀的歐洲和英國，是人類文明最燦爛的百年。

但進入二十世紀，雙方都出現異變。右翼衍生成希特拉的納粹和種族主義，左翼初偏執為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繼由列寧以暴力執行，雙方逐漸都陷入仇恨的人性黑洞。一九四五年，西方合邱吉爾和羅斯福之力，也就是左右兩派的理性力量，一舉消滅了極右的納粹，但由於史太林也是勝利的股東，極左的病毒，無以剷除，在西方的知識界如傳媒學者之間，廣泛留了下來。

今日的拜登，尚是七十年代美國的自由派。副總統賀錦麗，操縱拜登，方是代表「政治正確」教條主義的暗黑極左勢力。拜登父子如典型的自由派，貪錢，易受勾結，早已現形；而賀錦麗背後更有梅根、反法西斯聯盟、Black Lives Matter等上船參與的意識形態仇恨雜牌軍。牠們視美國的基督教、南方保守勢力、茶黨等如仇寇，四年來不斷喧嘩衝擊川普的執政，發展到暴動。

川普只是商人，最初以為做總統，只須扯平美中貿易順差，但很快就看出來：美國國內的政治病毒，尤猛於由「遠東」（Far East）傳入的武肺病毒。但一整代美國人，教育和影視都操縱於自由派極左勢力之手，毒癮深重，用正常的選舉來矯正，或已太遲。若川普敗選，功敗垂成，若決心恢復美國的初心和靈魂，唯另一場內戰。

近來做過不少海外傳媒訪問，也跟各國議員偶有交流機會，其中一個必被問及的話題，就是到底現在香港的青年是否仍然熱衷於政治，在政治打壓的趨勢之下，大家實在難以稱得上為「熱衷於政治」，但情況也是那麼壞，如周保松分享所論及，活於香港環境最壞的時刻，其實仍然有不少同輩，嘗試思考自已可以做甚麼，那怕談不上改變社會與改變世界，但也求改變自已與身旁的伙伴。

****這個學期我教的一門政治哲學課，學生坐滿兩百人的課室，熱鬧得很。政治哲學作為規範性的理論學科，既不易讀也談不上有什麼即時可見的實用價值，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同學選擇來讀？不少同學告訴我，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社會有太多的不公，但卻不知如何去改變，希望通過這門課找到一些答案****

// 這樣的想法，很流行。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的結論：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當人們如此聲稱時，好像在描述一個自然事實，這個事實意味著，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狀態，因為道德總會在某些時候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對個體來說，追求較真的政治，不僅徒然且不理性。

我們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斷，例如我們反對強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權、嚮往民主、抗議暴力、痛恨貪腐、譴責歧視和重視公義。我們也尊敬師長愛護家人，對朋友守諾重義，對弱者同情憐憫，甚至關心動物權益和自然生態。當我們受到不公對待時，我們會感到憤怒；受到歧視時，會感到屈辱；做了錯事時，會感到歉疚。

在我們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時，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期許自己成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離不開道德。例如在面書和微博上和不相識的人討論時，儘管彼此意見分歧，我們也在努力學習平等待人，用心聆聽，善意溝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語言暴力令對方屈服。即使有時我們做不到這樣，我們大抵也會同意，這樣的境界值得嚮往，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許多人一談起道德，就會想起道德說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們要知道，反對某種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種道德教條，和反對道德本身，是兩回事。當我們批判某種道德立場時，我們其實是基於另一種我們認為更合理的道德觀點，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虛無之境。而這種批判性，正正彰顯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斷的道德主體。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闊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令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

較真的政治
周保松

這個學期我教的一門政治哲學課，學生坐滿兩百人的課室，熱鬧得很。

我在第一課上說，政治離不開道德。政治的終極關懷，是建立合理的制度，藉此界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公平分配社會有限資源，妥善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紛爭，從而確保所有人能公正地活在一起。沒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將難言有正當性，社會難言有真正穩定，人與人之間難言建立休戚與共和互相信任的合作關係。

有些同學聽完，眼中充滿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嗎？政治的世界，難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和利益算計？

說道德，要麼是偽善，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徒勞。偽善也者，是認為道德只是權力的包裝，又或虛假的意識形態，專門用來欺騙無知大眾。傻瓜也者，是因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動機都是為了一己利益。與自利者談道德，好聽是過於理想，不好聽是天真無知。

徒勞也者，是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將無從談起，因為道德一如人的口味，主觀相對，沒客觀理由可言，注定流於自說自話。這三種態度，問題性質並不一樣，但往往混雜在一起，並導致對政治道德整體的不信任，即認為在關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議題上，道德不可能在場。

我認為這些觀點並不成立，因為它們並不能很好地解釋我們的道德經驗以及支持我們深思熟慮後的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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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從我教的這門課談起。

政治哲學作為規範性的理論學科，既不易讀也談不上有什麼即時可見的實用價值，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同學選擇來讀？不少同學告訴我，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社會有太多的不公，但卻不知如何去改變，希望通過這門課找到一些答案。

於是我問，所謂的社會不公是指什麼？同學會說，例如貧富懸殊，例如政治上的不民主，例如新聞自由受到打壓等。我於是再問，這些判斷的基礎是什麼？同學們於是提出不同理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例如貧富懸殊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不民主制度剝奪了人的選擇權利，新聞不自由會影響人的知情權等等。

討論繼續，意見紛陳，同學開始意識到不是所有理由都同樣合理或彼此相容，於是他們要一方面修正和深化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要回應其他同學提出的質疑。

討論到相當程度後，我往往請同學們停下來，並就剛才的討論本身做一點後設反思。例如我會問：為什麼你要如此在乎和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對的？當你和他人辯論時，你如何能夠相信你所提出的道德理由，是別人也可接受甚至應該接受的？

同學們很快便發覺，一旦他們對於政治對於道德如此較真，他們就不可能說自己偽善，不會形容自己為傻瓜，更不會接受自己的論證注定徒勞，因為一旦這樣，他們將無法為自己的道德判斷作出合理辯護。

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判斷和相伴隨的道德情感，是他們自己的，而不是別人強加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斷是他們經過反覆的反思和論辯後得出的，他們不會說這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意識形態，也不會說這只是沒有合理理由的主觀喜好，更不會說判斷的真正原因是對自己有好處。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在政治價值上有所堅持，同時相信所堅持的是有所據的，我們便已站在某個道德的觀點。這個觀點，使得我們成為道德的存有，並進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以上討論旨在指出，許多人很容易很輕率地認為政治道德是不可能的，並抱一種懷疑的嘲笑的甚至自以為看透世情的態度去看待道德在政治中的角色。但只要我們站在第一身的觀點對自己的政治信念和道德情感作出反思，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這樣的態度難以成立，因為我們不是那樣的人。

2

有人或會馬上說，他們覺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實世界的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充滿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腐敗暴力，那有什麼道德可言？這是許多人對政治的最直接感受。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受？

我認為，這種感受的表達，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種道德觀點對現實政治提出批評，因為我們不是抱著一種事不關己、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態度去描述一個社會現實，而是在下一個道德判斷：這樣的政治是惡的政治，應該受到譴責。

好的政治，政府理應廉潔公正，尊重公民權利和關心人民福祉，並使得每個人都能夠自由發展。所以，當我們對現實政治感到憤怒時，我們是在表達一種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後，往往預設了這樣的信念：這個政治社群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是這個社群的異鄉人；這樣的惡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因此是可以改變的；我們作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像和實踐一種好的政治。也就是說，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批判，其實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壞對錯可言的。

有人或會繼續說，你這樣太樂觀了。無論我們對現實政治有多強的道德要求，我們始終站在政治的外面，對政治世界沒有絲毫影響。我們可以圍觀調侃八卦，但卻不可以參與。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會跟你談道德的。

這種觀點非常流行，但卻並不合理。

第一，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用盧梭的話，統治者如果不能將權力轉變成權利，服從轉變成義務，無論他有多強大也總不能持久。而在現代開放社會，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不可能長期建立在暴力恐懼和謊言之上，也不可能依賴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傳統，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說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權力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否則，這個國家便會陷入正當性危機。

因此，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道德規範必然是權力正當性的重要基礎。但這種規範的約束力從哪裡來？為何統治者有責任向被統治者證明自己具有統治的權利？那必然是因為人民有所要求，而這些要求對統治者構成了道德壓力。

試想像，如果一國之民根本不關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對政府所做一切總是毫無異議或默默承受，那麼這個政府向人民問責的壓力自然很小，權力導致腐敗的機會自然很大。

獨裁之惡，是它將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異化出去，成為支配我們卻又與我們無關的外物，並使得我們整個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們在這個世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但這個世界卻不屬於我們，並時時刻刻受到有形無形的權力宰制。

久而久之，我們或會漸漸忘記，沒有公共生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們遂對權力漠然，對苦難漠然，對惡本身漠然。但這是制度帶來的惡果，而非人本來應該有的狀態。作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我們理應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這樣的困局，我們每個人必須在道德上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公共議題皆有對錯好壞可言，並努力運用實踐理性去尋找答案。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較真的政治。愈較真，我們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復我們生命真實良善的一面。

3

談到這裡，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根本的質疑：你以上所說，都是基於一個前提，就是人真的是個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們見到別人貪腐而心生不滿，難道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機會坐在那個位子？我們奉公守法循規蹈矩，難道不僅僅是因為外在的壓力而迫不得已？

這樣的想法，很流行。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的結論：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當人們如此聲稱時，好像在描述一個自然事實，這個事實意味著，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狀態，因為道德總會在某些時候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對個體來說，追求較真的政治，不僅徒然且不理性。

問題是：我們真的是如此活著嗎？我們真的願意接受，我們應該如此活著嗎？我認為兩者都不是。

人作為道德存有，有四個基本能力。
一，會使用道德語言。
二，會使用道德語言作道德判斷；
三，會根據道德判斷作出道德行動；
四，會因應道德判斷和行動而產生相應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我們自小就會培養出這些能力，並在日用而不知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為道德人。

試觀察一下我們自己。

我們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斷，例如我們反對強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權、嚮往民主、抗議暴力、痛恨貪腐、譴責歧視和重視公義。我們也尊敬師長愛護家人，對朋友守諾重義，對弱者同情憐憫，甚至關心動物權益和自然生態。當我們受到不公對待時，我們會感到憤怒；受到歧視時，會感到屈辱；做了錯事時，會感到歉疚。

在我們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時，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期許自己成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離不開道德。例如在面書和微博上和不相識的人討論時，儘管彼此意見分歧，我們也在努力學習平等待人，用心聆聽，善意溝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語言暴力令對方屈服。即使有時我們做不到這樣，我們大抵也會同意，這樣的境界值得嚮往，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就是說，我們從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種各樣的道德關係當中，並在這些關係中建立和肯定自我，瞭解和承擔對他人的道德義務，並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尋找生命的意義。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們存在的基礎。試想像，如果有人將我們的道德語言、判斷，行動和情感通通拿走，我們將無從瞭解自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無可選擇地成為道德存有。

許多人一談起道德，就會想起道德說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們要知道，反對某種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種道德教條，和反對道德本身，是兩回事。當我們批判某種道德立場時，我們其實是基於另一種我們認為更合理的道德觀點，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虛無之境。而這種批判性，正正彰顯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斷的道德主體。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闊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令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4

當然，即使以上所說為真，也不表示人沒有自利的一面，更不是說人不會因為自利而做出傷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遠非如此。但人會不會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與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之下密切相關。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是如此之難，但這絕非因為人性本惡，而是制度環境使得我們難以過上合理的倫理生活。在一個極度不公正的社會，選擇做個公正的人，極為不易，而這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它能讓我們自自然然做個道德的人，快快樂樂過上有德的生活。在這樣的世界，有尊重、關懷、忠誠、信任、公平、承擔、誠實、正直、惻隱、付出、自由和愛。這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會說，你這樣將走進一個循環的道德困局：要過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這樣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較真的人。

的確存在這樣的困局，但困局並非不可打破，因為我們不是活在一個無縫的封閉的世界，我們也非沒有反思能力和價值信念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來如此微不足道，其實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完善自己，一點一滴地改變世界。

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跟著改變。

我們非如此不可。

收在《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