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月亮特別圓——鬼佬也有 | 盧斯達 on Patreon】
東方有一句說話,「外國月亮特別圓」,外國的器物和思想就是高人一等。其實這句話只是真相的一半,脈絡中的外國月亮特別圓,令人假設只有東方/華人會尋求精神上的烏托邦。其實歐美文化下的人,也有這套,而且亦歷史悠久。學藝術史的時候,就有談到法國18世紀左右興起的「洛可可風」,在洛可可之前,主流建築和繪畫風格是「巴洛克」,是誇張、隆重、宗教氣味、直來直往、歌功頌德的,經常與教會和王權的絕對意象相鋪相承;後來歐洲人開始與東方接觸,受「中國風」影響,於是激發出「異國風情」,開始出現纖細、精緻的氛圍、生活和世俗化的、大量使用的柔和曲線。
其實那個年代的靈感來源,當然並非就來自中國,而是廣義的東方,可能是印度以及日本等等;總之,太陽王路易十四駕崩之後,藝術家也用新藝術風格,舒發一種之前不能示人的自由慾望。雖然大君主退出歷史舞台,但僵化的社會架構持續為沸騰的民意加溫。老生常談,就是貴族和教士不承擔義務,中產冒起了卻沒有政治權,農民則一樣吃屎如故。當年的歐陸學者苦苦思索如何改革之道,於是從傳教士帶回來的「中國見聞」,得到靈感。
他們歌頌中國超穩定結構的科舉制度,比起歐陸封建制的階級固化,,下層人永遠無法出頭,中國那套便是有能者居之;中國的中央集權,似乎又比起歐陸王國林立的鬆散組織,來得高效;中國的三教九流,都統攝於皇帝——儒官體制和「百姓日用」之中,「似乎」也沒有歐陸的那種大型宗教戰爭,於是「中國」就成為歐陸知識份子的烏托邦。在現代「白左」亞非拉情結不能自拔之前,歐陸知識份子感嘆中國月亮特別圓,已有幾百年歷史。
後來為法國大革命提供理論和思想激情的啟蒙思想者,很多就是以「想像中的中國」為藍圖。伏爾泰就是例子。他們對「想像中的中國」的激情,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中國,而是他們對現狀不滿,同時不理解中國。對現狀不滿,往往就建構自身體系以外的烏托邦。彼時無神論風氣還是若有若無之間,但天主教會肯定不是神的理想代表;中國王朝那種包山包海的宗教控制,似乎滿足了歐陸變革派承認有上帝、但希望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渴望。西方的「中國專家」幾十年來不斷錯判,也有說是來自傳教士這樣的源流。
所以法國大革命在此理解下,也有中國的影響所在。不是中國確實輸出了甚麼,而是法國人以「中國」為工具,想像出來的「更好的世界」,最終武裝了法國人的思想。同樣的事情,在兩次大戰之後也一樣發生。因為此一經歷的巨大震撼,歐陸人又面對自己的世界滿目瘡痍,由是又要尋求改革之道。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是大戰的母題,那麼思想家就要尋求反題,於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就去被侵略的亞非拉地區尋求另類道路,並且強烈鞭韃自身文化。
「後現代」一開始,「共和國」和 Nation state 的概念就被唾棄。知識青年簡單地歸類大戰原因,覺得有 Nation state 就會有衝突,所以便要尋求「國族——民主——共和國」以外的模式。最後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其實共和國是排外的,多民族的帝國反而才是寬容。18世紀前後歐陸風起雲湧,新國家相繼成立,從大帝國的壓迫中獨立的主題,在大戰之後被顛倒。而中國集合了反民族主義 (多元一體的民族成份)、反資本主義 (共產政權),兼且又是滿目瘡痍,歐陸知識份子便學起中國儒生「禮失求諸野」的手勢,對中國模式好感日增。有「中國模式」這個字之前,歐陸的思想先鋒已經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了。
伏爾泰尚且如此,蘇聯對西方進步派有吸引力、Foucault 熱烈響應伊斯蘭神權復辟、Noam Chomsky 認為紅色高棉這個進步政權在搞大屠殺是 fake news、Eric Hobsbawm 在蘇聯崩潰之後仍然表示,「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殺二千萬人是值得」等等,就不難理解,仍然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有時「外圓」的思考方法,並不是生死大事;等於香港人單方面認為日本很好、台灣很親切,這都是自己的幻想世界,並不妨礙誰人——直到中國真正崛起了,長期對中國抱持好感的知識份子,就失去了批判的銳氣。這又是源於他們的世界觀是西方中心,並不是真正跨文化的,所以西方一百幾十年前的罪惡,竟然比起今日發生的其他罪惡來得更迫切;當然中間也有大量以「安全鞭韃」籌積社會資本 (例如教職和進步光環) 的套路。而香港和台灣人,則因為對進步的想像就是「西化即現代化」、扮白人即是階級上流,就把歐美那種腐敗自虐的學術美學囫圇吞棗,他人幻想當成自身現實,陷入雙重被殖民。被雙重殖民的人不只無法反抗,連思想上認識自己困境的空間也沒可能。所以 2010 年以來香港時事雖然如此迫近,但整個思想界都是無法反應的,他們的無法反應就像他們的鏡像——西方自由派——的無法反應是出自同一源頭。
台獨一開始以共產主義推動、香港和愛國民主派和托洛斯基派,其實都是以西人眼睛為自己眼睛,以扭曲的鏡像產生自身認同和世界觀的悲劇。這種來回之下產生的分析機器,都是屠龍之技,對於迫近眼前的中國無從認識,不斷錯判;卻對第一世界的環保問題、日本人屠殺鯨魚、種族歧視、跨性別平權……等等深有研究,雕龍雕鳳。
現代人推崇「唯交流論」,總之交流就是好的;就好像文青也推崇「唯閱讀論」,總之讀得越多本子就越好。然而唯有落後和時間流動稍慢的地區,才逃得過上述那種不斷以他鄉為故鄉、將烏托邦寄托在異質文明的惡夢。例如美國的 Redneck,他們也許十分守舊,也許不准女人墮胎和身體自主,但有些價值卻不容易動搖。殺人不對就是不對,不會因為目標是「想建設真正的共產社會」就會變成值得可試。例如日本的鄉下人,沒錯他們十分法西斯,但他們賣淫就賣淫,不會造一套理論說自己是實踐身份自主。他們沒有過多學識,因而思考還是有正常清通的可能。啟蒙主義的末流,是一個全球範圍的泡泡,每個人都將自己包在一個自戀泡泡,但又覺得自己好開通好 inclusive;但看見自己不理解不喜歡的事,又只會投訴被冒犯、封殺言論、推倒塑像 …...
在外交和知識圈子,當然進步派也會關注人權,但他們是伏爾泰那一個法脈來的,一面對亞非拉,他們的戰力就自動減半;被嘲諷為保守派的,卻有很多是「原則性反共」,他們不是用理性去得出結論,而是根據傳統和原始秩序,還有宗教意識。架構越複雜的思想,根基越易摧毀:反之亦然。這些人很老套,不時髦,但總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保守到人類最 fundamental 的價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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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9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人類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模式,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要跟世界接軌,要有全球化的思考,但是這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從工業化開始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產值的方式真的有帶給我們幸福嗎?後疫情時代人類是不是該思考一下其他出路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影集,Emily in...
社會資本 中國 例子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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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有一句說話,「外國月亮特別圓」,外國的器物和思想就是高人一等。其實這句話只是真相的一半,脈絡中的外國月亮特別圓,令人假設只有東方/華人會尋求精神上的烏托邦。其實歐美文化下的人,也有這套,而且亦歷史悠久。學藝術史的時候,就有談到法國18世紀左右興起的「洛可可風」,在洛可可之前,主流建築和繪畫風格是「巴洛克」,是誇張、隆重、宗教氣味、直來直往、歌功頌德的,經常與教會和王權的絕對意象相鋪相承;後來歐洲人開始與東方接觸,受「中國風」影響,於是激發出「異國風情」,開始出現纖細、精緻的氛圍、生活和世俗化的、大量使用的柔和曲線。
其實那個年代的靈感來源,當然並非就來自中國,而是廣義的東方,可能是印度以及日本等等;總之,太陽王路易十四駕崩之後,藝術家也用新藝術風格,舒發一種之前不能示人的自由慾望。雖然大君主退出歷史舞台,但僵化的社會架構持續為沸騰的民意加溫。老生常談,就是貴族和教士不承擔義務,中產冒起了卻沒有政治權,農民則一樣吃屎如故。當年的歐陸學者苦苦思索如何改革之道,於是從傳教士帶回來的「中國見聞」,得到靈感。
他們歌頌中國超穩定結構的科舉制度,比起歐陸封建制的階級固化,,下層人永遠無法出頭,中國那套便是有能者居之;中國的中央集權,似乎又比起歐陸王國林立的鬆散組織,來得高效;中國的三教九流,都統攝於皇帝——儒官體制和「百姓日用」之中,「似乎」也沒有歐陸的那種大型宗教戰爭,於是「中國」就成為歐陸知識份子的烏托邦。在現代「白左」亞非拉情結不能自拔之前,歐陸知識份子感嘆中國月亮特別圓,已有幾百年歷史。
後來為法國大革命提供理論和思想激情的啟蒙思想者,很多就是以「想像中的中國」為藍圖。伏爾泰就是例子。他們對「想像中的中國」的激情,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中國,而是他們對現狀不滿,同時不理解中國。對現狀不滿,往往就建構自身體系以外的烏托邦。彼時無神論風氣還是若有若無之間,但天主教會肯定不是神的理想代表;中國王朝那種包山包海的宗教控制,似乎滿足了歐陸變革派承認有上帝、但希望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渴望。西方的「中國專家」幾十年來不斷錯判,也有說是來自傳教士這樣的源流。
所以法國大革命在此理解下,也有中國的影響所在。不是中國確實輸出了甚麼,而是法國人以「中國」為工具,想像出來的「更好的世界」,最終武裝了法國人的思想。同樣的事情,在兩次大戰之後也一樣發生。因為此一經歷的巨大震撼,歐陸人又面對自己的世界滿目瘡痍,由是又要尋求改革之道。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是大戰的母題,那麼思想家就要尋求反題,於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就去被侵略的亞非拉地區尋求另類道路,並且強烈鞭韃自身文化。
「後現代」一開始,「共和國」和 Nation state 的概念就被唾棄。知識青年簡單地歸類大戰原因,覺得有 Nation state 就會有衝突,所以便要尋求「國族——民主——共和國」以外的模式。最後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其實共和國是排外的,多民族的帝國反而才是寬容。18世紀前後歐陸風起雲湧,新國家相繼成立,從大帝國的壓迫中獨立的主題,在大戰之後被顛倒。而中國集合了反民族主義 (多元一體的民族成份)、反資本主義 (共產政權),兼且又是滿目瘡痍,歐陸知識份子便學起中國儒生「禮失求諸野」的手勢,對中國模式好感日增。有「中國模式」這個字之前,歐陸的思想先鋒已經對中國模式青睞有加了。
伏爾泰尚且如此,蘇聯對西方進步派有吸引力、Foucault 熱烈響應伊斯蘭神權復辟、Noam Chomsky 認為紅色高棉這個進步政權在搞大屠殺是 fake news、Eric Hobsbawm 在蘇聯崩潰之後仍然表示,「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殺二千萬人是值得」等等,就不難理解,仍然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有時「外圓」的思考方法,並不是生死大事;等於香港人單方面認為日本很好、台灣很親切,這都是自己的幻想世界,並不妨礙誰人——直到中國真正崛起了,長期對中國抱持好感的知識份子,就失去了批判的銳氣。這又是源於他們的世界觀是西方中心,並不是真正跨文化的,所以西方一百幾十年前的罪惡,竟然比起今日發生的其他罪惡來得更迫切;當然中間也有大量以「安全鞭韃」籌積社會資本 (例如教職和進步光環) 的套路。而香港和台灣人,則因為對進步的想像就是「西化即現代化」、扮白人即是階級上流,就把歐美那種腐敗自虐的學術美學囫圇吞棗,他人幻想當成自身現實,陷入雙重被殖民。被雙重殖民的人不只無法反抗,連思想上認識自己困境的空間也沒可能。所以 2010 年以來香港時事雖然如此迫近,但整個思想界都是無法反應的,他們的無法反應就像他們的鏡像——西方自由派——的無法反應是出自同一源頭。
台獨一開始以共產主義推動、香港和愛國民主派和托洛斯基派,其實都是以西人眼睛為自己眼睛,以扭曲的鏡像產生自身認同和世界觀的悲劇。這種來回之下產生的分析機器,都是屠龍之技,對於迫近眼前的中國無從認識,不斷錯判;卻對第一世界的環保問題、日本人屠殺鯨魚、種族歧視、跨性別平權……等等深有研究,雕龍雕鳳。
現代人推崇「唯交流論」,總之交流就是好的;就好像文青也推崇「唯閱讀論」,總之讀得越多本子就越好。然而唯有落後和時間流動稍慢的地區,才逃得過上述那種不斷以他鄉為故鄉、將烏托邦寄托在異質文明的惡夢。例如美國的 Redneck,他們也許十分守舊,也許不准女人墮胎和身體自主,但有些價值卻不容易動搖。殺人不對就是不對,不會因為目標是「想建設真正的共產社會」就會變成值得可試。例如日本的鄉下人,沒錯他們十分法西斯,但他們賣淫就賣淫,不會造一套理論說自己是實踐身份自主。他們沒有過多學識,因而思考還是有正常清通的可能。啟蒙主義的末流,是一個全球範圍的泡泡,每個人都將自己包在一個自戀泡泡,但又覺得自己好開通好 inclusive;但看見自己不理解不喜歡的事,又只會投訴被冒犯、封殺言論、推倒塑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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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 中國 例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隨緣家書🌍】Patreon的網友建議這篇文章完全Public,供多些朋友思考。
「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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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 中國 例子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人類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模式,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要跟世界接軌,要有全球化的思考,但是這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從工業化開始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產值的方式真的有帶給我們幸福嗎?後疫情時代人類是不是該思考一下其他出路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影集,Emily in Paris。總之這個叫做Emily的美國女生帶了很多美國資本主義和政治正確的想法到了法國,有了很多反思跟挑戰。其中一個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很有關係。裡面講到說,這個Emily她在美國的行銷公司專門替藥廠打廣告。一個法國老闆就說,你們美國人很奇怪,一堆人吃到過胖,然後導致糖尿病,再發明糖尿病的藥,賣給這些人賺錢,就跟人類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然後現在又要想怎麼找疫苗,還有一堆醫療用品跟疫苗公司想用這個方式賺錢,很諷刺。
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今天要好好介紹一位澳洲學者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從1970年代開始就一直主張地方主義的她最近剛剛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在報導裡她講了一個很好懂的例子。她認為只用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來看生活水準有問題。她舉例說:「如果水污染嚴重,我們都喝瓶裝水,是有利於GDP。但如果你和我自己種菜吃,GDP卻會下降。簡單來說,如果你和我保持健康,GDP就會下降。如果你每年都需要化療,GDP就會上升。」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所以現在也有其他進步指標,去看除了金錢之外,會和環境的發展,像是世界幸福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等等。裡面也發現說,美國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但是生產力和收入的提高並沒有完全轉化為美國社會整體的福祉。這也是霍奇在談的「幸福經濟學」,像是長途運輸的產品其實是破壞環境的,或是許多社區經營的網絡帶來的利益也是無形的。
地方主義的對比其實就是全球化,尤其是全球貿易體系,當然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人因為全球化得到工作機會,有些人則相反,好像各有贏家輸家,但是用英國跟美國的例子來看,像英國脫歐或是美國從川普當選以來的狀況,都是更加強調保護主義,但是歐盟被削弱還有美國多元開放自由文化受到挑戰,我的意思是,難道鎖國會比較好嗎?這兩個國家的考量還是限於要如何保住經濟成長數字,從國家的角度去思考。但是霍奇關心的是人,她覺得對於人來說,就商業和人際交往來講,距離越短越健康。再來是多樣化,一個農民種植十幾種作物比單一種植更健康。但是全球化鼓勵的就是某些市場善於種這個做那樣的單一分工。所以她協助創立了許多小農市場,鼓勵更多元的種植,跟我們台灣人熟悉的菜市場差不多啦。
我當年在美國採訪的時候就有遇過那種農場,他們有養牛和豬,也自己種菜,想要吃什麼菜大家就會自己去找,我當時看了也很有感觸,就是那個社區裡面的大家,彼此之間的連結是那麼的緊密,也讓我想到新竹的原鄉部落司馬庫斯,當地泰雅族人強調的就是合作共生、土地共有理念。所以部落有自己的福利分配。有一些很特別的工作、土地共有、共食與全人照顧制度,也有部落議會凝聚大家的向心力。現在好像也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部落在思考,如何擺脫主流觀點所謂的成功模式。
而霍奇還有一個人生經歷很值得我們思考,她在1975年到了拉達克,也就是最近中印邊境衝突很嚴重的地方。當時這個印度西北部,主要是佛教徒的山地鄉,剛剛開始出現旅遊業和國際經濟,但是她發現經濟增長的背後,拉達克人的凝聚力逐漸被腐蝕,慢慢無法自力更生。她想盡辦法要幫助當地年輕人,告訴他們好萊塢電影不是真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充滿了抑鬱、離婚和社會紛爭。
雖然如此,全球化還是帶來了一些好處,沒有什麼地方能鎖國或是排外,置身於全球共同利益之外。全球化另一個好處就是效率,講求地方主義或是在地化的國家會不會在反而無法跟其他人競爭?我們當然可以用更簡樸的方式生活,慢活或是更貼近自然,但是地方主義可以做到多徹底?跟全球化到底哪一個適合人類的未來生活?歡迎上網跟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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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國關係急轉直下,達到40多年以來最低點,也從部份領域的爭端和挑戰變成體系和價值的衝突。這兩個加起來經濟產出總和佔全球40%的超級大國分裂,讓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許多外國媒體已經用「新冷戰」來形容美中發展。我們這就來看看歷史的教訓還有新冷戰對科技造成的的結果。
既然提到新冷戰,不得不稍微介紹一些冷戰的背景。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因為意識型態不同,相互對抗長達半個世紀。最後西方資本主義壓過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在1991年解體,美國也成為世界超級強國,可以說我們今天世界的樣貌也是冷戰過後的結果。
中共領導的中國去年70年週年,比我們正統的中華民國還少38年。重點是現在的中國就是靠冷戰的時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遊走,最後在美國聯中抗蘇的策略下,因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挹注還有自身的經濟發展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其實蘇聯垮台後中國就成為共產主義的代表,但是西方當時就有,到底是要跟中國交往還是圍堵,要和緩還是強硬的討論,後來很明顯西方是採取以經濟發展帶動中國民主和自由的做法,結果如何?大家可以看看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變成全面控制的超極權社會,還用科技向外輸出治理模式,其實什麼天網監控、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整合、機器學習還不是都跟歐美學的。所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7月25號的演說才會這麼受到大家關注,在經濟改革無法帶來政治改革的同時,就像過去冷戰時期,他再次點名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喔,說他過去在冷戰期間的軍隊記錄告訴他,共產黨人總是在撒謊。還把雷根20世紀80年代對蘇聯「信任但要驗證」的口號改了一下,說對付今日極權的北京得要「不信任且要驗證」才行。
這幾乎就是顛覆了70年代尼克森跟中國接觸還有中國會改變的理論,可是現在如果美中要走上新冷戰這條路有難度,特別在經濟發展上已經水乳交融。以華為當作例子,這家公司可以說是在美中科技冷戰的最前線。要知道在19年前,華為剛開始到德國法蘭克福郊區和英國小鎮設立歐洲銷售辦事處的時候,還只是眾多來競標建設電信網絡,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公司。到了今天華為就是中國崛起的代表。
雖然美國從2018年開始以各種法律強力防堵華為,它在2019年銷售額還是有1230億美元。因為華為過去利用價格優勢搶攻市佔率,在市場已經幾乎是無法取代的存在,全球190幾國有170國都用華為的產品跟設備。但是在美國遊說各國封殺華為後,本來許多國家還在觀望,現在都慢慢選擇站在美國這邊。像是英國7月14日宣佈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現有華為產品2027年前全面拆除。這代表由英美澳紐加組成的「五眼聯盟」中,僅剩加拿大未宣佈禁用華為。不屬「五眼聯盟」的法國也在22日宣佈不續購華為設備,間接在2028年前讓華為退出該國5G市場。
而華為也把自己比喻為70年代的日本企業東芝。當時東芝專攻半導體和晶片領域,後來就開始面對美國強勢的攻擊。某一方面這種說法沒錯,但是仔細想想其實差很多。東芝當初是因為對美國禁運對象蘇聯出口技術先進的設備,華為也有孟晚舟違反伊朗禁令的事件。但是跟華為不一樣的是,沒有人指責東芝剽竊技術,違反智慧財產權,而且當時日本的經濟體制與今天的中國不一樣,日本的企業是建構在自由經濟的基礎之上,國家的介入不是很深,但中國則是國家資本主義。
華為風暴不是單純的貿易戰、科技戰,背後有美中兩大陣營政治體制之爭。從華為的崛起也看得出西方對於如何看待中國還沒有一個確切的態度,而國際政治不是數人頭的,面對極權專制的中國,開放的社會要有連貫的戰略,但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還是有很多人受不了中國市場的誘惑。這個世界會因為新冷戰就發展出一個新的貿易架構或體系嗎?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歡迎跟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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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的狀況,我們台灣人看了,有的人憤慨、有的人焦慮、有的人同情。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有台灣自由的空氣、民主的土壤,而這份保有,就有賴仔細謹慎的過濾。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有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特色有幾個要點:
(一) 要求美國國務卿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權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繼續被視為獨立關稅區(已改列入《2019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並已通過)
(二) 如果香港日後就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立法,美國總統及國務卿會審視相關法例,是否牴觸《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市民及外國居民的人權會否受到限制。
(三) 關注香港的政改進程,希望確保香港選民可以有權利透過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內容明確指出,會支持香港建立一個「真正民主選項」,即是香港選民可以「自由和公平地提名及投票」,並在2020年能夠公開直接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
簡單說就是每一年提交報告,對於香港情勢有具體化的評估方案和因應措施。
我覺得台灣應該參考這種方式,設立專責機構或委託專業之研究評估單位,進行長期追蹤研究香港情勢,並定期向國會報告後公布評估。
比如,針對香港資本流動進行各種調查與風險評估,特別針對港資中參與協助香港政府違反人權之行為者,例如協助採購或販售鎮壓民眾裝備之公司,或為香港警察或監管部門提供服務,而該服務係有利於監管民眾而有侵害人權之虞之公司、企業或為中港政府提供敏感技術、設備與服務之公司,應該要特別調查其在台灣的市場活動,對於參與迫害香港民主人權的企業在台灣的經濟活動,研議如何予以限制,或是禁止黑警入境或列為不受歡迎人事。
在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會有一份制裁人員名單,這些人被指控打壓了香港的基本自由,有可能會被凍結在美資產、或被拒絶入境。這份名單列明的是針對那些參與了把個別人士引渡到中國大陸,使得異議份子被監控、擄走、扣留、虐待或被迫認罪的人。草案提出的被引渡例子包括銅鑼灣書店的桂民海、李波、林榮基、呂波、張志平,以及以香港為基地的《新維周刊》和《臉譜》創辦人王健民和咼中校。
當然,要像美國欲立法凍結資產,在台灣這方面,立法上會困難許多,且涉案之港府官員與警察在台置產者的狀況也需要釐清。不過,禁止黑警入境或列為不受歡迎人事部分應較為可行,但如何執行與公布,陸委會應該要研議並且提出相關期程。
如果中國真的把香港鎖緊了,其實我們應該是要更謹慎審視,比如說九七年前後的香港身份,或是投資移民的狀況,因為中國如果全面滲透,介入香港事務時,我們就更需要小心過濾,所以並不適合輕易地一下子放太多人,要來思考我們的社會,其承受的壓力空間。仔細過濾是為了保有自由的空氣,有效判別是為了民主的土壤,因應香港情勢,台灣必須盡快部署,為了更長遠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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