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軍人認同感應先從找回榮耀開始。
九三軍人節是一年一度的節慶,在沒有放假的情況下,節日的存在感已經相當薄弱,近幾年國軍的認同感不增反減,但平時背負戰備守衛任務,犧牲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時間,天災人禍出現時,又都是最先動員的力量,對於軍人,我想都該給予更多肯定。
易讀版: https://www.potatomedia.co/s/XzrJxwy
「軍人」這個詞對我有太多的意義,特別是對我的家人。
我爺爺將軍退伍後,父親也走上了軍旅生涯,想當然爾小時候我也曾被多次詢問是否願意前往軍校就讀,自知天性不適合軍中生活的我自然是強力反抗,但身為軍人後代對我而言是一份驕傲,是一種榮耀。
在爺爺那一代扛下了防衛邊境的砲火,在槍林彈雨中流了多少血與汗,才有如今的承平時期,在父親的那一代隨時都在兩岸砲火一觸即發的緊張感中生存,我永遠記得我母親跟我說過的故事。
有一年我父親難得從金門前線回到台灣過年,平常都九點十點就入睡的他們很早就休息了,時間才剛過十二點,眷村便開始放起了鞭炮迎接新年,但還在睡夢中的父親,卻立即起身緊戒,甚至有想要從枕頭下拿槍的動作,把我媽都快嚇死了,或許現在聽起來是個輕鬆的故事,但你完全可以想像那時在前線的人背負怎樣的心理壓力。
就像我爸至今都有喝茶的習慣,雖然只喝茶不喝水真的不是個好習慣,但他開始喝茶就是因為多年在金門當軍官時,實在喝不慣當地的水,所以只好把水混著茶葉,至少能夠些許的補充水分。
即使他現在已經七十歲了,這個習慣仍維持著。
眷村改建後搬到了國宅,一進我家門口就會看到一個透明櫃子,裡面有著各式各樣的藏酒,有金門高粱、茅臺酒等,起跳都是三十年,保存的品質還非常好,但每一罐酒的背後,都是一段軍旅生涯的故事。
從小我對於軍人子弟身分是感到驕傲的,甚至覺得那是一種榮耀。
但隨著慢慢長大,台灣開始習慣承平時期,甚至打仗對我們這一代已經是個遙遠的事情之後,媒體與周遭的人開始對軍人越來越不友善,就連穿著軍服買個便當買個飲料,都還要特地被拍照放在爆料公社公審一番,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或許很多人也思考,現在台灣是否還需要這麼多的國軍,當年喊著要我們「反攻大陸」的國民黨,現在遇到中共跪得比誰都快,但我總覺得國軍人力可以縮減,訓練可以精實,但如果連最基礎的裝備與資源都不願提供,連防衛我們國家的戰力都不願編列。
那習以為常的和平,終究只是一場夢。
我認為要找回台灣對軍人的認同感,可以先從建立國軍的榮耀開始,如今的國軍弟兄更要求戰備技能,更著重個人體能的磨練與意志的培養,可以透過記錄紀實的角度,甚至多拍些軍旅題材的作品,都能夠讓大家對其有更多的認識。
軍旅題材是許多男人當兵的回憶,不怕沒有共鳴,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永遠只把軍旅當成輕鬆幽默詼諧搞笑,而是真的去替他們發聲,讓這些願意將國家安危擺在個人利益的國軍弟兄們能夠更認同自己。
願所有軍人都能一切順利,也祝福。
鬼才阿水Awater的東吳水軍社團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380的網紅ONETAKE 一鏡過,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ONETAKE.VDO/ 【一鏡過】《又一年了》Another Year 其實孤單並唔可怕,但當遇上節日時, 「佢」就會話你知咩叫寂寞...... 【follow我地個IG,有活動照,拍攝花絮,同預告 ↓ 】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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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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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郎每日讀報 #一週大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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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工作的美國民眾絕對沒道理
比 Amazon 或 Netflix 繳更多所得稅」
—— Joe 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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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德電影延期、各國電影院再度因為封城陸續關閉、一家獨大的Netflix開始用漲價迎接這個嚴峻的冬天......後天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好萊塢能期待新政府像動作電影中的英雄一樣瞬間扭轉局勢嗎?
Sean Connery 在睡夢中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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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 James Bond 演員 Sean Connery 昨天傳出在睡夢中過世於長年隱居的巴哈馬家中,享年90歲。
Connery 曾以《The Untouchables 鐵面無私》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同時還得過3座金球獎和2座英國影藝學院獎。龐德小說原作者 Ian Fleming 和龐德電影製作人 Albert Broccoli 一開始都不認為 Sean Connery 是他們心目中的 James Bond 最佳人選。出身蘇格蘭藍領的Sean Connery 和小說中貴族氣味滿滿的 Bond 不全然符合。最後是Broccoli 的妻子注意到了 Connery 那種游離於不羈野性和優雅舉止之間的性吸引力,大力向丈夫遊說由他出演 Bond。
龐德電影的經典台詞"The name’s Bond ... James Bond"實際上出自 Connery 的現場即興。他不喜歡劇本中平鋪直述的 "My name is James Bond" 這句台詞,於是說服導演讓他即興試了幾次,終於找到那個魅力十足的句中停頓。
Sean Connery 不僅催生了「動作英雄」這個概念,更讓這個概念隨著他的年齡增長而不斷翻修定義。因為他60歲以後仍繼續接演《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聖戰奇兵》、《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獵殺紅色十月》、《The Rock 絕地任務》等冒險動作電影並持續獲得觀眾喜愛,為日後的中老年動作英雄 Liam Neeson 和 Bruce Willis 等男星大幅延長了職業生涯。
2003年的漫畫超級英雄電影《The League of Extraordinary Gentlemen 天降奇兵》狼狽的拍攝過程和慘不忍睹的成品使 Sean Connery 痛下決心退休,從此不再接演任何一部電影。出身藍領的他原本不熟悉高爾夫球這種上流運動,但因為《Goldenfinger 金手指》的劇情需要開始學打高爾夫後立刻一試成主顧,立刻搬到西班牙渡假勝地馬貝拉的高爾夫球場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高爾夫球,直到後來因為與當地媒體和官員的種種不快,才忍痛搬離住了20年的西班牙。晚近則隱居於多部龐德電影取景的加勒比海島國巴哈馬(附帶一提,James Bond 這個角色同樣也誕生於加勒比海上、作家 Ian Flemin 從二戰中退休後隱居的牙買加渡假小屋黃金眼莊園中)。
Connery 過世的消息傳出後,很快也要卸任 James Bond 的男星 Daniel Craig 在 Twitter 上發文表示:「無論他現在去了哪裡,我衷心希望那兒有高爾夫可以打。」
Albert Broccoli 的女兒、現任龐德電影製片 Barbara Broccoli 則發初悼詞,表示人們將永遠記得他是最原味的James Bond,因為正是他那句"The name’s Bond ... James Bond"將龐德系列電影帶進電影史的舞台。
Sean Connery 告別人生舞台的時機十分微妙,因為那個由他開啟的龐德電影宇宙正因為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而陷入生死交戰的存在危機......
老闆,這部龐德電影怎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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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盛傳 MGM 可能以6億美元將一直延後上映的最新龐德電影《No Time to Die 007:生死交戰》賣給 Apple TV+ 或是 Netflix。這週有更多的細節被各家媒體披露:
MGM 確切開始兜售的時間點應該是最近一次決定延後上映前,也就是說該公司當時準備從「再延後一次」和「直接賣給串流」兩個方案中選擇一個最有利方案,而顯然「賣給串流」的方案最後出局了。
出局的理由是價格談不攏。目前傳出確實參與《007:生死交戰》詢價的買方有 Apple 和 Netflix。而最迫切需要一部招牌大片來提振市佔率的 Apple TV+ 據說真的出價了。問題在於 MGM 原先期待的價格落在 6~8.5億美元之間,然而 Apple 只願意以 3.5~4億美元左右的價格購買一年的授權。
雖然傳出 Netflix 也曾參與購買《007:生死交戰》的磋商,但多數媒體和產業專家認為 Netflix 應該只是純逛逛看看、沒有打算出手,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必要買一部龐德電影。他們的串流版圖沒有這個缺口,除非他們打算買電影院開始經營實體發行通路,才有可能對《007:生死交戰》有需求。Hollywood Reprter 報導中來自 Netflix 高層的私下意見也坦承這樁生意根本不值得,與其花幾億買一部只能熱門一次的昂貴電影,對 Netflix 來說倒不如去開發屬於自己的原創動作電影或節目,還能長期持有IP。比如 Michael Bay 導演在該平台上大受歡迎的 Netflix 原創電影《6 Underground 鬼影特攻:以暴制暴》。
許多人的疑問是憑甚麼一部龐德電影定價可以喊到8.5億美元這麼高?
依據 Hollywood Reprter 估算,扣除各種來自地方政府的稅點獎勵,《007:生死交戰》全片造價是2.5億美元。而且兩度延期的該片預估已經至少支出5千萬美元的行銷預算。此外,他們還必須支付授權費給最早擁有龐德電影版權的 United Artist(目前是MGM的子公司),也必須補償費用給原本預計在國際市場發行該片的 Universal Pictures 以及負責美國市場發行的 Annapurna Pictures 。最後還有導演和幾位主角合約條款中的分紅必須打理。加上MGM 自己對該片的票房預估是以2012年的《Skyfall 007:空降危機》為標準,希望可以在電影院賣得10億美元的票房。這些都是價格壓不下來的理由。
好萊塢片廠今年最大的挑戰都是金流,因為昂貴的投資現在都卡在庫房裡沒有辦法上映,每一天都增加額外的資金成本。消息來源指出《007:生死交戰》的膠卷(硬碟?)躺在庫房裡的每一個月,就會替 MGM 額外增加大約100萬美元的利息負擔。最近一次宣佈延後上映之後,S&P 隨即把 MGM 的評等調降為B,認為該公司未來12個月內現金流狀況都會非常貧弱。
過去 MGM 都會委由比如 Sony 這樣的大片廠來發行龐德電影,因為那樣的大片廠有更好的團隊和know-how可以應付這種不是普通人可以扛得起來的大片。但 Sony 合約到期後,MGM 突發奇想地拒絕了 Sony 的續約和來自其他大片廠的提案,而接受了規模比自己更小的 Annapurna Pictures 的提議,以子公司 United Artist 的名義共同成立一個全新的發行團隊處理《007:生死交戰》的美國發行(國際發行則交給了 Universal)。這個衝動的決定造成了今日 MGM 坐困愁城的下場。Variety 說許多業界人士認為如果還是像 Sony 這樣的大片廠來負責龐德電影的發行,至少應對起今日的產業風暴還不至於那麼手足無措。
除了價格談不攏之外,賣給串流破局的另一個關鍵理由是:《007:生死交戰》能不能賣不是 MGM 一個人說了算。龐德版權的真正主人——製片公司 EON 也必須點頭同意。已故龐德電影製片 Albert Broccoli 的女兒 Barbara Broccoli 是支持電影院體驗的老派電影人,據說求售的事她事先不知情,事後也已表達反對。就算 MGM 索性打包整門龐德電影宇宙賣給其他更有想像力的片廠,買方即使提出什麼延伸宇宙的電視節目或串流構想,仍必須過得了守門員 Barbara Broccoli 這一關。這些背後的限制,或許才是龐德真正的生死危機。
當然也有人認為好險沒賣成。Forbes 認為賣給串流這個動作可能毀了一整家片廠。龐德電影是 MGM 這家老片廠唯一的台柱,除了過去因為擁有《The Hobbit 哈比人》的版權(原屬於另一家和 MGM 合併的老片廠 UA)而和 New Line 合作了哈比人系列電影之外,幾乎完全仰賴龐德這位英國公務員的收入養家活口。除了獨力養活一個片廠之外,龐德電影的另外一個奇蹟是可以靠置入性行銷幾乎完全回收拍攝成本。問題在於《007: 生死交戰》的贊助商當初買的是大銀幕和杜比音響的壯觀體驗,而非你家42吋雜牌電視的體驗。
萬一這次真的跳過上映直上串流,MGM 很可能將會在下一次(正好也是新龐德上任的第一部)得到報應:他們將再也無法說服消費者龐德電影是無可取代的電影院體驗,也再也無法說服贊助商那個大銀幕上的汽車、手錶、啤酒都會得到最有商業價值的注目。如果龐德系列電影毀了,欠缺大片IP的 MGM 也凶多吉少。
錯過了串流的機會,是福是禍還說不準。說不定他們終有一天會發現小螢幕才是龐德電影真正的天命所在(轉頭看星戰宇宙的《The Mandalorian 曼達洛人》)。
大選後好萊塢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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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倒數最後一週,好萊塢名人傾巢而出為各自屬意的候選人拉票。連過去從來不授權歌曲給政治人物的 Taylor Swift 也首開先例將她的歌曲〈Only the Young〉授權給支持 Biden 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用在廣告中。
多個好萊塢工會組織,包含編劇工會、電影演員工會、服裝設計工會、IATSE 劇場及影視工作者聯合會都把握最後關頭,鎖定還未投票的會員催促他們務必參與投票。雖然各工會並沒有替特定候選人背書,但各有其長期推動的政策遊說立場。
2020年好萊塢面臨史無前例的產業危機,他們能期待三天後的選舉結果替他們帶來什麼轉機嗎?
因為 Trump 並沒有提出第二任會有相關影視產業政策的改變或推進,所以連任之後好萊塢面臨的狀況很可能跟選前沒有太大差異。
另一個可能是萬一 Biden 勝出的話,Variety 綜合了各方專業意見提供了以下的預測:
1.製片們期待 Biden 當選之後的聯邦政府能夠比 Trump 更積極應對疫情,而不是像現在那樣讓各州自求生路。美國疫情如能受到受到控制,好萊塢目前受到的成本暴漲的壓力才有機會緩解。
2.一般預測 Biden 政府將會把聯邦的資源通通集中在防疫這個第一優先事項上,製片們也因而期待政府可以提供更容易取得的篩檢、口罩和其他防疫裝備,讓好萊塢更容易重啟運作。有些製片則期待新政府能夠想辦法解決劇組難以取得保險的問題,讓聯邦政府資源當靠山,以使劇組可以重新上路拍攝。
3.處於休克狀況的電影院透過 NATO 電影院經營者協會的遊說,始終無法獲得他們索求的紓困,因為國會通過的紓困方嚴格限制必須是中小企業才符合資格。NATO 期待選後有機會改變情勢以便拿到救命的紓困免於倒閉,但前提是民主黨必須在大選中拿回國會的主導權。不過謹慎的 NATO 仍然不願押寶特定一方,持續進行兩黨的遊說。
5.對好萊塢企業來說,Biden 當選的壞處是他立誓要將被 Trump 大幅調降的稅率再調回來。另一個風險是 Trump 任內大方給予影視產業的各種優惠稅率也可能要密切注意新政府對這些租稅優惠政策的態度。現在很難預測 Biden 政見中各種提高稅率的主張在上台之後會多快實施,畢竟眼前第一優先應該是避免經濟繼續受到疫情傷害。
6.關於企業併購,Trump 政府基本態度其實是友善的,只要交易不涉及 Trump 討厭的媒體通常很容易獲得核准。Biden 政府預計會對企業併購的反壟斷審查持更嚴謹檢驗的態度,對於疫情後的好萊塢整合會增加變數。
7.至於美中之間的貿易緊張,多數專家認為整體情勢已經沒有回頭路,不論誰當選都會持續與中國之間的各種拉鋸。對片廠來說,美中關係的不確定性將使他們慢慢失去這個全球第二大(實際上最近已經成為第一大)電影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本土電影在質量上的快速崛起也在加速使中國觀眾和好萊塢電影越走越遠。
最後一個好萊塢的好消息是 Biden 多次強力批判美國科技巨頭繳稅太少,昨天還特地在 Twitter 上發文說:「說得更明確一點:辛勤工作的美國民眾絕對沒道理比 Amazon 或 Netflix 繳更多所得稅。是時候該讓這些大企業付出應有的代價了。」
萬一 Biden 當選極可能增加這些科技巨頭的稅賦負擔的方式,也因此會替好萊塢傳統片廠絆住 Netfix 這隻巨獸以及還沒對好萊塢構成威脅但財務實力雄厚的 Amazon,讓他們在2020劇變之後喘息幾天......
|新聞出處|
Sean Connery Dies: He Invented the Action Hero and Embodied the ’60s Sexual Revolution(https://bit.ly/3mLGp5z)
Daniel Craig, Pierce Brosnan & ‘James Bond’ Producers Remember Sean Connery: “He Helped Create the Modern Blockbuster”(https://bit.ly/32jg3jF)
Behind MGM's Apple Overture: How Much Is a Bond Movie Worth?(https://bit.ly/3mrM7cz)
Breaking Down MGM’s Costly ‘No Time to Die’ Dilemma(https://bit.ly/34Jj8Ll)
Selling ‘No Time To Die’ To Streaming Would Devalue Future James Bond Movies(https://bit.ly/386tk2J)
Showbiz Activists Make Final Push In Remaining Days Of 2020 Election(https://bit.ly/320P8Jd)
What’s at Stake for Hollywood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https://bit.ly/35R0aBP)
Joe Biden Slams Netflix & Amazon On Taxes, Again(https://bit.ly/37ZVS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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