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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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真空腔體英文 在 皮筋兒 Journey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再見韓國瑜,再見蔣經國】
2020-01-06 |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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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的暴起暴落
韓國瑜人生最巔峰的時刻,是在2019年3月29日,他到中國公開會見澳門及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台之後,被隨扈們高高抬起,在機場接受支持者熱烈歡迎,很像明日即將登上總統大位一般,意氣風發。
當時他應該無法預料,會見中聯辦主任及林鄭月娥帶來「一國兩制」的後續效應,是造成了他在2019年由盛轉衰的遠因,仿若被隨扈高舉之後,又重摔下來。
隨著香港在六月爆發反修例抗爭,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恐懼加深;更因為2019年元旦新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導致蘇起傳授給韓國瑜的「九二共識」盾牌也發揮不了作用。
從此,韓國瑜雖然不斷以激烈言行召喚支持者的向心力,但他的支持者圈子越縮越小,言行的偏激化也越來越與主流脫節,因而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固守剩下三成上下的基本盤。
#蔣經國的遺產
隨著韓國瑜的氣勢由盛轉衰,非泛綠的政治人物開始搶奪所謂「蔣經國的遺產」。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蔣經國在晚年臨終之前,重臣們為在他身邊,想問他屬意誰當接班人?結果蔣經國嘆了一口氣,說:「你等會兒…。」
不久就過世了。眾人以為蔣經國說的是「李登輝」,於是李就接班了。
當然真實歷史不是這樣,這只是在講獨裁者過世之後,因為沒有內定繼承人,所以造成一個各派系大老之間的真空,而李登輝就趁著這個矛盾,扶搖直上,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之後,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
然而李登輝也是在蔣經國體制下,是以本省籍優秀技術官僚的身份脫穎而出,所以日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確保與保守派能達到平衡的方式來進行。所以說李登輝雖然是有本土派的格局,但他始終無法真正進行「革命」,只能說他擾動且破壞了國民黨的獨裁專政的系統。
不過李也留下了後遺症,就是他養大了地方的本土派國民黨,例如王金平、張榮味及曾振農等人,這些本土派系在外省精英衰敗之後,成為了國民黨的真正骨幹,就連韓國瑜事實上也是寄居於雲林張榮味底下,因張家提拔他到北農任職,才有了舞台。不過這講遠了,地方派系並非本文重點。
重點是,李登輝並沒有完全接收蔣經國的遺產,但也沒有革命——完全改寫蔣經國的歷史,只進行了溫和的憲政改革。因此蔣經國的遺產,就像傳說中海賊王的秘寶一樣,大家都想要爭奪,搶到的人就可以成為總統一樣。
#後蔣經國時代
筆者曾經寫過一文,蔣經國的影響力之所以對後世如此強大,是因為1970年代他執政之後,台灣經濟因為美國因素而逐漸轉型,多數出生於戰後嬰兒潮、並成長於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這一段突飛猛進的歲月都有著非常美好的記憶。
假使你小時候家裡連文具、鞋子都買不起,到了剛出社會的時候,月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左右,但過了一二十年,只要你聽從政府(國民黨)的話,不要有事沒事去參加黨外運動,你就能當上了中階主管,或者有了穩定生意,月收入就能翻幾倍,到五位數甚至六位數。你可能會出現「白手起家」的自信感,也會出現「有志者事竟成」的幻覺,認為國民黨的統治真的是好棒棒,只要安分守己就能「五子登科」,人生成就全部達成。
這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偏向「懷念威權」的原因,而這個世代因為目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就大概是像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擔任中階主管的角色,主流社會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掌握,出身於解嚴後的年輕人,雖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也都要應付稱是。這也是蔣經國死後,他的思想仍深深影響、甚至控制著台灣社會的因素之一。
「後蔣經國時代」從1990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開始,至2020年剛好三十年,這段期間仿若大海賊時代,大家都想要搶海賊王留下來的秘寶。
原本第一個快要搶到秘寶的人是宋楚瑜。宋楚瑜當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了獨裁者的「桌頭」,後來在新聞局長任內,雷厲風行查禁各種書籍刊物,箝制言論自由,可以說是「國民黨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的角色。1994年宋楚瑜選上第一任民選省長,模仿蔣經國「走入基層」的風格,獲得本土派系一致好評,因此成為「接班人」的呼聲很大。
蔣經國的秘寶(遺產)魔力在於,擁有的人可以獲得60%左右的民意基礎,在1994年唯一一次的省長選戰,宋楚瑜拿到56%的選票(4%被朱高正拿走),陳定南只拿到38%。
不過宋沒想到,李登輝隨即「凍省」,架空宋楚瑜權力,並提拔同為本土官僚出身的連戰,讓連宋之間的矛盾加深。因此2000年在國民黨分裂之下,加上內部「興票案」的攻擊,宋楚瑜意外落馬,由陳水扁登上大位。
宋楚瑜拿到秘寶,魔力卻被李登輝及連戰橫刀截斷,他非常憾恨,於是組成親民黨,準備四年後奪回權力。沒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選了四次總統外加一次台北市長,總統之夢卻越行越遠。
陳水扁八年執政,雖然試圖抵抗蔣經國的影響力,但他是少數執政,所以甫上任就拜訪前特務頭子王昇,取得政權穩定;再宣佈「四不一沒有」,保證自己的兩岸格局不會超過前朝李登輝。縱使到第二任,陳水扁開始走「一邊一國」路線,但他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陸續引爆,讓他無力處理後蔣經國時代的問題。
第二個搶到遺產秘寶的人是馬英九,跟宋楚瑜一樣,馬也出身英文秘書,桌頭的工作,是蔣經國的好學生——話說蔣經國神話裡面有一招虛幻的「廉政親民」功夫,後來馬英九習得「廉政」,宋楚瑜習得「親民」,各得半部招式。
馬英九的運氣比宋楚瑜好很多,1998年他以溫和清新的形象,擊敗了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從此選戰無往不利,成為國民黨的新興共主,取得秘寶成為蔣經國接班人,一路當上總統。
2008年之後,套句馬英九選總統時的口號,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說就是「正直跟善良都回來了」,意思就是「美好的蔣經國時代回來了」,而馬英九每年一定也會固定到慈湖謁陵,象徵傳承蔣經國的「遺志」。
不過馬英九沒有學到宋楚瑜的「親民」招式,晚期馬政府出現內憂外患,內政上社會分配無法處理妥當,外交上又因「服貿協議」而引發三一八事件,這些危機凸顯了馬英九的缺點:溫和有餘而魄力不足。國民黨支持者認為馬英九的形象太過軟弱,以至於被民進黨及反對者的氣勢壓過,終於導致2014年到2016年的選情崩盤。
#柯韓崛起
拿到蔣經國遺產(秘寶)的第三個人,是柯文哲。柯文哲一開始雖然是以「墨綠」的形象登場,但其實2014年9月,尚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說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當時的本土派非常驚訝,因為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的「墨綠」人士,根本不可能肯定蔣經國,所以大家都在猜測是否是柯文哲故意講給泛藍聽的,想爭取泛藍選票。但很多泛綠人士開始對柯文哲產生質疑,成為「第一代柯黑」。
結果後來證明,柯文哲的路線就是要往蔣經國靠攏,他強調的素人治理,就是呼應蔣經國的廉政親民。柯文哲不僅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政治的典範,更在2019年香港爆發抗爭之後,建議習近平也來學習蔣經國的治理方式。
柯文哲曾經在2014年說過:「什麼是你不願意拿出去做交換的?那個叫核心價值。」後來也證實了,「尊蔣」確實是柯文哲一路走來,唯一沒有交換出去的核心價值。
柯文哲在選上台北市長之後,原本盤算大致上是:國民黨自馬英九之後,再也找不到有力的蔣經國繼承者,他可以拿到淺綠的票源,又奪取蔣經國遺產這一塊秘寶,喚起中間選民的認同,就算國民黨推派參選人,但他左右互搏,讓藍綠兩黨支持度限縮到各三成的基本盤,他就有機會當上總統。
不過千算萬算,柯文哲沒預料到韓國瑜的登場。韓國瑜原本只是柯文哲為了與雲林張榮味結盟的「中間人」身份,沒想到他到市議會備詢,跟王世堅唇腔舌戰,打出名號。於是柯文哲對韓國瑜十分激賞,還一度考慮要讓他當台北市副市長。韓國瑜也在議會說:「十六年來只有柯文哲當我是個角色。」
但沒想到,韓國瑜異軍突起,選國民黨黨主席未果,被分到高雄去「開疆闢土」,原本眾人皆不看好韓國瑜在綠營票倉能有多大作為,卻沒想到2018年5月正式參選後,鬆動了綠營的盤勢——蔡英文與陳其邁冷靜的精英形象,完全不及韓國瑜「親民」的言行,就此扭轉了18年大選的局勢。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又看到了「天命」,蔣經國的秘寶,終究「後繼有人」。因此泛藍陣營甩開柯文哲,重新集結回到國民黨的旗幟底下,也拉回了一度被柯文哲吸走中間選票,到2019年4月之前,韓國瑜聲望如日中天,仿若即將接掌總統大位。
當然,韓流崛起,直接導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對撞,雙方都想繼承蔣經國的遺產,於是柯文哲開始研發原子彈,希望透過尖酸刻薄的言語,找回主流社會對於他的「經國先生路線」的肯定。
#三十年民主之路
之所以「後蔣經國時代」會維持三十年之久,就是因為主流社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意願去處理歷史遺緒及轉型正義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就是前述戰後世代的中產階級,對自己太過自信,因此失去了從歷史、美學到甚至對「自由平等的理解」,這些概念全面反省的能力。
為什麼台灣社會在2018年之後,會出現瘋狂的「韓粉」?就是因為雖然社會思潮已經慢慢在轉變,委婉地說就是「典範轉移」。但是仍有上述那樣型態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這樣的轉變。
例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給學生過多的自由,禁止體罰、禁止老師辱罵學生,才會「一代不如一代」,卻沒有正視到以前的威權教育,隱藏多少階級歧視與校園霸凌,造成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受創,型塑了日後一些讓晚輩很難理解的思想與性格——比方說拿性別差異、性別氣質當玩笑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或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是非常傷人的話語。
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還在承受威權時期遺留的無形創傷。最終這些創傷,成為集體 引爆的「業力」。就是這些轉型不過來的人們,對於21世紀的不安與恐懼。他們擔心民主轉型、教育改革、婚姻平權及各種改革會讓社會崩潰。但事實上台灣社會越來越穩定且進步,崩潰的只有他們的家父長權威。所以韓國瑜成為他們的理由,讓他們集結起來,想要找回1980年代強權統治下的安定感。
(當然有些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因為1949年後一、二代外省移民的原鄉認同感,這樣的情感無可厚非,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經過2019年的政治震盪,2020年應該是個機會,蔡英文若能勝選,民進黨取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次,代表蔡英文與民進黨撐過了第一任的民意測試,未來成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繼續前進,台灣在下列兩大因素下,或許將能正式擺脫蔣經國的歷史遺緒:
1、柯韓潮流的消退
柯文哲保守性格自不待言,他經常嘲諷女性,卻不知道自己問題出在哪裡;而韓國瑜則代表國民黨尚未擺脫的殖民者性格,例如他到台東,對原住民說:「看到原住民這麼熱鬧就想唱歌,唱『娜伊路娃、娜伊亞娜亞嘿』,…太快樂了,像來到不同的世界…原住民很陽光很快樂,樂觀與希望,讓他心情都轉好了。」但是「母語仍然要在家學」。
這樣非常典型的殖民主義話語,韓國瑜卻能很自然流暢的脫口而出,代表韓的時空仍凍結在1980年的威權時代,以為國民黨自產自銷的「中華文化」還是如此光輝燦爛,還能獲得主流認同。
但從2019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言行,在年輕人社群中屢屢被拿出來譏笑嘲諷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正在退去,而且直接與新生代的價值觀正面碰撞。柯韓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觀意識越強,越不願意反省,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衝突就更加劇烈。
而在新生代看見香港「一國兩制」的悲劇之後,產生堅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後,愈發質疑柯韓的「發大財」口號,於是世代之間終將一戰,假若1月11日大選結果出來,民眾黨政黨票不如預期,以及韓國瑜落選,就代表了這兩人的「蔣經國路線」是失敗的,蔣經國的遺產,不是金銀珠寶,而是核廢料。
柯韓潮流如同正常民主社會偶爾出現的民粹主義水痘,當我們平安度過「我現在要出疹」的階段而痊癒之後,或許就能相對產生一些免疫力吧。
2、轉型正義工程啟動
2018年雖然在民進黨國會優勢之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保守派的反彈很大,整個社會對於轉型正義也停留在「二二八」及「政治鬥爭」這樣粗淺的概念。所以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私下說出:「我們是東廠」這樣自我嘲諷的話的時候,就被國民黨拿出來大做文章。造成促轉會主委下台,而代理主委楊翠在立法院裡面,也遭受到了國民黨的羞辱。
不過至少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了,促轉會開始進行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被撤銷罪名,而他們的故事也開始被改編成戲劇、舞台劇等藝文創作。年輕一輩的學生,因為少了諸多歷史包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也容易產生素樸的正義感及同情感。
有幾個相關的現象作為指標,象徵台灣社會開始接納、反思自身的歷史:2018年全聯公司一則關於陳文成的廣告,意外收到大量迴響,雖然有正反兩極的評價,但是過去禁忌的,或者刻意被冷處理的敏感歷史,能重新回到台灣人的視野,本身就值得留意的現象。另外赤燭公司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在2019年改編成電影,竟然形成一股潮流,震撼並感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成為2019年流行語之一。
另一項是對於史明的再理解,以及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紀念與肯定。史明象徵著基進的台灣民族主義、甚至是武裝獨立革命路線,在戒嚴的年代幾乎是被當成「恐怖份子」一樣的角色。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清大獨台會事件,當事人廖偉程等,就是因為閱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獲罪。
但近十年來,史明及台灣民族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毒蛇猛獸,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年輕人不但樂於接受史明的思想,甚至主動扛起台灣獨立大旗——2019年史明逝世之後,上千人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追悼,即是明證。而美麗島四十週年,《蘋果日報》推出封面復刻版的美麗島紀念專刊,也收到大量正面回應,甚至是搶購熱潮。
上述這些文化現象,慢慢累積堆疊,形成了新興的台灣想像共同體。新生代的台灣人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對於族群、性別及階級的平權觀念也越來越清晰,台灣社會即將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的威權幽靈,真正發展出成熟的民主社會。
#迎向明日的憲政改革
2020年元月二日,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在搭乘黑鷹直昇機前往勞軍的途中,與侍從官黃聖航等八名將官墜機身亡。這樣不幸的事件卻緩和了因為選舉而激化的社會對立,藍綠各黨都約定休兵,共同哀悼國殤。在國家最傷痛的時刻,卻意外出現了台灣「軍隊與國家」的再理解與再認同,而參謀總長沈一鳴彷彿也成了新的「軍魂」典範。也實質證明解嚴後「軍隊國家化」的成功。
並且,今年選舉有十數個政黨參與不分區的選舉。特別是小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泛綠各黨都提名了不少優秀的候選人,但可惜台灣選制對於大黨比較有利,選民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自動進行棄保或配票等操作。未來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及泛藍政黨萎縮之後,或許有機會迎來新的「憲法時刻」,由社會各界充分討論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增加國會不分區席次分配,或以內閣制的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等等新的形式。
若然,則基進黨、綠黨及時代力量等政黨,不必再為「大綠小綠」路線而困擾,可以在穩固主權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到底,甚至以「左翼台獨」路線與民進黨的中間保守路線抗衡。
2020年,應該是台灣擺脫蔣經國威權遺緒的一年、擺脫一國兩制威脅,重新找到台灣國家定位的一年,也是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價值的一年。
期待1月11日投票之後,台灣社會能向韓國瑜說再見,向蔣經國與他的威權年代說再見!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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