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偷走了照顧者的生活? | By 張超雄】
//以「行政管理」的心態去興建大型「堡壘式」的院舍，以縮短輪候數字。更可悲的是，在缺乏整全長期護理政策的情況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照顧者的照顧壓力與日俱增，只剩餘把殘疾人士送入私營院舍的選擇，未能解決殘疾人士照顧之餘，更進一步剝削他們的生活質素和權利。//
全文如下：
「我唔返（院舍）……」坐在輪椅上的殘疾朋友向推着輪椅的照顧者喃喃自語。「你要返（院舍），我要返工又點照顧到你？我都辛苦，你乖啦，為我諗下好無？」照顧者只能向他埋怨一下。
每當想起照顧者，我們必然會聯想到他們是家屬的身分。為了讓殘疾的家人得到最好的照顧，照顧者往往會不自覺地壓抑自身的需要和權利——減少睡眠時間，甚至辭去職位等等，這些都是為了騰出更多時間去照料他們。同時，他們所提供的照顧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當中有不少貼身扶抱等動作，長年累月下的積勞、睡眠不足，必然造成身心勞損。社交生活固然重要，奈何照顧者因需要為照顧他人而犧牲自己的生活，長久下，他們容易被孤立，並與社會脫節。最後在一一層的壓力與負擔下，變為潛伏的病人、另一個需要被照顧的人。
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的
其實照顧者應該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最近於台灣有團體倡議照顧者也要擁有最基本的「三分之一的人生」，扣除照顧時間、休息時間等，必須剩餘三分之一時間予照顧者善待自己，並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活。當中照顧者要為自己解答以下問題：一、除了不斷付出時間和精力的照顧方式外，還有其他照顧選擇嗎？二、當照顧者生病或踏入年老的一天時，又會有誰可以來照顧殘疾的他們呢？三、把殘疾的家人送入院舍，讓他從新適應新生活，是否照顧者理應無奈接受的唯一結果？或許處身於香港的照顧者們仍未能解答上述問題，但我肯定的是，社會不應視照顧者的付出為一種「必然責任」，否則，在家庭功能不斷被削弱的現代社會，這種責任會把家人壓壞的。
協作式的社區照顧
現時政府的政策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着眼於爭取短暫的政策「亮點」，並沒有長遠及周詳的計畫。當我們看到各類殘疾人士資助院舍輪候人數日漸遞增，輪候時間往往超過十年或以上，這種只懂以「行政管理」的心態去興建大型「堡壘式」的院舍，以縮短輪候數字。更可悲的是，在缺乏整全長期護理政策的情況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照顧者的照顧壓力與日俱增，只剩餘把殘疾人士送入私營院舍的選擇，未能解決殘疾人士照顧之餘，更進一步剝削他們的生活質素和權利。
唯有「以人為本」的政策方向，施政者才會嘗試體會照顧者的需要。他們不願意放棄照顧家人，亦不希望將家人推進完全陌生的生活環境，但只有政府才可以為他們建立完善的社區照顧網絡，例如在公共屋邨設立互助中心，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由退休人士提供日間家居照顧或暫託服務，以釋放社區勞動力讓殘疾人士能與社區共老等，全面提供照顧者津貼，照顧者和殘疾朋友才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繼續於社區生活。
星島日報
A17 | 每日雜誌 | 工宇出頭 | By 張超雄 | 201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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