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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城規「新秩序」？】林鄭要精簡城規程序　是要精簡什麼? #肢解城市規劃 #8月專研

近日林鄭一反過往「香港缺地論」，指「香港有足夠的土地，但（發展）速度要加快」，以「程序繁複」的理由，開始將土地問題的矛頭轉戰「壓縮城規發展程序」。有大量近年已開始/即將落實就建築物高度限制、園景及綠化上蓋面積、樓宇間距及樓宇後移等精簡審批的措施，亦有各種地產界、建制政黨及智庫提出更激進建議，包括修改城規條例、《收回土地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甚至揚言「簡化」公眾參與程序、「改革」補地價制度等，近日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更提議大規模放寬濕地緩衝區周邊的高度限制，向既有城規制度進行大手術，以期加快土地發展。

以上精簡流程的討論，流於實際的技術操作討論，艱澀難明，所以目前民間缺乏面向公眾的說明，使大家無法掌握相關技術改動，究竟正將香港城市規劃帶往何方。是次 #肢解城市規劃 專題特意邀請了幾位富有參與規劃程序的前線專業人士，透過深入小組探討各項精簡措施的關鍵課題，深入淺出解讀以上精簡城規措施對土地發展的成效、含義與潛在影響。

▌現行城規流程簡明透視

要掌握精簡措施的關鍵，需要先知道現時一個土地發展項目，由白紙一張到取得新地契，直至完成樓宇興建整個發展流程，究竟需要經過多少部門、法規及程序。

簡單來說，一般住宅發展申請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

一、由規劃署支援的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審議發展申請的各種內容，當中會有公眾表述及聽證會表達意見。

二、地政總署會負責就該發展項目，製訂/修訂一份用以發展管制的地契條款合約，有需要修訂地契條款就要計算出補地價的金額，樓盤發售前，須獲得地政署同意地契條款已經完成的「滿意紙」(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過程中亦會因應不同情況牽涉不同部門 (例如運輸署、環保署等) 的參與，包括在城規會審議及批出許可條件或者在製訂地契條款時徵詢部門與局方的(技術)意見。

三、建築圖則的審批就會由屋宇署作部門協調，主要檢視圖則是否符合規劃申請時的訂下的要求，與及有否符合《建築物條例》標準，及後會獲批建築圖則 (或叫「開工紙」)，工程便可以正式動工，最後工程完成滿足《建築物條例》要求，項目取得「入伙紙」屋宇署的角色就大致完成。

現在不少審批程序，例如高度限制、園景設計等，規劃署、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之間被認為「疊床架屋」，且準則不一，故此政府先透過「簡化」尤其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重覆審批」，從而加快土地供應。

可是，即將出爐的精簡修訂建議，卻不止是關乎城規流程的重覆審批，亦透過修例或放寬發展限制，聲稱能達到加快土地供應的效果，但這個聲稱的目的真的能夠達到嗎？

▌精簡程序　是否重疊　有否加快？

一個發展項目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過往被批評部門審批角色重疊。現時精簡規劃程序有意刪走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審批角色，為求加快審批效率。

以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例，以往一直以法定規劃圖則和地契兩方面規管，精簡安排後除了特別情況，建築物高限制不會出現在新訂立或修訂的地契內。

有建築業界覺得是項精簡某程度上合理，因為有時地契上的高度限制，有時來自舊的規劃圖則，規劃方面而言，分區規劃大綱圖不斷修改，不必又再重新找地政修改地契，只要規劃署把關就可以了。有規劃師甚至會提出地契中「建築物高度限制」本身多餘，因本身已有總樓面面積和地積比等規劃工具控制建築物的體積。可見，以上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目前的精簡程序措施是嘗試應對處理規劃申請時職能重疊的「官僚化」問題。

問題是，透過精簡審批這個少少的程序，是否能加快整個房屋發展的過程？

有業界人士質疑，現時地政審批地契條款的程序，會多大程度影響房屋工程的進度。因為地契其實只是政府與發展商之間的一紙合約，不會令工程不乎合法規要求，似乎不太會影響工程進度。發展商只要在最後階段賣樓前滿足地契的要求就足夠，簡單刪去幾個條款，會有多大程序影響整個工程時間表？結論是，到目前一刻的精簡城規流程措施，對加快建屋過程有多大幫助，仍然是個大問號。

過往亦有就地政層面的「加快」嘗試，效果亦是一個大問號。以發展商極為關注的補地價問題為例，政府早於2014年推出的「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嘗試加快處理農地改劃為住宅用地的地契修訂申請，但直到2021年的6月，地政總署回應立法會質詢時，卻沒有備存實際處理申請個案時間的整體統計數據，並解釋指「每宗申請的時間取決於該個案的複雜程度及所牽涉的問題」。就此，似乎政府都無法評估「加速」措施前後的成效。

▌審批程序以外的建屋能力限制

現時精簡規劃程序的措施，似乎就不能簡單地加快整體房屋供應，因為建屋步伐其實更多是受制於其他大環境因素，而非地契上的幾條條款。根據業界人士的觀察所得，舉例說現時公營房屋供應的速度更多跟工程部門的負荷能力有關。

過往公屋工程進度緩慢，其實不是全然是覓地問題，更多是覓地後卻無人可跟進工程。據業內人士稱，由於很多「靚地皮」已被政府賣地予私人發展商起豪宅或商廈等，剩下可供建公屋的地皮若不是「盲搶地」得來，就是先天條件不佳，需要平整土地。而負責平整土地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內部有今年工程量的清單，若超出今年工程量的話，就會排後一年再處理，結果房屋署不是沒有土地建屋，而是有了土地，卻等了一整年才得以開展工程。

業界人士推測工程部門長期欠缺人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大型基建過多，當然這亦包括公眾所理解的「大白象工程」。如果將政府工程部門的人手吸引到明日大嶼等大型基建，似乎亦會令到整個工程界別的人手短缺，倒過頭來拖慢房屋供應，猶如搵石頭砸自己隻腳。

以上的例子顯示，現在政府「發展速度太慢」的定調似乎忽略了規劃程序之外的其他決定性因素，單單強調精簡加快城規程序，或者無助改善現時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

▌犧牲質素的「精簡」趨勢？

政府除了推行現時一系列的精簡措施外，不斷加快審批整個發展流程亦成為各個部門內部的首要任務。此時需要思考，這個「谷催加速」趨勢會對政府部門對於城市發展的把關及引導角色帶來什麼的負面影響？會否削弱本身監管下應有的質素？我們的城市景觀及生活質素，會否因而下降？

以園境規劃程序為例，過往一個發展項目的「園景設計總圖」(Landscape Master Plan)分別交由規劃署及地政署審批。2019年發展局發佈聯合作業備考第3號(Joint Practice Note No. 3)，提出精簡園境的規劃申請程序，將規劃申請中園境設計一般交由規劃署作為主要審批，並交由屋宇署審批綠化覆蓋率(Site Coverage of Greenery)。

有園境建築業界觀察所得，過往規劃署及地政署的審批準則不一情況時有出現，亦有批評政府部門審批發展項目的園境設計十分主觀。上至發展項目的通風、園藝移樹、園境美化以及開放空間的佈置，下至會追問項目中種植一顆樹的品種類型，當中不時涉及主觀的判斷。相應地，這亦反映出部門會仔細監管園境的具體設計。若將審批準則統一，精簡成「點心紙式」的硬性要求，會不會使發展商出現「湊數交貨」的情況？

對於現時政府「總加速」的綱領下，除了精簡規劃程序，有部門因審批不透明屢次被官媒狙擊拖慢土地供應，而政府部門內部亦被要求加快工作效率，否則將輕易「中槍」，成為現時「鬥官僚」的目標。有業界亦表示公營房屋項目的園境設計也需要配合加快，我們必須小心，會否因而犧牲園境設計時應有的全面質量。

有園境業界人士有聽聞，政府部門為求加快公營房屋供應（或需要彌補因土木工程署工程吸納量不足而導致的延誤），現時在制定某些公營房屋的園境圖則時，往往鼓勵採用「直線型」的模組化(modular)設計，嫌其他風格（包括曲線型）的設計興建速度慢，而這些曲線型設計對於整體景觀很多時有助益作用，甚或乎是個別地盤的實際需要。

透過犧牲因地制宜的園境規劃考量，而所換來的「精簡」成效，卻只是加快數天的制定工作，省時很少。這樣只會製造出更多倒模型公屋屋邨，而屋苑社區亦欠缺特色及變化，在地住戶的生活質素相信隨之而會被「精簡」。

▌公開補地價計算的雙面刃

發展商開發項目時，必須經歷修訂地契上的限制條款/改變土地用途等申請，因而須向政府就修訂前後的土地價值進行補地價，有發展商指這太浪費時間了。

現在開始有媒體吹風，政府正考慮列明「補地價」不同細項的計算方法，作為精簡城規流程的一個辦法。然而，「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所以政府需要謹慎的補地價計算程序，避免公帑損失或招致官商勾結嫌疑，花這些時間站在公眾利益立場看似是必須的。

但現時，發展商正積極撼動這個多年來的安排。有不少發展商指很難預計政府會提出的補地價水平（業界一般理解是扣除所有成本後，政府會預留發展預期收益的20%給發展商以訂出補地價的金額，大型項目補地價金額可動輒上百億），所以以當發展商察覺到某些時期有條件接近的地皮的補地價金額便宜時，就會出現一窩蜂為數個不同項目申請補地價的情況。

因此有業界認為，對發展商而言，補地價計算準則更透明，發展商理論上有機會更主動向政府申請補地價。但同時，正如前面所述，「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如果被地產商得知補地價的計算準則，亦可以預期發展商會針對每個細項數字向政府「拗數」，若然發生，這將必然拖慢發展程序，有發展商甚至會有理據，就政府開出的補地價及其安排司法覆核（相對於補地價的天價金額，司法覆核的律師費用可說是九牛一毛，若然覆核成功一次半次，發展商已經「賺到有突」，增加了發展商挑起法律挑戰的誘因），引起更長時間的爭拗，所謂「精簡」程序能夠加快發展的期望落空，欲速不達。

而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地產商，補地價問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前者是關乎龐大的土地收益，後者是巨大的土地利潤，若然挑起補地價的紛爭，這爭拗將沒完沒了，除了公帑有機會蒙上損失，更要命的是，發展商看似很關心的發展速度，很可能會被拋諸腦後。

▌最壞的還未到臨

最後，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現在正考慮推出最具爭議亦係土地利益核心﹕涉及總樓面面積以及補地價方法的精簡措施。連同一系列政府官員以及建制團體，針對濕地緩衝區大幅度放寬的發展管制，以及城規程序的民主參與部分。精簡發展管制小組的動態，即將成為新界北及明日大嶼等大型發展計劃以外，直接改變本地土地發展玩法，具相當技術性，同時亦最具爭議性的城市議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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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有沙田之亂，香港警察將新城市廣場變成新城市戰場。金融時報說林鄭數度請辭，為北京拒絕，她在撤手不管？警隊處理各區的示威群眾手法，是激化衝突，挑起暴力，製造慌亂。警察手上有裝備、武器，但內心沒有安全感，四方八面都是敵人。新城市廣場內男女老幼都是暴徒，市民怕警察多過怕示威人士。遍地開花，連儂牆源自布拉格，象徵對極權的反抗。香港的連儂牆深入社區，屢撕屢貼，港共勢力痛恨入骨。香港的示威者，是目前全球唯一對中共作出挑戰的一群，用腳對北京投不信任票。他們行天理，用形勢，勝利一定屬於香港人的。（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送中 #沙田遊行 #林鄭辭職 #連儂牆 #逃犯條例 #百萬人上街 #沙田衝突 #新城市廣場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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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下午5：00
從警察的臉上，看到了恐懼。

他們手上，有各式裝備，精良武器，但他們內心，沒有安全感。

他們身邊，四方八面，都是敵人。

周圍都是暴徒。

警員對著空無一人的街道在大嗌，無人知道他們在叫什麼！

他像被身邊的厲鬼纏著，揮之不去。

他們清楚自己不是在執法，不是在維持治安，不是在保護市民，他們是棋子，配合最高指令的政治需求的死士。

政治問題，用警力來解決。

文明在倒退。

回到四大探長呂樂的年代了。

麥理浩成立ICAC，將警隊建立清廉守法，文明理性的努力，毀於今日。

送中條例開始至今，警隊失控，香港紛亂，幾位當事人，問責官員，林鄭、鄭若驊、李家超、盧偉聰，幾乎都無影無蹤。

只由得前線警員和全港市民搏鬥。

市民和警察都感到，目前的警隊，不是由盧偉聰指揮的。

香港人處事的基本意識，是處理問題，解決問題。

但你看到，警隊處理各區的示威群眾，已經不是在解決問題！

他們在激化衝突，挑起暴力，製造慌亂。

他們的戰略，似乎想激化每次的示威，讓市民覺得示威人士是暴民，是有組織的，受外國勢力指使。

但當示威現場，離開銅鑼灣至金鐘，離開立法會、政總，走入社區，各區本來安居樂業，衣食奔波的小民，在自家門前，見著衝突場面時，他們便自然的捲入示威之中，他們有自己的觀察和是非判斷。

他們再不用通過TVB來獲得資訊，衝突就在他們家前，走入他們的生活。

他們討厭政治，但政治已經找上門來。

他們見到示威者，用血肉之驅，引出警隊更大的暴力。他們用
流血受傷，叫市民注視送中惡法。

他們不是暴徒，他們在犧牲。他們像譚嗣同戊戌六君子，香港示威者，用自己的鮮血，灌溉出香港之花。

一剛一柔，香港的連儂牆，在全港各區出現了。

1980年，披頭四主音，約翰連儂被刺身亡，捷克人在布拉格一面小牆上，噴上約翰連儂和披頭四的塗鴉，象徵對自由的渴望，對極權的反抗。

當時的捷克政府由蘇聯扶植，當然不滿西方的價值和文明，而且塗鴉係咪犯法先？所以政府用白油蓋過，但翌日連儂像又再出現。

今日連儂牆在香港各區遍地開花。

深入社區，市民上班下班，上課下課，買餸補習，都經過自己的連儂牆。偶爾駐足瞄兩眼，偶爾興來寫上一張。人人都在參與這場保衛香港價值運動。

蛇齋餅糉遇到了地區挑戰，連儂牆比同鄉會更深入生活。港共勢力當然痛恨入骨，但連儂牆的特色，就是屢撕屢貼，屢拆屢建。歷史上，它就是見證蘇聯東歐集團共產政權倒下的象徵。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開始，既濟未濟作結。

乾卦，六爻全陽；坤卦，六爻皆陰。乾天坤地，乾卦的基本精神是自強不息，是儒家學說的立足點；坤卦是厚德載物，是道家的順勢用柔的基礎。乾坤結合，便能生生不息，所以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父母卦。乾坤定了，便發展出其餘六十二卦的血肉人生來。

乾為天，象徵宇宙的規律；坤為地，是建構在乾卦自強不息的理論上，發展成具體的人群社會，秉持乾卦的天理，突破山河大地的險阻，在現實人間開展出來。

我們的真實人生，並不順利，有理說不清。在乾卦，道理上行得通的，在坤卦，現實人生上未必一時行得通。

所以，坤卦教我們包容忍耐，要看得走遠，不要在乎發展過程中，是亨，是利，或是不順，因為最重要的是結果，善終的果。

乾卦講始創，坤卦講有終。

有終，不容易，而且要終復始。生命總會結束，但可以留低一個典範，你的結束就可以帶動新的一代的開始，終而復始，便是《周易》的基本概念。

乾坤結合，剛柔互濟，便能生生不息。乾坤兩卦，從最形而上的宇宙開始，到現實的運用，從起點到長遠的發展，他概念開始，到規劃永續經營的架構。

目標在永續，即是不管遭遇什麼浩劫，什麼挫折，以乾坤為源頭的創造力、生命力，是以幫我們面對一切，克服一切，化解一切，而且還可以代代相傳。

《周易》說的是天理地勢，乾主坤從。

乾是天行健，剛健不息，不屈不撓。坤是地勢坤，基本屬性是順，君子要厚德載物。所以，《雜卦傳》說：乾剛坤柔。

兩卦本為一體。

香港的示威者，是目前全球，唯一對中共作出挑戰的一群，對北京用腳投不信任票。他們行天理，用形勢，勝利一定屬於香港人的。

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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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郵政櫃檯的秋天」現代詩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許赫
　　　
內容簡介：
透過短期大量寫詩的行動，發現詩也可以是一種寫故事的體裁。透過一首組詩，可以把許多聽過的故事，表現為一種充滿留白與餘韻的文學作品。
　　
　　詩的特色，既精確又能引發思索，讀者也擅於在文字的留白之間，透過想像力，完成各自不同的情節與意義。《郵政櫃檯的秋天》這本書有10首組詩，每首組詩由20首短詩構成，共分成街譚、巷議、神話、聽說四輯，「街譚」的兩首詩，是我日常生活中聽來的故事，「巷議」的三首詩則是我因為人類學背景，田野調查期間採錄的趣事加以改編。「神話」是我的幻想故事，採用神話研究的原則來鋪排。「聽說」則是自己與家人的故事。本書構想幸獲國藝會出版補助，得以順利出版。
　　
《郵政櫃檯的秋天》這本書有10首組詩，每首組詩由20首短詩構成，共分成街譚、巷議、神話、聽說四輯，分述如下：
　　
1.「街譚」的兩首詩，是我日常生活中聽來的故事。
(1)年菜：社區裡有一位經常拜訪的獨居老婆婆。甚至有一年我們幾個同學與老婆婆一起圍爐。本詩記述老婆婆分享生活與記憶的點滴，發展為一篇餘韻幽深的作品。
(2)郵政櫃台的秋天：一萬首詩計畫開始之後，因為計劃設計的緣故，我們會與讀者聊天，把她的故事寫成詩。這是一個南部大男孩的故事，與我身邊幾個朋友一樣，有屬於鬼島世代無法掙脫的無奈，在龐大的大蕭條景象底下，要抓住小確幸，又衝反對未來毫無頭緒的徬徨。
　　
2.「巷議」的三首詩則是我因為人類學背景，田野調查期間採錄的趣事加以改編。
(1)土地公廟紅燈閃爍：1998年，我跟著政大民族系上的老師們，到台灣各地尋訪廟宇，記錄台灣各地有趣的傳說。這個故事，是某個小鎮，地方公廟(土地廟)與庶民傳說的有趣田野紀錄。民間盛傳，這地方的土地公，因為幫助信徒解決困難，到酒家出任務，雖然任務圓滿，但土地公從此染上粉味習慣，不可自拔。
(2)妖行采風錄：求學時代，田野調查期間，許多鄉間耆老，會把村落大小事，比父為妖怪現象。恰逢1990年代，台灣環保公害問題嚴重，本詩將許多公害比附妖異的有趣見聞(從1998年到2016年)，加以改編，成為台灣鄉間妖異傳奇。
(3)通靈人：依樣在廟宇調查期間，拜訪許多乩童、風水師、通靈人，以他們的遭遇、閒聊、垃圾話為基礎，想像他們現在的處境，發展為通靈人這個故事。
　　
3.「神話」是我自己的幻想故事，採用神話研究的原則來鋪排。
(1)通勤死神：因為神話故事研究的興趣，發現神話充滿了當代性。於是想像了三個與神有關的故事。聊聊身邊的奇幻想像。通勤死神，講的是作為死神，每天引導這麼多的鬼魂，他們的遭遇，有血有淚的體驗。
(2)上班族阿智：上班族，工作壓力大到身心受創，一個滿身身心創傷的上班族，真是可怕的存在啊。這個故事想像一個壓抑的上班族，擁有毀滅世界的力量，多麼的可怕。而現在網路上的情緒發洩，力道也一樣，足以毀滅一個陌生人。
(3)十二生肖：天地初開，萬物童蒙。這是一個人類稅開始之前，動物們與神的相處故事。
　　
4.「聽說」則是自己與家人的故事。
(1)我有毛病：近年因為開設書店，接觸故事療癒、敘事療癒的領域。遂把相關理論，與自己的生活壞習慣結合，描述一個人格多重分裂的人（自己），展開認識自己，自己與自己認識彼此的多重對話。
(2)媽媽：我的身世，猶如一場肥皂劇。這次用詩，記錄我肥皂劇般經歷的雙親。
　　　　
作者簡介：許赫
　　本名張仰賢，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2000年開始以帳號harsh(謎語獸)，在政大貓空行館BBS站詩版張貼作品，參與新詩推廣運動10多年，開設出版社與書店，斑馬線文庫出版社、心波力簡單書店負責人。輔大藝術與文化創意學程兼任講師，主講文化創意產業與故事寫作。詩作常見於衛生紙詩刊等刊物。發起新詩微運動告別好詩，認為掙脫好詩的枷鎖，詩人才可以自由寫詩，才能把寫詩這個書寫活動，確實在生活中實踐。正在進行告別好詩一萬首詩的寫作計畫。著有詩集《在城市，沒有人赴約的晚上》、《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v1.02》、《網路詐騙高中生-電腦工程師喜歡的詩》、《原來女孩不想嫁給阿北》、《囚徒劇團》等。

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和葉挺東江抗日遊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3處館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是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爲一體的大型總分館制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一、成立背景:-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赴深，會同深圳市圖書館等單位工作人員，在全市開展文物普查，並對部分遺址和古墓群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和徵集了大量文物。爲收藏、研究這些文物，展示深圳的曆史和文化，1981年10月17日，深圳市編制委員會批準設立深圳市經濟特區博物館，後更名爲深圳市博物館，2008年初改爲深圳博物館。
二、場館建設
1、古代藝術館-位於深南大道北側。1982年基建立項，並被列爲深圳市八大文化設施之一，重點建設。1988年11月建成開館。占地面積3.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4萬平方米，展樓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該館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爲國內最現代化的博物館，獲得“全國公共文化設施設計二等獎”，並被評爲“深圳改革開放十大曆史性建築”。2015年8月暫停開放，進行維修改造。
2、歷史民俗館-位於深圳市民中心A區。建築用地1.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3.36萬平方米，2008年12月建成開館。展樓共3層，包括5個基本陳列和2個專題展廳，展覽面積1萬多平方米。地下一層爲文物庫房。此外，展樓還建有多功能報告廳、貴賓廳、茶社、紀念品商店等配套服務設施。
3、 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位於羅湖區南慶街13號，占地面積240平方米，建築面積794平方米。該舊址是深圳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劃歸深圳博物館管理，2017年12月完成改造並對外開放。
三、編制及職能-深圳博物館是隸屬于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的市財政撥款公益性事業單位。2004年11月，考古隊從博物館獨立，成立獨立法人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2010年1月，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劃歸深圳博物館。目前，館內設有部室13個。現有在編人員129人，其中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人員91人。2014年底，深圳博物館建立理事會，成爲廣東最早實行理事會制度改革的博物館之一。深圳博物館的主要職能是收藏展覽文物、弘揚民族文化，具體職責包括：文物徵集、鑒定、登編、修複、複制、保管及陳列展覽，開展曆代文物、古代建築、古代藝術品、文物修複，深港地方史、民俗文化、博物館學及自然科學研究，考古發掘、文物宣傳出版等。
四、業務工作成果
1、文物收藏保護-深圳博物館藏品來自國家、省、市相關單位的調撥以及徵集和社會捐贈。現有各類文物藏品4萬多件，其中三級以上珍貴文物5400多件套。收藏改革開放史實物資料6000多件，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收藏的商周青銅器、陶瓷器、近現代書畫和世界野生動物標本等處於省內先進水準。2015年，完成國家文物局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物證征藏試點第一階段工作，制定了征藏工作流程和標準導則，爲廣東省乃至全國博物館開展該項工作提供了經驗。深圳博物館有設備先進、設施齊全的文物保護實驗室，包括文物保護修複室、常規實驗室、儀器室、X射線探傷室、文物薰蒸消毒室等，總面積500多平方米。擁有國家可移動文物技術保護設計甲級資質，可移動文物修複一級資質，複制、拓印資質。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文物保存環境監測系統，實行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的措施，在該領域處於廣東省先進水準。每年開展大量文物保護修複工作。
2、陳列展覽
（1）基本陳列-深圳博物館曆史民俗館現有5個基本陳列。“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改革開放史”和“深圳民俗文化”系統展示了深圳的城市曆史及民俗文化，其中“深圳改革開放史”陳列開創了博物館徵集、收藏、研究、展示改革開放史文物的先河，成爲當代史陳列的典範，被評爲“第八屆全國博物館陳列展覽精品”。“走進野生動物的情感世界——貝林先生捐贈世界野生動物標本展”展出大量珍貴的野生動物標本。正在進行改造的古代藝術館原有“館藏青銅器”、“館藏陶瓷器”、“館藏牌匾”、“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5大基本陳列，改造完成後將推出“館藏書畫精品展”、“館藏古代青銅器展”、“館藏古代陶瓷展”3大基本陳列。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目前有基本陳列《葉挺將軍與深圳》，集中展示了葉挺將軍的戎馬生涯和抗戰期間他與深圳的不解之緣，以及深圳地區艱苦卓絕的抗戰曆史。
（2）專題展覽與巡展-深圳博物館以“引大展、求精品、重品質”爲目標，以原創、引進、合作辦展等形式舉辦專題展覽900多個，年均20多個。曾展出四羊方尊、金縷玉衣、秦始皇兵馬俑、越王勾踐劍等國寶級文物，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印度、埃及等國家和地區的文物藝術精品。堅持“走出去”的辦展思路，組織館藏古代藝術精品、出土文物、民俗文物、近代文物等赴香港、澳門、北京等地20多家境內外著名博物館展出，“深圳改革開放史圖片展”赴北京、四川等全國10多個城市展出，影響遍及全國。此外，還積極組織流動展覽到基層社區、公園、學校、部隊、企業巡展。2016年，掛靠在深圳博物館的“廣東省博物館協會陳列藝術專業委員會”成立，20多家地市級以上博物館加入。
3、學術研究-深圳博物館是深圳市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在深圳地方史、改革開放史、深圳民俗文化、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等領域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館藏文物預防性保護》課題通過國家文物局審核，被列入國家可移動文物保護總項目庫。深圳市科技計劃項目《動物標本製作和保存的環保安全新材料研究》通過驗收，共申請國家專利3項，發表高水準學術論文6篇，研製的標本防黴劑處於國內領先水準。此外，與廣東海洋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等合建研究基地，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
4、文物調查與考古發掘-深圳博物館曾組織參與深圳市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發現衆多遺址，上報深圳市政府公佈3批共36處文物保護單位，主持對大鵬古城、南頭古城等古跡進行維修。組織對鹹頭嶺、大梅沙、小梅沙、赤灣、鶴地山、向南村、追樹嶺、疊石山、鐵仔山、屋背嶺等數十處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廓清了深圳7000年文明史和城市發展脈絡。其中，屋背嶺商代遺址和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先後被評爲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5、非遺宣傳保護-宣傳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深圳博物館（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的重要職責。在宣傳方面，每年舉辦“歡樂鬧元宵”、“非遺進社區、進校園”、“文化遺産日”等展演展示活動20多場；組織非遺項目參加深圳文博會；拍攝大型專題紀錄片《鵬城遺韻》，在電視台播出。在非遺保護方面，積極開展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出版多本圖書；推動非遺項目申報國家、省、市級代表性名錄，全市現有市級以上名錄項目59項，其中國家級名錄項目7項、省級名錄24項；組織專家赴項目保護單位調研督查；組織非遺項目參加各類比賽，獲省級以上獎項10多個；舉辦多場非遺保護工作座談會、研討會、培訓會；制定《深圳市非遺保護補助經費管理暫行辦法》等制度，使全市非遺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五、社會服務
1、參觀接待-深圳博物館是市民觀衆參觀學習、深圳市政府接待和外事活動的重要場所。開館至今已接待國內外貴賓及觀衆1000多萬人次。目前年觀衆量超過150萬人次，位居國內博物館前列。接待的貴賓有：江澤民、胡錦濤、李克強、溫家寶、劉延東、李源潮、汪洋、胡春華、尉健行、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前國務卿基辛格、秘魯總統藤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緬甸總統吳登盛等外國元首政要。深圳博物館已成爲展示深圳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視窗。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最佳導覽服務獎。
2、教育活動-深圳博物館堅持館內館外兩個陣地，爲市民大衆提供優質的文化教育活動。在館內舉辦“曆史文化大講堂”、“非遺手工坊”、“考古小作坊”、“繆斯少年體驗營”、“國際博物館日”、“環球自然日”、“小講解員培訓班”等品牌活動，每年100多場，使博物館成爲觀衆接受教育、享受高雅文化的殿堂。選派專家在市內外開設講座、培訓；編寫校本課程，深入全市大中小學校舉辦系列活動“博物館小講堂”。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開放服務最佳社區服務獎、最佳宣傳推廣獎等獎項。
3、志願者工作-深圳博物館現有各類志願者2000多人，包括團體志願者隊伍11支，隊伍規模及素質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在博物館和志願者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引導下，深博志願者全面參與展覽講解、諮詢引導、展品看護、宣傳教育、活動支援等工作，每年參與服務6000多人次，2萬多小時，成爲深圳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