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英殖期間人們「沒有任何人權民主」— 是真的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G7 集團開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新疆、香港和南海問題。中國駐英大使館強硬回應,當中談到:「在英國殖民統治 150 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97 年前的香港被描述成一個黑暗煉獄,有記憶的人自然能以個人史的角度予以反駁。然而中國官方近年對香港議題越來越積極發言,也是領略他們「香港觀」的線索。
有時他們會在特別日子發言,始終詰問:香港青年一代在香港成長,沒經歷英殖時代,為何是他們不斷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高官繼而開展史觀,認為香港回歸代表中國 (包括香港) 擺脫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屈辱,也是邁向總復興的轉捩點。併入大國夢,之前的時間段就要定義為屈辱。就像社會主義要將自身來臨之前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或者更原始的半封建社會;對香港過去的解釋,也因為「新的現在」而需要重寫。
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現在我們都會聽到例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不可阻擋」,是「歷史的必然」,有相當的德國風情。早前一中國天主教會高層在重要座談會說,天主揀選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在中國,人民就是天主,而人民選擇了中共領導中國,因此黨亦等同獲得天主祝福。這裡有歐洲的歷史決定論,也有中國傳統相呼應的部份。
西周以來,「天」的人格氣質就慢慢被移除,東周知識人則進一步用民意民心來作為神意 / 世界歷史路線的判準。某程度上,民心取代神 / 天的地位。這也是後來歐洲踏上的地獄之旅,神和貴族都被移除了,「人民」上升到最高,成為一切政治權力的代表。因此政治人要做任何事,紛紛由「以神之名」改為「以人民之名」行事。你有看《尋秦記》,就知道那句「天命最高」。「天命」在當代穿起歐洲人發明的觀念衣服,擁有「人民的集體意志」代理權的現代國家,在以前就會視自己為天命的代理人。而歷史由於主要是人類的故事 (年鑑學派之類暫且不論),因此歷史在政治中也慢慢神化,獲得以前神權這個概念的某些職能。
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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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認為歷史發展有隨機成份,雖然可能有總體大勢,但當中仍然有好多加速的意外。近世以來,貴族和帝國相繼被逐出歷史舞台,由廣大的「國民」和秘密結社的精英革命政黨執牛耳。很多這些現代政治菁英認為歷史只有一條路,人類社會最終會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個總體目標。不管是納粹黨的千年帝國想像、共產主義要完成世界革命,或者因為冷戰終結而出現的不無天真的「歷史終結論」,都是一脈相承。Karl Popper 認為他們抱持同一種「歷史目的論」,因此這些國家政黨總有發動大型政治實驗,而使大量人口率獸食人的歷史。
這些觀念也出現於歐洲不同知識人之間。達爾文的生物研究被引入文化和社會層面,變成社會達爾文理論,人類命運在此維度下,亦是單線性發展,最終更能「適者生存」的種族將會消滅低等種族,發展與叢林無異。很多德國哲學家也共享了「世界精神統一」的宏願,認為歷史發展唯一道理,就是超越矛盾和辯證,將分散的精神統合為一。在政治家眼中,思想只是臭老九的腦力遊戲,但當然亦可以是對「統治世界」的詩性禮贊,政治家對於有影響力的思想,會樂於自己改裝實測。
只是德國人未必明白,自己思想傳統中的東方性質,其實與深邃的中國非常有共鳴。道一以貫之。雖然東周前後,現實上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但德國人則曾經更加積極,要將流散裂解的東西重新合一,不管是意識上還是政治上。而這種情懷歷史觀也在 20 世紀傳到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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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現實世界沒有統一起來,只是不分人們不分地域地共享同一種時間災難。Kubrick 的《發條橙》裡面有一個被少年犯虐待的男人,他感嘆同樣受虐的妻子是「現代 (modern age) 」的受害者。被投入現代監獄受盡虐待和馴化的少年犯,也好似適用此斷語形容。而在戲外的觀眾,是否也同樣是「現代的受害者」?
雖然中共有自己堅持的歷史觀,但那並不容易「掌握」。劉兆佳主持教育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及核心內容」座談會時,談及香港回歸問題,他說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說法錯誤,因為中國從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容忍」英國管治香港;又認為若以殖民地形容 97 前香港,要使用引號,否則變相承認英國治權合法性。
然而根據駐英外交部對 G7 聲明的講法,香港確實「經歷 150 年殖民統治」並受盡壓迫。中國 70 年代擠下中華民國,成為唯一的中國代表,也在 1972 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提出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香港前途不能按聯合國非殖政策處理。因此香港確實又曾是殖民地。否認關於香港的三條條約效力,以及用引號處理「殖民地」一詞,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擁有香港未曾失去過一秒主權」的世界觀,再重新解釋過去的事情。
這當然與香港人自己的認知不一樣,因為恐怕連藍絲都會認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不然回歸時為甚麼自豪流淚呢?但恐怕現在連藍絲自己的常識都將受到挑戰,「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也在超政治解釋下,變得政治不正確,要說「香港曾是『殖民地』」,十分彆扭,但有多彆扭,就代表有多「洗心革命」。
一個人沒有史觀,就連歷史也會失去。人們都曉得控制歷史有其作用,卻很少留意歷史作為觀念的傳染性。坊間慢慢出現更多官方路線的香港簡史,香港人就開始問,英殖時真如此黑暗?真一點民主自由都沒有?於是有人查找、研究和生產,沒有事情比起爭議更加能夠發展一個議題。如果我叫你忘記那個紅色蘋果,你的腦裡就馬上先浮現那個紅色蘋果,意識一旦出現就很難清除。超強烈論述往往會孕育出相反的觀念。蝙蝠俠引來了小丑,或者小丑引來了蝙蝠俠。英軍拿著槍炮登陸全世界的土著領地,但土著的後代最終竟然獲得了使用槍炮的能力。
你怎知道在強大的中國論述下,會不會摧生更多香港人甚至外國人研究這裡的歷史,紛紛提出自己的經歷和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