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召集
#消失的檔案 #社區巡迴第100場
#羅永生開講 #導演羅恩惠 #資深記者羅淑儀主持
#2017年6月30日 #紀錄片研討沙龍
詳情：http://rfhk.org.hk/index.php/events/film/295
//羅永生：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精英雖然大部分都不贊同暴動的方法和目標，但暴動也激發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令他們決意要從父母一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難民心態逃脫出來。暴動發生後的幾年內，大學校園充滿了焦慮不安和失落的情緒，因為暴動暴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和其他弊病。青年人對殖民地體制的不滿急劇增加，但他們卻沒有方法去改變現狀，更不知道香港的未來和前路應如何走下去。於是，大學校園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日漸增多，也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和大學生希望將爭論轉化為行動。//
（摘自：羅永生先生論文《「火紅年代」與 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
#延伸閱讀：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的影響
不過，60年代的香港本身已經是百孔千瘡，在不思改革的殖民體制下，經濟縱有成長，但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卻一觸即發。事實上，在文革還未在中國爆發的1966年4月，香港就發生了因為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騷動，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當時左派報章的輿論也支持殖民政府平息動亂。可是，國內文革的爆發，急速地為親中左派的路線轉向提供了條件。1967年5月，九龍新蒲崗一間人造膠花廠發生的工潮，迅速被香港親中左派轉化成「反英抗暴」的大暴亂（「五月風暴」）。六七暴動使不少無辜的香港人受到傷害，因而他們對左派的支持在暴動之後大幅下降{3}。此後，保守主義盛行，防左恐共的氣氛濃厚，殖民政府顯然在六七暴動中爭取到相當的管治正當性。從發起暴動的左派陣營來說，暴動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暴動為香港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卻不能單從左派後來的命運來評斷。因為這場在香港發生的暴動，畢竟是在殖民地香港發生。
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以左派組織和號召而來的群眾為主，但也引來不少圍觀的青年，「造反有理」的意識也廣泛散播，顯見在殖民政府不思進取、欠缺改革的情況下，早已積聚了不少社會矛盾和民間怨氣。只不過當時的大學生組織並沒有出來支持左派，那些傾向溫和保守的學生組織更紛紛支持殖民政府鎮壓暴動，原因是左派過激的鬥爭策略最終脫離了群眾。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在暴動之後反而由被動變為主動。麥理浩時代大刀闊斧進行的改革和社會建設，修正了戰後以來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為晚期殖民政府建立了一種管治正當性。
不過，雖然左派的挫敗令殖民政府有了喘息的空間，但卻沒有使右派得益，事實上右派也因為暴動的出現而顯得手足無措。在冷戰年代覺醒較早而又有獨立思考的青年，多半受右派的新儒家知識份子那套文化民族主義的教養，寄望將來以文化復興中國。而右派主理的刊物，諸如《中國學生周報》雖然成功地以文化藝術團結了不少青年人，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動，卻完全提供不了甚麼解釋，遑論領導運動{4}。暴動帶來破壞，最後也因被鎮壓和失去支持而平息，但青年對當時社會現狀的不滿已被激發。右派青年刊物因而失去了讀者的信任，它們提倡的文化保守主義亦失去了對青年的感召力，讀者反感覺刊物內容愈來愈老化，未能回應他們被殖民統治的現實。
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精英雖然大部分都不贊同暴動的方法和目標，但暴動也激發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令他們決意要從父母一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難民心態逃脫出來。暴動發生後的幾年內，大學校園充滿了焦慮不安和失落的情緒，因為暴動暴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和其他弊病。青年人對殖民地體制的不滿急劇增加，但他們卻沒有方法去改變現狀，更不知道香港的未來和前路應如何走下去。於是，大學校園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日漸增多，也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和大學生希望將爭論轉化為行動。
《「火紅年代」與 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
原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6月號（總第161期）
全文請瀏覽：http://www.cuhk.edu.hk/…/…/media/articles/c161-201705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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