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時光今年與尖端出版合作的作品─「年記」,共16本,自1960年至1975年,以「年記」為名,每一年選出當年的30張照片,邀請當年出生的作家創作。
朋友們持續傳來的閱讀及收藏好評,
為報時光在歷史資料探勘、轉化的路,
添了柴火,謝謝大家支持。
分享給大家「年記」系列,
由作家吳鈞堯撰寫的推薦。
過去的時光不會再回來,
而創作者的影像和文字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痕跡,
如果你還不大清楚,一起來了解
【2021-03-20/聯合報/D3版/聯副.周末書房】
關於歷史從我說開始
【吳鈞堯】
推薦書:1960-1975《年記》系列(尖端出版)
年記,為年代依序記錄,由報時光與尖端出版聯合企畫,以三十張老照片為引,勾勒舊時代。
「年記」與「年紀」發音同,實則前者大時代、後者小敘事,但沒有「小」的餵養,時代的「大」何處著床?故而出生年為軸,一九六○到一九七五,十六位作家,依照出生年一字排開,浩浩盪盪成為歷史敘事。
要出生在一九六五年的李進文書寫一九六五、要歐銀釧寫她的一九六○、讓馮翊綱記他的一九六四,除非他們帶著前世記憶投胎,否則只能發一聲「甚」,其餘無解。
「年紀」寫「年記」,是一種再認識。著名空間研究學者克瑞斯威爾(Tim Creswell)提到,「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又說,「地方不單只是有待觀察、研究和書寫的事物,地方本身就是我們觀看、研究和書寫方式的一環」。
時空得進入了,才能成為我們的時空,「認名」跟「命名」猶如「年紀」與「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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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出生年打開,允許我們帶著不同的成長背景與識見,每人派與照片,書寫三十則短文,再從濃縮中找到最緊要的關鍵詞,成為書名。年記系列成為非常「獨斷」的檢索,翻開扉頁,有一段文字精簡自作者的短序,有必要一一條列,因為它們是作者群的有趣註解,巧妙與霸道兼具。
毆銀釧《年記1960:時光的線條》,「依舊1960,香氣迎面」。
王淑芬《年記1961:誰在路上走著》,「人類矛盾與兩難,往往是自找的」。
楊翠《年記1962:一個時代的誕生》,「我與一則史詩級的美麗神話同時誕生」。
陳輝龍《年記1963:或許,不只三十個短篇》,「關於1963年,差不多要到1973年才知道原來如此」。
馮翊綱《年記1964:隨人解讀》,「梨園說書先生,將陽世百態述說」。
李進文《年記1965:捕魚和寫詩之間》,「我出生的那一天,時間最肥」。
嚴忠政《年記1966:交換日常》,「這一年,我們學習見面,練習摩擦」。
張萬康《年記1967:時空咖啡廳》,「我倒著生長,愉快的縮小兼重生」。
顏艾琳《年記1968:走慢的時光》,「據說1968年出生的人,在40歲會遇到改變成人生的重大事件」。
郝譽翔《年記1969:流動的夢境》,「1969,反抗與純真同在,樂觀與放縱並存,我心深嚮往之」。
李鼎《年記1970:原來是今日》,「我在50年之後遇見這30張毫無記憶的照片,好似重新檢視了自己過去所有『理所當然』的刪除」。
洪凌《年記1971:風靡宇宙的復刻版》,「天光破曉,滄青色光暈是萬年後的玄黃洪荒」。
張哲生《年記1972:記憶裡的前塵》,「令人回味無窮的國語卡通歌曲在25年後,引領我步上了漫漫的懷舊之路」。
徐國能《年記1973:與童年重逢之地》,「世界暫時失去了顏色和詩,但孕育了未來的無限驚喜」。
凌性傑《年記1974:飄浮的時光》,「天干地支裡,充滿了時間的暗示」。
李長青《年記1975:與這個世界》,「這是文學與我一種奇妙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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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姿態各異,觀點與出手方向,都是他們與世界的接軌。如此「任性」,肇因於歷史的讀與解,本來就沒有統一,甚至標準答案。任性出手,根源於規格的控管,嚴謹更勝防疫。字數最少的顏艾琳、郝譽翔,與最想多說的李鼎,很抱歉,都是七十頁篇幅。後記「這一年有什麼誕生了」,作者比台灣退出聯合國、蔣介石過世、王子麵生產、《八百壯士》首映、台視正式開播更要緊,列在第一順位。嚴謹中自由誕生,看似自在揮灑,對比書名與扉頁文字,實則個性盡現。
我在其中找到為文風格。
王淑芬、歐銀釧、顏艾琳抒情為尚,馮翊綱看圖說故事,不乏寫逸演出,洪凌的出場就預示了科幻風。以圖片勾勒筆意的,還能分出兩種,楊翠、張萬康、凌性傑借圖片說自身成長與感受,屬於主觀派;郝譽翔、張哲生系出同門,但客觀許多。陳輝龍寫就許多隱喻的小故事,李鼎則隱喻少、故事多,有一個大宗是散文詩,如李進文、嚴忠政、李長青、張哲生,張哲生偏白話運用、李長青則有意識地把古今詩人入文,這樣的「混搭」徐國能運用徹底,短文、短詩,連七言絕句都用上了。
凸顯作家個性的時代記錄,沒有總序、代序等「剪綵」儀式,系列訴諸美學要求,「以大面積留白並搭配簡潔的設計感╱內頁採用韓國進口厚磅美術紙╱書衣的設計、圖騰從日常中取材╱以雙色的撞色視覺感,展現時間與空間各自獨立又互相融合的概念」。
同時,為了避免作家「離圖」太遠,讀者難以跟上,書冊末頁條列照片拍攝年代跟史實記錄,閱讀年記時,讀者可以依照作家書寫,也可以前後對照,找到自己與歷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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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那個夏天,我一口氣讀完四十本金庸小說。沒有按照序號,而是有哪一部就租哪一部。年少讀武俠,我長了另一種滄桑,那是款霸氣,整個江湖都需要我。我到中華商場買了兩把木劍,一長一短,掛在身側,搭上二二一公車,車廂裡的乘客都顫慄,劍是其一、劍眉其二。我很習慣把眉毛皺成『劍眉』,眉心夾緊,尾梢自然跋扈」。
「人人行囊飽滿,商家的貨品越來越少,大肆採購後,回望中華商場,才警覺,張燈結綵似的海報早已消失,斑駁大樓前,人群密密麻麻,像螞蟻,為了過冬而覓食。隔許多年,才知道,從中華商場搬運出的,是每一個人對它的獨有回憶,那一身斑駁、那一臉灰槁,正是青春的側影」。
兩則短記不出自於上述作者手筆,而是閱讀「年記1967」,看到老照片,想起我跟中華商場的逢遇。記述於此,是年記系列透過它的規範與客觀,對我發出呼喚。
出版方把筆交付給十五位作者,讓他們做主,個性化不同的年頭,更有透過他們全境擴散的深意。這幾年《聯合報》分別以時代跟地方,多元思維留住歷史,懷舊之外,還有歷史感的培養,沒有拉滿的弓,就沒有飛揚的箭,無論朝天空向地心、朝悲傷或圖騰,任何一種飛行有目的,也有道長長的氣流。
「敲時間如竹,聽它走遠、聽它回來。來、去,有時依循五線譜,有時候是枝畫筆,以及原來如此」。
我寫它們,在自己年記的扉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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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們說到《山海經》的行文內容頗似遊記,作者有可能是一群古代探險家。但這一群探險家到底是誰呢?誰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走得那麼遠,又把各地的山河、物產、怪獸、民族都記載得那麼詳盡呢?
根據最傳統的說法,《山海經》是大禹治水時,率領著整個工作團隊為了探查水源分佈,四處遊歷而留下的田野調查記錄。——這個說法如今看來是不可信的,想來是因為大禹曾經將中國領土劃分為「九州」(九大行政區)並制定各地的賦稅政策,所以當古人想到《山海經》這種大部頭的地理記錄可能是誰編寫之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大禹。
如果不是大禹寫的,那作者又可能是誰呢?——解開問題的關鍵,就要從《山海經》的「寫作意圖」下手。如果我們知道《山海經》的「寫作意圖」是什麼的話,或許就能反推出是什麼人、出於什麼目的才寫下了這本書。
根據初步觀察,《山海經》的內容主要聚焦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非常強調各地出產什麼樣的銅、鐵或礦藏。
《山海經》的作者們為什麼這麼在乎銅、鐵或礦藏呢?或許大家第一直覺反應是「他們要用來製作青銅器呀」,但在青銅器出現以前,華夏民族運用銅、鐵、礦藏的技術已很成熟,而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製造顏料」。銅礦可以製造青色或藍色顏料,赤鐵礦可以製作紅色顏料,磁鐵礦可以製作黑色顏料……等等。正是因為華夏民族對顏色非常重視,所以後續才有彩陶文化或冶煉技術的出現。
那為什麼華夏民族如此重視顏色呢?這顯然與宗教、祭祀有關。就考古文物視之,早在新石器時代,青、 赤、白、黑、黃五種顏色不僅已具有祭祀方位的含義,甚至直接影響到後來華夏文明中禮樂制度的確立。若據此推測《山海經》的寫作目的之一是為「祭祀」服務,也許並不為過。
(二)非常強調如何祭拜山神
《山海經》還有個特色就是詳細記載了各座山系的神靈祭拜方式,因此也是最早的山神祭拜指南。(就像你要去霞海城隍廟參拜月老之前,一定會先看月老參拜注意事項一樣。)
如〈中山經〉就記載了如何祭祀「岷山之神」: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
這翻譯成白話就是:「此處山神長的模樣都是『馬身龍首』,要用帶毛的動物來祭祀祂,最好要用一隻公雞埋入土中,米則選用稻米。」
這些記載雖然在現代看來真的很不可思議,但「祭祀神靈」本來就是古人生活的日常,他們與大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就是敬畏與祭祀。結合上述第一點來看,《山海經》的寫作目的是為「祭祀」服務,已經是很明確的了。
(三)詳細記載草木或妖怪食用後的療效
《山海經》其實也是一本中醫奇書。根據學者研究,《山海經》中提及醫療相關的記錄總共有111筆,《山海經》編者們相信,服用了某些草藥或是吃了某些妖怪(對,你沒看錯……妖怪是可以吃的……)可以治療傷病。例如:
1. 吃了「薲」(植物)可以消除憂愁(古代的人就有憂鬱症了……所以憂鬱症其實不是現代才有的文明病)。
2. 吃了「薰草」(植物)可以預防麻瘋病。
3. 吃了「草荔」(植物)可以治療心痛。(失戀的人快找來吃!!)
4. 吃了「讙」(妖怪)可以消除黃疸。
5. 吃了「鴜魚」(妖怪)可以消除狐臭。(不用動手術……)
6. 吃了「人魚」可以治療癡呆症。(不!你怎麼可以吃人魚!現在看不到人魚難道是因為從前被大量捕殺?)
簡單來說,《山海經》可以被視為古代的本草學、食療學。而在上古時期,人們的疾病、災禍都求助於巫師,所以掌握這一套醫學知識的其實都是「巫醫」;由此看來,若說《山海經》是古代巫師隨時攜帶在身上的一本「百科全書」,似乎並不過分。
(四)總結——《山海經》乃是巫者之書,是中國古代霍格華茲學員的必讀教科書(誤)
由於我這篇文章不是論文,所以無法詳細而全面的進行考證,但粗舉以上三點,就是為了凸顯《山海經》一書的特質——它是一本「巫術」之書。從這個角度看,書中為何記錄礦藏,為何記錄草木,為何記錄妖怪,似乎都可以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
既然《山海經》的寫作目的已經很明確了,就是為「巫術」及「祭祀」服務,那這本書的創作者是誰,也就呼之欲出——應該就是上古時期的巫者們。
當然,此書中的知識絕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寫下來的,必定是經過了長時期的知識傳承,不斷的記錄與擴寫而成。故而《山海經》乃是只能在巫者集團中流傳的「秘典」,其中所秘載的知識必不可外流,否則巫者集團的權威便會失落。
至於《山海經》成書之後,為何傳說此書的作者是大禹?恰恰是因為大禹被視為「群巫之首」,所以著作權歸他所有,其實也是順理成章。
(大禹治水雖然很有功勞,但大禹之所以能成為共主,恐怕還是由於他是「巫王」的後裔——他是顓頊的孫子,黃帝是他的遠祖,巫術可說是他們的家學。總之……血統還是最重要的啦。)
行文至此,「作者是誰」的問題應當告一段落。既然我們認為《山海經》是一本「巫者之書」,是否表示此書內容都是不可靠的迷信傳說?非也。或許其中記載的都是真相,只是後人先入為主,認為不可信罷了。
《山海經》中有多少驚人的真相?就留待往後再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