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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四年前写的文章，曾刊登在《东方日报》的专栏。今天FB重弹，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故再share一次。请留意最后一句“结论”。

《别让自由和平等一併失去》

文/丘光耀博士

所谓社会主义鼓吹“平等”，资本主义讲究“自由”。150年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这两股势力在互相竞争。

在欧美发达国家，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相对成熟，“两党制”甚至“多党制”轮替坐庄，已是常态，不论什麽党执政，基本上不会威胁三权分立、世俗政体、新闻自由和法治精神。

除了信奉（新）法西斯纳主义的粹党党被严禁外，其他意识形态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欧美都是允许公开且合法活动甚至参加选举的，只不过大多数选不上而已。如美共和英共，更像是左翼激进派学者的俱乐部，会员不多，和工会的关係也不甚密切，他们的“好斗”只体现在论述，行动上早就放弃了武装斗争。

反之，一直以来被共产党人扣上“修正主义”（revisionism）大帽子的社会民主党/工党，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就义无反顾地推崇伯恩斯坦（Bernstein）的选举总路线，并自诩“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誓用和平的选举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然一个世纪后，他们却发现资本主义推翻不了，才改为“改良资本主义”或者“驯化资本主义”。大马的民主行动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正是属于这一支旗帜。留学英伦返回新加坡创立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就曾自称是“非共左派”，从未说要推翻新马资本主义，只是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已。

至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因为二战反法西斯有胆，建福利国有功，促社会平等有力，所以在战后欧洲迅速崛起，成为主流的左翼政党，伟大政治家辈出，如西德的勃兰特、英国的艾德礼、法国的米特朗、瑞典的柏尔梅，都是威名赫赫的左派典范。

民主社会主义充当选举左派，他们上台的时候，就多一份社会“平等”，多一点福利保障，向资本家多抽一点重税，让社会更多博爱。反之，如果右派保守党/共和党上台，就多一点市场“自由”，削弱福利开销，少抽资本家税务，让经济更加活络。

简言之，西方民主政治，不论左右派谁上台谁下野，都只是在“平等”和“自由”之间维持张力，此消彼长，互相制约。因为一旦“平等”太过，经济就会放慢，资本外逃，福利包袱沉重，财政吃紧。万一“自由”过度，贫富悬殊，放任资本，财团通吃，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工潮不断，社会难以和谐发展。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及平衡机理，就是要让“自由”和“平等”互补，如苍鹰双翼展翅才能高飞，右翼促生产，左翼图分配，社会才能进步发展。

然而，在马来西亚，我发现近年来的民主化发展，却呈现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自由”和“平等”，在马来主流政治的恶质竞争下，双双共同倒退。

首先，巫统鼓吹的马来右翼民族主义，是威胁“平等”的，“民族平等”（ethnic equality）首当其冲，“社会平等”（social equality）也难以兼顾。“马来特权”（Ketuanan Melayu）主要不是用来扶持弱势社群，而是保护马来权贵和朋党企业，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至于在社会文化方面，巫统叫嚣的马来文化霸权，也让非马来人的文化、语文和宗教权益遭到打压，排他性的国家文化政策，歧视性的国家教育哲学，60年来让非马来人社群要用“捍卫母语教育权利”来维持民族文化，若巫统“平等”对待各个民族，何须我们用“捍卫”二字？

再者，伊斯兰党的日渐反动，也在约束社会“自由”方面亦步亦趋，甚至和巫统相互竞争，到底何者更加神圣，更加威胁世俗自由（secular liberties）。伊斯兰党和巫统除了一直在操弄“伊斯兰刑事法”外，宗教局和伊斯兰发展机构（Jakim）作为国家机器，亦不断以神的意志，来“规范”穆斯林，尤其女穆斯林的生活，更是面对重重压抑。近期的麦当劳要禁“非清真蛋糕”，登嘉楼政府抓拿非血缘关係的男女穆斯林同乘机车，只是新的荒谬实例，反映马来西亚的公共生活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多“约束”。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世俗宪政而非神权体制，才是各个民族权益的最大保障。“联邦宪法”而非“可兰经”，才是国家的基本大法。故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应该堂堂正正捍卫宪法，拒绝神权政治（其实是人为的神棍政治）的侵蚀，不论我们信仰什么宗教，都不应该让我们的神，以公权力来彰显其大能。

历史上的教训十分明显，哪裡有神权政治，哪裡就有宗教压迫，尤其少数意见就会被排他的真理、虚伪的正义和神棍强加的美德所迫害，这绝对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对自由的探索。

尤有进者，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威权主义政体，国会长年沦为内阁的橡皮图章，司法独立岌岌可危，新闻自由节节败退，警权膨胀，恶法连连，严重威胁公民自由权，而反对党要用和平选举手段来挑战执政集团，又要得面对肮脏不公的选举制度，以及乡下两股愚昧反动的种族和宗教逆流。

革命是砍人头，选举是点人头，你喜不喜欢，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人口约来越少，在“一人一票”但非“每票等值”的条件下竞争，我们就处于劣势，加上金钱买票，种族催票，宗教拉票，马来西亚的“平等”和“自由”，就这样被愚昧的政治力量所牺牲，并且是一并牺牲。

如果这个国家任由右派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主导了选举政治，我敢断言，在未来30年，马来西亚将沦为一个落伍愚昧的单元化国家。

这是我四年前在“東方日報”的專欄文章，今天FB重弹，我觉得还是值得给行动党人参考，同意的话，歡迎大家share。

从“文化民主”看火箭的华教风雨路

文/丘光耀博士

民主行动党建党50年来，在促进社会民主化、捍卫宪政自由权、争取民族平等權和肃贪倡廉方面，都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然而作为一个遵循议会斗争的选举党，民主行动党在街头抗争的表现被批评动员不足，力度有限；这除了党领导层的世界观使然（中央多是英文教育精英），也包括多元民族但社会两极分化（土著和非土著）的大马，对于动员群众上街的“政治成本”，难免有很多复杂的考量。

再则，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天然臂膀--工运，在大马却是“软趴趴”的黄色工会（yellow union）。而民主行动党在大马捍卫非土著权益的最主要平台----华教运动，从地方基层到董教总中央，亦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不少是由马华、民政和人联党控制的董事部，他们对巫统的亲和，对民主行动党的敌视，导致大马的华教运动数十年来，不断在“协商”和“施压”之间摇摆。

在这种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检视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史，既能看到局限，也要看到贡献，才能比较客观公允。

首先，民主行动党支持华教运动，是对巫统同化霸权的一种顽强反抗，目的是为了捍卫大马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特征，避免大马沦为一个由马来霸权主义支配的单元化国家。

回溯到上世纪60和70年代，凡是敢于公开捍卫华教享有宪赋地位的斗争，总会被执政当局扭曲成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在巫统右翼份子眼里，华人就是等同于共产党，而华校就是培养亲共分子的温床。

而作为“非共左派”（当年李光耀的形容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行动党，其抗争的理据不是建基在华人民族主义，而是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这个抗争的理论基础在当年显然比许多华团都来得进步。但是，巫统依然将民主行动党形容为共产党，并将该党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和陈庆佳当作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了四年八个月，是为民主行动党人坐牢最长的记录。

话说回来，“文化民主”这个论述的时代意义，在当年没有被高度认识。其实，和民主行动党意识形态同源同宗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二战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只有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然而，处在大马政治现实的民主行动党，在1968年已经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是首倡“文化民主政策”。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行动党领袖，如林吉祥、范俊登等人，包括他们师承的蒂凡那，这些英文教育左派的理论水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针对“文化民主”的论述，一直要到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才通过相关的宣言和建议。换言之，民主行动党提出的“文化民主”政策，比欧洲左派至少早了15年。

对比当年的其他大马左翼政党，如人民党内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醉心于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论述、独尊马来语、反对各族语文平起平坐，这跟巫统的立场基本一致；而劳工党内的华人领袖和干部，则深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华文教育的强力支援，主要是激进的华人民族主义使然，不如民主行动党那样，是建基于“文化民主”。坦白说，“文化民主”这字眼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都不是华社主流舆论界所习以为常的字眼和论述。

由此可见，民主行动党对捍卫华教的政治论述，不是从狭隘的华人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以争取“平等”的理念为基础。“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地位的平等/文化自由发展的平等/各族语言在公共领域使用权的平等/华教作为母语教育应该享有国家资源制度性拨款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盟/国阵的马来同化主义幽灵，一直困扰着大马的建国政策。它所推行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所谓“三一政策”，不断威胁非马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华教运动作为大马华人捍卫其母语教育的一场跨阶级/行业/籍贯之社会运动，一直都被民主行动党领袖视作天然的盟友。

遗憾的是，因为大马华教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前身是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存有一种莫名的猜疑和敌意，这应该是延续自南洋大学校友对“雪茄社会主义”、“二毛子”李光耀的痛恨。当年民主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英文教育背景，以及被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党内派系斗争（华文教育派系被英文教育派系压制），都让民主行动党和华教运动的关系若即若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信基础不足，这也是1982年董教总“三结合”（派员参加民政党）同民主行动党冲突的隐性历史因素之一。

1990年8月18日，董教总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这是“民权起义”的伟大尝试，虽然两线制在大选时功败垂成，但是华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大大超越1982年的“三结合”，因为“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建基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民主理念，而“三结合”主要还是华社精英要同巫统精英周旋的权谋之计。

然而，参加民主行动党的董教总精英，也因为在1990年大选后对马哈迪推出的“2020年宏愿”，与林吉祥的认知有差异而闹矛盾。他们认为那是“假开放”，林吉祥则形容为“小开放”，这个矛盾最终导致1995年大选惨败后，柯嘉逊和李万千等领袖退党，柯甚至出书痛批林吉祥和民主行动党为“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今天看来，柯嘉逊的左派幼稚病（他的博士论文早就用欧洲极左的理论来数落民主行动党）以及李万千在世界观和情感上对民主行动党的不信任，是埋下双方分道扬镳的深层次矛盾之一。

事过境迁，今天的民主行动党和董教总关係很微妙。简单地说，民主行动党第一线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陈庆佳已离逝，廖金华则退休多年。民主行动党新一代，再没有人旗帜鲜明地扮演陈、廖当年的角色，避免被人标籤为“华沙”，这又和该党近年来的“爱马来人”路线息息相关。所以民主行动党已经没有“华教发言人”，自然和董教总的关係也淡如水。再来，董教总近年来内斗连连，两边都有火箭的朋友，也有敌人，据此民主行动党中央左右为难，所以只被动参加受邀的饭局，不便主动表态支持哪一方。

回顾民主行动党半个世纪的华教抗争史，是大马社会多元属性的型塑史，“多元文化”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迁，日益被接纳为一股丰硕的建国遗产。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行动党50年以来昂首走过的华教风雨路，今天的国家面貌或许早就被巫统的同化政策所彻底腐蚀，沦为苏哈多当政时的印尼。华文/印度文/英文（除了文字，也包括文明）都被马来单元霸权主义所边缘化，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大马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

当然，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路还没有走完，巫统一日不倒台，“马来支配权”（ketuanan melayu）就永远都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发展。所以，火箭的“文化民主”当延续下去，我期待民主行动党新一代领袖能堂堂正正地，旗帜鲜明地为华教运动（本质上也就是民族平权运动）当发言人，不要再忌讳什麽“华沙”的标籤。

能否推翻国阵，改朝换代，来届大选将是一场关键的战役。万一希望联盟的选战成绩不如505，甚至倒退到2004年那样让国阵重新以三份二优势执政，巫统的马来种族气焰势必意气风发，它和伊斯兰党联合的宗教霸权更大肆进击，而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平等象征的华教运动，将面对更严苛的钳制和打压。

我强调，“华教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华教工作”，好比民主行动党的斗争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也应该永远是“政治运动”。我们的理斗争念/论述抗争/社会动员都必须持续运动化，这一场抗争运动才能避免因某个领袖的离异或组织的官僚主义而被腐蚀或收编。

政治民主的落实，公民社会的勃兴，都是母语教育和民族平权运动永续发展的关键前提。来届大选则将是大马民主化能否转型的一次大抉择。希联盟党、民主行动党、华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都肩负推翻国阵政治霸权的共同历史使命。让我们团结互助、协同步伐，以民主手段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十年前的一篇讲稿

《从“文化民主”看民主行动党华教抗争史的划时代意义和贡献》

丘光耀博士

1. 廖金华的《民主行动党昂首走过华教风雨路》是一部记载民主行动党反对巫统同化霸权的抗争史。抗争的平台不仅在议会内，也在议会外，不仅是行动党单独抗争，也联合社会各股进步力量一起抗争；

2. 行动党开展华教抗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特征，避免大马沦为一个由马来霸权主义支配的单元化国家；

3. 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敢于公开捍卫华文教育享有宪赋地位的斗争，总会被执政当局扭曲成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在巫统右翼份子眼里，华人就是等同于共产党），而作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党，我们抗争的理据不是建基在民族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抗争的理论基础在当年显然比许多华团都来得进步；

4. 和民主行动党意识形态同源同宗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二战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只有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然而，处在大马政治现实的民主行动党，在1968年已经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是首倡“文化民主政策”。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行动党领袖，如林吉祥，范俊登等人，他们的理论水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在国际上针对“文化民主”的论述，一直要到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才通过相关的宣言和建议；

5. 对比当年其他左翼政党，如人民党内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醉心于大印度尼西亚主义的论述；而劳工党内的华人领袖和干部，则深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华文教育的抗争，不如民主行动党那样，是建基于“文化民主”和“多元民主主义”，这些字眼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都不是华社主流舆论界所习以为常的字眼和论述；

6. 由此可见，民主行动党对捍卫华教的政治论述，不是从狭隘的华人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以争取“平等”的理念为基础。“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地位的平等/文化自由发展的平等/各族语言在公共领域使用权的平等/华教作为母语教育应该享有国家资源制度性拨款的平等；

7. 联盟/国阵的同化主义幽灵，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的建国政策。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所谓“三一政策”不断威胁非马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华教运动作为大马华人捍卫其母语教育的一场跨阶级/行业/籍贯之社会运动，一直都被民主行动党领袖视作天然的盟友；

8. 遗憾的是，因为大马华教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前身是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有一种莫名的猜疑和敌意。当年民主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非中文教育背景，以及被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党内派系斗争（华文教育派系被英文教育派系压制），都让民主行动党和华教运动的关系若即若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信基础不足，这也是1982年董教总“三结合”（派员参加民政党）同民主行动党冲突的隐性历史因素之一；

9. 1990年董教总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这是“民权起义”的伟大尝试，虽然两线制在大选时功败垂成，但是华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大大超越1982年的“三结合”，因为“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建基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民主理念，而“三结合”主要还是华社精英要同巫统精英周旋的权谋之计；

10. 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史，是马来西亚社会多元属性的型塑史，“多元文化”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迁，日益被接纳为一股丰硕的建国遗产。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行动党40年来昂首走过的华教风雨路，今天的马来西亚面貌或许早就被巫统的同化政策所彻底腐蚀，沦为苏哈多当政时的印尼那样。华文/印度文/英文（除了文字，也包括文明）都被马来单元霸权主义所边缘化，这无疑会严重打击马来西亚在21世纪全球的竞争力；

11. 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路还没有走完，巫统一日不倒台，“马来支配权”（ketuanan melayu）就永远都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发展。所以，我们的抗争将继续下去，而来届大选能否推翻国阵，改朝换代，促成两线制则是一场关键的战役。万一民联的选战成绩不如308，甚至倒退到2004年那样让国阵重新以三份二优势执政，则华教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支，它将会面对同样的钳制和打压；

12. 我强调，“华教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华教工作”，好比民主行动党的斗争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也应该永远是“政治运动”。我们的理斗争念/论述抗争/社会动员都必须持续运动化，这一场抗争运动才能避免因某个领袖的离异或组织的官僚主义而被腐蚀或收编；

13. 政治民主的落实，公民社会的勃兴，都是母语教育永续发展的关键前提。308是一个机遇性的突破，而13届大选则将是大马民主化能否转型的一次大抉择。除了民联，民主行动党和华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都肩负推翻国阵政治霸权的共同历史使命。让我们团结互助，协同步伐，以民主手段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为2011年11月17日在芙蓉森华堂为廖金华同志推介新书《民主行动党昂首走过华教风雨路》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