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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上的眷村聚落】 #康樂市場
　　
康樂市場得名於康樂里，原址位於今南京東路、林森北路口的康樂公園與林森公園，舊時屬三板橋一帶，日治中期劃分為三橋町，是當時日本人的共同墓地，比如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就曾安葬於此。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大量軍民湧入臺灣，但本地沒有足夠空間可供收容，無法獲得安置的底層移民只得自力救濟，任意尋找空地搭建平房、依群而居，逐漸形成了非列管眷村，其中有一批人便在當時的三橋町共同墓地住了下來。
　　
勉強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後，居民為謀生便開始擺起各式各樣的攤販與生意，而隨著臺北這座城市的快速發展，康樂里搖身一變成了都市中心，並在外地尋求發展機會的人不斷加入下，聚落規模日漸擴大，康樂市場也愈見繁華，據1996年市政府統計，共有一百七十四戶攤商。
　　
然而早在1956年，臺北市政府便依日治後期的都市計畫將此列入公園預定地，雖有居住事實在前，但雜亂、缺乏規劃、不符法規的康樂市場終不免被認定為違建，基於公共安全及城市發展，自1980年代起便不斷傳出市府有意拆遷的消息。
　　
1997年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終於下定決心拆除康樂市場，同時也引發了臺灣首次大型的反迫遷運動，但在市府的強力執行下，康樂市場最終在一個不斷失火的夜晚後被拆除，而部分攤商則轉往欣欣百貨鄰近巷內的金財神大廈，繼續以康樂市場的名義營業，但如今已漸沒落。
　　　
康樂市場曾是導演萬仁在《蘋果的滋味》、《油麻菜籽》、《超級市民》、《超級大國民》等電影的取景之地，反映了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也展現了無窮的生命力；它記錄了來臺軍民的顛沛流離，也接納了北上打拼的中南部民眾，最後卻在都市發展的名義下，使這些居民不得不再次離開。
　　
#都市發展史 #城鄉遷移史
#聽說有些屋子裡就有墓碑
#現在已完全看不出原樣了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
　　　　　
【1997-02-23/聯合報/16版/台北人】
　　　　
超級市民 前途茫茫覓家園
面對即將拆遷 十四、十五號公園地上
千餘戶居民 面臨著「天人交戰」的惶惑
　　　　　
【記者楊金嚴】農曆年剛過，一般市民還沈浸在過年氣氛中，不過年初五市府一上班，社會局社工就開始調查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居民的安置意願，隨著公園開闢時間日益逼近，兩公園預定地上居民都知道，這次是真的要離開這個住了數十年的「第二故鄉」。
走在林森北路上，兩邊不少商家都貼出結束營業大拍賣的海報，希望在地上物拆遷前將存貨出清，因不少商家是租的店面，對公園拆遷大都沒有意見，像在林森北路南京東路口賣仙草的老闆就說已準備搬了，否則能怎樣？
　　
陳才根故事　引發共鳴
　　
曾被電影「超級市民」當做題材的十四、十五號公園用地，進入兩側低矮的巷內，有的住戶已在打包，一些高齡的老人則仍坐在室內，面對將被拆除的房子，及未來要開始的新生活，頗有前途茫茫之感。
目前兩公園內有一千零八十九家住戶，住戶中有高齡的榮民，也有三四十歲由中南部到台北打天下的本省人，因為戰爭、婚姻，讓這群人聚集在這裡，近五十年來，這群人歷經時代的大變動、兩岸的變化，目睹了台北的成長，早年台灣仍有省籍情結時，這兒早已默默的進行著省籍融合。
過年前關心兩公園拆遷的都市計畫學者，在十四號公園外的人行道舉行守歲活動中，放映以十四號公園內老兵陳才根由大陸至台灣轉戰一生經歷紀錄片，引起不少人共鳴。
其實在兩公園內，五百多名七八十歲的榮民，都有和陳才根類似的經驗，每人都經過了戰亂，目睹了生離死別，在九死一生中輾轉才到台灣，不過在離開軍中後，因為沒有一技之長或是學歷不高，只好在社會底層中求生存，睡在日本人的墳墓上活了下來。
　　
生活雖貧苦　彼此照顧
　　
最早到林森北路左側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山東人，從小在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長大的康樂里長禚淑雲說，她父親以前是國軍五十軍的尉官，卅八年大陸逆轉，五十軍經海南島轉進來台，眷屬隨部隊撤退到台北時，在舉目無親下只好住在當時只有墳墓和草叢的「郊外」。
稍後不少離開軍中自謀生活的老兵，在互相聯絡下，以山東人為主的卅二軍、五十軍的長官、部屬，不少人都住入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稍晚到的江蘇、福建籍老兵，則住在對面十四號公園預定地內。
老兵們開始新生活時，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大都以拉三輪車或是賣饅頭為生，生活都相當辛苦；禚淑雲記得小時候，家裡地面是黃土，下雨時雨水潑進來，地上滿地泥濘，雖然生活辛苦，但彼此相互照應，共同度過艱苦的歲月。不過這群人生活雖不富裕，在中美斷交，各界舉行捐款購機運動時，康樂里是中山區各里中，捐款最多的。
在十五號公園預定地巷內做包子的呂作雲太太說，和呂結婚時丈夫身上只有六百元，如果有錢早就搬走了，誰想住在這種地方，已八十多歲的呂作雲也不反對公園更新，不過擺在眼前的也是房子拆後，不知要住那裡，只好向市府求助。
七十二歲的丁學故說，不少鄰居曾回鄉探親，但發現在相隔數十年後，不只兩地生活、觀念已差距太大，加上他們在台的生活不是很好，大陸親人也不見得歡迎，想回大陸的不多。
十四號公園預定地新生北路二段二八巷內的李金方，民國四十二年在離開部隊後，進住當地時，周圍到處是草叢，旁邊還有豬圈，他太太說，後來因為見到鄰居沒有住的地方，把門牌給對方搭房子，他們再重新申請門牌，想不到這次公園要拆遷時，因為門牌是七十九年設的，無法領取拆遷費，變成領不到一毛錢。
雖然有五十年交情的老戰友鄰居，自動要將拆遷費分一半給他，不過李金方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傷了卅年的交情，也不想要錢，只是眼見拆遷將屆，仍沒有住的地方，他也不禁著急。
李金方對面的施三妹，已八十多歲又是素食，雖然在區內住了卅年，也有類似李金方情形，領不到一毛錢，這陣子他試著找房子，但同樣因為每月租金都要上萬元，讓每月只領一萬多元榮民津貼的施三妹，愈來愈急，在社工員上門時，又不知道說明自己情形，只有乾著急。
　　
居住四十年　補償無著
　　
原籍桃園的營業戶自治會會長吳坤明，因為姐姐嫁到當地，在退伍後到十四號公園預定地上打拚，早年他以手工彈棉被為生，他的棉被店開張時，林森北路只有三家商店。他說林森北路開發前叫九台街，底下是一條大水溝，路拓寬及欣欣大眾百貨開張後，林森北路才開始繁榮。
他記得早年區內還有本省人、外省人打架的情形，不過到民國六十年以後打架已很少，六十五年以後居民已打成一片，沒有本省外省人之分，這幾年對面十五號公園住戶有幾次火災，還是他們十四號公園一側的住戶協助撲滅的。
吳坤明很早就支持民進黨，在黃信介選立委時，康樂里只有三票投民進黨，其中一票就是他的；在陳水扁選市長時，陳在里內拿一千七百多票是歷來之冠，不過對陳水扁沒有履行先建後拆承諾，民進黨中央也沒有表示意見，讓他覺得很沒有意思，他說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家鄉在彰化的賴文筆，退伍後在朋友介紹下，到在康樂市場賣雜貨，一晃廿七年，賴文筆說，他到康樂市場時，就聽到市府說要建公園，但說了廿七年都沒有動靜，這次居然真要幹起來了，由預算通過到要執行拆除，前後只有一個多月，中間又卡著過年，拆遷戶怎麼來得及應變，對市府的作法，賴文筆直說太過分。
住宜蘭的林飛龍在區內住了廿年，也是到台北打天下的類型，他說有錢的人早走了，眼見家園即將拆遷，他擔心的是市府是否真的能做好八十多戶高齡單身住戶安置工作。
　　
盼做好安置　免於恐懼
　　
卅歲的韓鴻順，從小生活在這裡，是區內的第二代，父親早逝，母親又失明，負起家庭重擔，面對拆遷他已開始另找房子，但問到的房子幾乎每月的房租要兩萬元上下，讓他也覺得壓力很大，不過因為年輕，他也認為整個地區改建是時勢所趨，早晚他要搬出去，只是對市府沒有讓他們有太多的搬遷時間，讓他覺得很不平。
在兩地預定地上待了近五十年，不少人將這兒當作第二故鄉，大多數的人也同意這個人鬼雜居民的地方，是需要拆除改建，只是面對茫茫的未來，都希望市府在拆遷前能作好安置工作，讓他們能免於第二次的流離失所。
就像一名高齡榮民在市府說明會中曾激動痛訴的，他在大陸的家已被共產黨毀了，想不到臨老，又遇到市府要拆他房子，大半輩子居然要兩次被「掃地出門」的情況，第一次是戰爭，他無可奈何，不過這次只是為了「建設」，就要拆他房子，真是情何以堪。
五十年來，台北已由農田、水道遍布的地方，變成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之地，在這個城市的核心，這群見證台北成長的人，隨著公園拆遷將離開這住了數十年的第二故鄉；以往市府在公共工程進行時，對拆遷安置往往說的多作的少，或是存有霸王硬上弓的心態，這次在學者和外界一直要求市府拆遷前一定作好安置工作下，市府正全力進行老弱的安置工作，希望市府能交出一分讓市民一新耳目的成績單。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92/7/22
攝影：胡國威
圖說：第14、15號公園預定地街景。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92/7/22
攝影：胡國威
圖說：第14、15號公園預定地街景。

昨天我被邀請去參加電影「幻術」的特映，結果如同我昨天告訴大家的......超乎我想像的有意思！

至於這部電影表現如何呢？我覺得XXY 視覺動物的影評非常非常中肯，大家可以看連結的部分喔。

要說我跟XXY比較不同的部分，是我對這部電影的分數會更高一些(不過也不會高太多，這部電影的立意，也就是政治諷刺這點我給予很高的肯定，但表現出來的效果......不理想；但我是蠻寬容這個部分，畢竟這類型的電影在我國很少很少見，初期的作品總會有許多不成熟或不到位的部分，這是可以被我接納，而且也期待這類型電影在我國發展的)。
為何會更高一些呢？多少跟我成長背景以及我對中國國民黨歷史有些研究，使我對電影前半段特別的有感覺。

如果還想繼續看下去，有兩點提醒：
1.前方有雷，不想被雷的人請趕快脫離。(不過我會討論的是歷史事件，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去維基百科一下，應該完全就會讓電影前半段的內容徹底爆光)
2.涉及政治話題，所以準備接受好衝擊。
也先題外話一下，為何我這麼寬容這部電影？因為要談政治不是件容易的事，總會被人批評或是噓爆。像我兩度發表跟228相關的言論，一次遭受到強大的負評(但我自己的作品的確不夠全面及完整，是該好好精進才是)，另一次則引發粉絲團的退讚潮，但有些讓我遺憾的，是很多對我不滿的人，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沒把我的言論看完就突然爆氣了，這多少讓我感受到無奈。
我先說我對政治的看法，就是「職業不分貴賤、垃圾不分藍綠」，對於過往一些歷史事件我感到遺憾，但是我認為過去的人往往受制於當時的時空環境的影響，很大的必然會做出後人無法理解的事，而我們後人不應該站在後來人的角度過度苛責。就好像我們不應該指責唐朝人為何不實施民主政治。

好了，我已經說了很多話讓人有機會脫離了，接下來進入電影前半段，部分的歷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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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提醒，如果你真的很建議我剛剛提的兩點，趕緊脫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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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喜歡民主，或是享受民主，那我必須先說：民主或是現在的成果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電影前半段，有出現蔣經國之子─蔣孝武，或是一些國民黨高層，不斷提說「夫人」的意見。
這裡的「夫人」就是指當時居住在美國的蔣介石配偶─蔣宋美齡。在蔣介石過世後，宋美齡雖然很快旅居美國，但仍不時關心中華民國的黨政局勢。事實上，宋美齡甚至在1986年發表過「我將在起」的言論，可見當時在政壇上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或許以我們的後見之明來看，宋美齡的影響力，很大程度是老一輩的國民黨員的自以為，但那畢竟是一股勢力，尤其那時還是蔣家統治體制氣氛相當濃厚的時期，宋美齡的言論，對於剛解除戒嚴，而且在黨內算是小輩的李登輝來說，應該仍有相當大的忌憚。
看看北韓至今仍在金氏家族的三代統治，誰說蔣經國剛過世時，蔣家就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而如果蔣家真的要全力一搏好站上權力頂峰，那其中產生的衝突或是內耗，其實會讓我細思極恐的。

然後，電影有表現出李登輝在執政初期，開始逐步排除國民黨內的其他勢力，其中最棘手的，就是與郝柏村的「二月政爭」(大家在維基百科還能搜尋到這個條目)。
簡單來說(注意，真的是非常簡單的描述)，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代表相當一部分的軍方勢力(他曾擔任參謀總長)，他與總統李登輝之間的對決，在當時的外媒來看，很有可能決定我國以後會走向法治體制或是讓軍事介入政治。最後在郝柏村離職行政院長時，確定了中華民國會按法律程序運轉，以及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本土派大勝老一輩的勢力。

在此要澄清，我沒有要說李登輝很棒棒，或是要批評宋美齡或郝柏村，我想電影前半段是要表達：現今我國民主體制在解嚴後，一開始的跌跌撞撞。
這期間要是真有什麼擦槍走火，或許就會出現像南韓的光州事件(也就是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起事件在本電影中也有被提到)。
不要覺得不可能，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當初也沒想過會因為一點暗殺事件，結果竟然引爆全歐洲的大混戰。

在電影的前半段給我的省思，一方面是感歎我國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基本算和平的不容易，另一方面則是很想提醒現今大部分的政府官員......拜託不要只會惡搞，別把好不容獲得的權利給玩砸了。

(寫到這，我開始理解XXY覺得註部電影可惜的一點：它想講得太多，但很多方面卻又交代的不夠到位)

總之，我個人、我個人、我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很有意思，卻也認為這部片要改進的空間著實不少。但看在他立意甚好的狀況下，我還是分享這部電影的資訊，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多注意吧。

#我不是正式老師
#我是一個歷史愛好者金老ㄕ
#超無聊男子
#感謝您

#是的我在模仿XXY的梗我自己覺得有趣但說不定很多人覺得無聊所以叫我超無聊男子那倒也不為過呀

#影評《幻術》The Shooting of 319 | ★★☆
政治就是一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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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說電影是一場魔術，觀眾享受被騙，魔術師設計驚喜時刻，但揭開其中伎倆則顯得荒謬可笑。《幻術》的片名以魔術的概念作為發想，諷刺政治、嘗試挑戰解密歷史事件，並在這個政治環境複雜且紛亂的時局之際，試圖觸碰敏感議題：我認為就電影創作的發想，或是勇敢挑戰新題材而言，我個人給予本片正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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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把這部片比喻為認真版的《全民大悶鍋》，就如同許多諧星用自己的表演方式，詮釋各個不同的角色；只不過《幻術》嘗試用自己的解釋方式，來拼湊出一個大家都無法解釋的政治案件。有趣的是，因為片中的角色都是我們熟悉的政治人物，有些甚至現在還活躍於政壇；許多角色人物登場，馬上給觀眾一種詭異又真實的氣氛，若是較少接觸政治驚悚題材的觀眾，恐怕無法入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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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好萊塢不少類似的政治驚悚題材作品：如近期的《為副不仁》描述了美國前副總統錢尼的故事，當中飾演小布希的山姆洛克威爾，與現實生活的小布希確實確實有些差異；再到描述古巴飛彈危機的《驚爆13天》、調查甘迺迪總統遇刺案的《誰殺了甘迺迪》等作品，演員與真實人物的對照並無法外表100%相似，但至少我們能夠在劇情中理解電影創作者希望透過這次事件，傳達自己對於事件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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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對我而言，《為副不仁》之所以精彩除了克里斯丁貝爾的精彩演技，亞當麥凱一向玩世不恭卻又一針見血的批判口吻，充滿創意巧思的表現手法，加上快速剪輯以及深入淺出地剖析時事，電影雖說記錄錢尼的政治生涯，但我們能夠體會到政治鬥爭的殘酷，以及這些政客如何玩弄權勢、法律或是輿論等骯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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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319槍擊案在2004年發生時，確實是台灣政壇以及人民對於政治參與的轉捩點。在案件調查疑點重重的情況下，人們似乎也被接下來的「選舉無效」、「國民黨中央黨部暴動」、「國親分裂」，或是幾年後的「紅衫軍倒扁」等事件所埋沒。《幻術》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老實說我看到了很多，像是告訴我們政客不分藍綠、台灣的政治環境是歷史共業，或是矛盾的省籍情結、族群衝突、權貴玩弄政治等多種亂象。但它能不能像《為副不仁》、《驚爆13天》或是《誰殺了甘迺迪》的劇情張力來得強烈？我想在如此複雜又多的主題下，什麼都想「玩」一下的情況下，《幻術》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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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我很喜歡片中利用李登輝曾練過的「劍道」，比喻李登輝在接任蔣經國總統後，對國民黨內部的政爭，對抗李煥、郝伯村等人在劍道場上，不斷切換年輕和壯年時期的李登輝角色，確實充滿巧思及創意。但卻偏偏畫面安插了像是格鬥遊戲的過場動畫，打壞了整體嚴肅氣氛，讓整段劇情呈現相當詭異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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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故事以李登輝作為主視角，串聯起台灣在二戰後存在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衝突、日式教育在面對光復後的美式作風顯得格格不入，又或者李登輝在希望政治改革開放的民主化過程，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過程，其實原本有相當不錯的著力點加以深化，最後卻在過於保守的敘事方式下，讓電影像是維基百科般地平淡，相當可惜。不斷強調這只是「猜想」的結果，很難讓觀眾有個重心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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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然認為《幻術》是部勇敢而且值得鼓勵的作品，看看韓國如今政治驚悚作品不斷推出，有些甚至大膽諷刺了當今在位的政壇人物，他們何嘗不是從一部小製作慢慢做大呢？從《彈道》再到《幻術》，我看到了電影創作者雖然都是以319槍擊案做發想，但如今《幻術》已不再使用假名而大膽使用真實姓名作為角色，足以看得出台灣的電影創作者慢慢在進步，朝向勇於挑戰多元題材的方向前進。或許看完本片，我們會更有興趣關注政治話題，或是對319這起案件有更深一層認識，並嘗試用自己的觀點加以討論，不知不覺中我們其實也參與了政治，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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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上映日期：2019.05.03

#幻術
#theshootingof319
#威視

#我不是工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
#XXY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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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