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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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稍早北美影壇的熱議話題,除了茱莉蝶兒拒絕演出《愛在》系列第四部曲之外,還有一條值得關注的新聞——史蒂芬史匹柏旗下的 Amblin Partners 將與 Netflix 合作。為此,知名娛樂媒體《Variety》標題更寫道雙方的簽約協議「正改變好萊塢」。
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推波助瀾之下,小螢幕風起雲湧且千變萬化,迪士尼旗下的 Disney Plus 因為漫威、《星際大戰》等熱門 IP 蒸蒸日上,訂閱戶約 1.4億;華納媒體(WarnerMedia)則與 Discovery 合併,壯大旗下串流平台 HBO Max 的聲量(雖然不知是好是壞);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更以 84.5 億美金收購電影公司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MGM)。
至於台灣觀眾熟知的 Netflix,今(2021)年全球訂閱戶早已突破 2 億大關,且持續積極佈局全球,而 Netflix 將與美國大導史蒂芬史匹柏旗下的影視公司 Amblin Partners 合作,Amblin Partners 預計每年將為 Netflix 製作至少兩部電影,此舉引發熱議。
Amblin Partners 在 2015 年成立,整合了安培林娛樂(Amblin Entertainment)、安培林電視(Amblin Television)、夢工廠(DreamWorks Pictures)等多間製作公司,其主席當然是一手打造此娛樂帝國的史蒂芬史匹柏,安培林娛樂的標誌 Logo,就來自於史蒂芬史匹柏的《E.T. 外星人》。
而 Amblin Partners 在成立之際,便與環球影業簽下一份 5 年合約,固定供片給環球影業,由艾蜜莉布朗主演的《列車上的女孩》就是雙方合作問世的第一部作品。
在 Amblin Partners 成立後的 5 年間,旗下各大製作公司操刀的電影作品,有主攻北美獎季的《1917》、《郵報:密戰》、《登月先鋒》、《幸福綠皮書》、《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等作品;也有商業娛樂大作的《一級玩家》、《滴答屋》、《大黃蜂》、《MIB星際戰警:跨國行動》、《侏羅紀世界:殞落國度》等作品,未來即將上映的作品則有《Stillwater》、《西城故事》、《侏羅紀世界:統霸天下》等等。
Amblin Partners 也在去(2020)年合約到期之際,再與環球影業簽下一份延長合約,表示雙方合作愉快,畢竟環球影業與史蒂芬史匹柏的關係深厚,舉凡商業大作《大白鯊》、《侏羅紀公園》等等,再到獲獎無數的《辛德勒的名單》等等,都是史蒂芬史匹柏與環球影業合作的結晶成果,因此,雙方延長攜手合作算是各界的預期之中。
不過,今日傳出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的合作,就令各界驚呼,原因在於回朔過往史蒂芬史匹柏的公開發言,都被外界解讀為「擁護傳統電影院」、「反對串流家庭電影」的導演之一。
史蒂芬史匹柏曾經在《ITV News》的訪問中公開表示:「一旦你承諾採用電視格式,你就是一部電視電影,當然,如果它是一個好節目,應該得到艾美獎,但不是奧斯卡。我不認為那些在少數電影院上映幾週,進而獲得像徵性資格的電影,能擁有資格獲得奧斯卡獎提名。」
而史蒂芬史匹柏也曾在 2019 年於「Cinema Audio Society’s CAS Awards」領獎時說:「我希望我們所有人都繼續相信,作為電影人,我們可以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為觀眾提供電影體驗。我堅信電影院需要永遠存在。我喜歡電視,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最偉大的作品是為電視而生,一些最好的電視導演,一些最好的表演正在今天的電視上演。但是,當你和一群陌生人在一個漆黑的電影院,一起經歷一場洗腦體驗,沒有什麼經歷能比這更棒。這是我們真正相信的事情。」
如今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簽訂合約,每年將為 Netflix 製作至少兩部電影的前提之下,也正意味著未來 Amblin Partners 旗下的作品不會進入院線廣泛發行,這樣的策略自然與過往史蒂芬史匹柏擁護的「傳統電影院」大相逕庭。
雖然史蒂芬史匹柏也曾聲明否認曾試圖阻止 Netflix 贏得奧斯卡,且也與 Apple TV+ 有合作關係,但外界多數人仍認為史蒂芬史匹柏是積極捍衛電影院的導演,至於 Netflix 的電影不採取院線廣大發行的策略,也早就從北美戰場,燒至歐洲大陸的法國坎城。
2017 年的坎城影展,破天荒在主競賽單元選入兩部 Netflix 出資製作的電影,一部是韓國名導奉俊昊的《玉子》,另一部則是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的《邁耶維茨家的故事》。不過,在此之後,坎城影展強調在法國有院線上映計畫的電影,才有資格參加主競賽單元角逐金棕櫚;時至今日,這項條件一直擋著Netflix的作品前往坎城競賽,而當時影展藝術總監泰瑞法莫則表示很歡迎Netflix來坎城,對話、討論都仍然持續在進行中:「Netflix熱愛電影,但我們現在處在不同立場。」
然而,對比坎城的守舊,每年秋季登場的威尼斯影展則是大大擁抱 Netflix。
威尼斯早在 2015 年就將 Netflix 投資的首部影片《無境之獸》選入主競賽單元。而投資製作的《羅馬》更拿到了最高榮譽金獅獎,也是 Netflix 首度在三大影展奪最高榮譽;此外,美國名導柯恩兄弟集結六段短篇故事,其中深刻探討人性慾望、種族藩籬、自然環境等諸多議題的《西部老巴的故事》,也是由 Netflix 投資,並拿到威尼斯最佳劇本獎。
顯然威尼斯影展對於串流平台的看法是更具開放性的,之後《羅馬》則一路過關斬將,在北美獎季勢如破竹,最終在奧斯卡的試煉中,艾方索柯朗以外語片之姿,拿下 2019 年奧斯卡最佳導演,同時抱回最佳外語片(最佳國際電影前身)和最佳攝影——Netflix也如願以償,拿到首座奧斯卡獎。
然而,除了艾方索柯朗、柯恩兄弟之外,這幾年也越來越多名導演與 Netflix 合作,包含馬丁史柯西斯的《愛爾蘭人》、大衛芬奇的《曼克》、史派克李的《誓血五人組》、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朗霍華的《絕望者之歌》、查克史奈德的《活屍大軍》等等。未來則有蓋兒加朵、萊恩雷諾斯、巨石強森主演的《Red Notice》;亞當麥凱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珍妮佛勞倫斯主演的《Don’t Look Up》等大片。
事實上,串流平台能擁有更多彈性,當馬丁史柯西斯耗資近2.5億美金打造《愛爾蘭人》,多數走傳統院線的片廠承擔不起票房上的虧損,Netflix 就給了相對的解套空間;而馬丁史柯西斯下一部史詩作品《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也須 2 億美金的製作預算,原先傳出以派拉蒙影業負責,但也因為資金上的困難,最終由 Apple Tv+ 出面相助,最終達成在北美由派拉蒙影業發行院線,而 Apple Tv+ 則負責全球映演。
串流平台的加速崛起,也因 2020 年大流行的 COVID-19 有關,當全世界各大電影市場幾乎全面停擺之際,僅有串流平台能持續進行,且更加蓬勃繁榮。例如,索尼影業原先走電影院發行的災難鉅作《怒海戰艦》敵不過無法上映的慘況,最終將版權賣給了 Apple Tv+;Amblin Partners 旗下夢工廠製作、派拉蒙影業發行的《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也因疫情關係,最終賣給 Netflix 做線上發行。類似的例子在去年層出不窮。
去年華納影業更率先宣布《神力女超人1984》採取院線與HBO Max同步發行的模式,並在上線滿月後從 HBO Max 下架。到了年底,華納更鐵了心對外表示,包括《哥吉拉大戰金剛》、《真人快打》、《紐約高地》、《駭客任務4》、《沙丘》、《自殺突擊隊:集結》等大作,2021年共計17部電影,都採取與「院線」與「串流」同步發行的商業策略,此作法等於直接改變了電影產業發行的遊戲規則,傳統電影院在疫情之下不再有所謂的「窗期」保護,失去了傳統電影院的優勢,給了串流平台人流、資金成長空間。
從世界影壇的趨勢來看,串流的存在與成長已勢不可擋,這次握有好萊塢話語權的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ㄧ改此前對串流的態度,旗下的 Amblin Partners 與 Netflix 共同合作,或許也讓好萊塢其餘傳統大片廠更加確信串流發展的可能性,注入一劑強心針。
對於這次的合作,史蒂芬史匹柏表示:「在 Amblin,講故事永遠是一切的核心,從 Netflix 首席執行長 Ted Sarandos 和我開始討論合作夥伴關係的那一刻起,很明顯我們擁有一個絕佳機會,能一起講述新的故事並以全新的方式接觸觀眾。我們也將繼續與環球及其他合作夥伴共同講述故事,但自從我們與 Ted Sarandos 共事以來,對我個人來說非常充實,我已經迫不及待與 Netflix 團隊工作。」
Netflix 首席執行長 Ted Sarandos 則表示:「史蒂芬史匹柏是一位富有創造力和遠見的領導者,與世界上許多其他人一樣,我的成長過程是由史蒂芬史匹柏鏡頭下令人難忘的人物和故事塑造的,這些人物與故事經久不衰、鼓舞人心。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與 Amblin 團隊合作,我們很榮幸也很激動能成為史蒂芬史匹柏電影歷史篇章的一部分。」
Netflix 原創電影的負責人 Scott Stuber 則說:「Amblin 和史蒂芬史匹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娛樂代名詞。他們的熱情和藝術相結合,製作出吸引人又充滿挑戰的電影。我們期待與 Amblin 家族合作,製作一批新的電影,這些電影將在未來幾年間,讓好幾代人都感到高興。」
目前 Amblin 娛樂正和 Netflix 合製布萊德利庫柏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Maestro》,卡司部分除了布萊德利庫柏之外,還有凱莉墨里根、傑瑞米史壯,此片處於前期製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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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力女超人1984大陸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 #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中)】
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尚未曝光的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透過共感產生世代對話」,是楊雅喆暗自的願景,《天橋上的魔術師》的編劇團隊,聚集老中青三代,最年輕的編劇和楊雅喆差距 12 歲,並非所有人都經歷過戒嚴,這時楊雅喆就扮演起時代講師,不斷和編劇團隊溝通,在改編過程中,劇本改了又改,推翻再推翻,對於劇組團隊而言,若沒活過 80 年代的觀眾無法投入,那戲就沒得唱,等同宣告失敗,因為這是給所有人看的劇。
至於編劇的最高原則,唯一尊奉的「logline」是:「80 年代,天橋上來了魔術師,不同的大人、小孩、青少年遇到他都會看見內心的渴望、不足與不滿,最後他們因為魔幻時刻,創造生命中的奇蹟。」
對編劇團隊而言,遇到瓶頸或防範偏離初衷時,就用上述的「logline」檢視每一集劇本,「『logline』看起來很簡單吧?但要符合這句話就有很高的難度。幹!每一集都要有魔幻時刻,都要有魔術把戲,幹!原著只出現一半的魔術師,沒有那麼多的魔幻,那要延伸創造的想像就更多。」楊雅喆大笑說。
這次的改編,實際上楊雅喆和編劇團隊調動甚鉅,從章節名稱就可窺見。原著中有章節名為〈九十九樓〉,這與第一集符合,但第三集的〈水晶球〉就是編劇發揮想像,原著並無此章節,楊雅喆表示之後的集數名稱也會脫離原著章節名稱。「如果改編都符合原著,哪一章寫了什麼我就得做什麼,這樣會有點辛苦,雖然我們將原著視為聖經,但在編寫劇本的過程中,除非碰上重大困難,否則不會重新翻看。」楊雅喆說。
這樣的做法,也使得編劇團隊開始將「原著」與「改編」混淆,時常分不清楚筆下的角色、故事的走向,到底是原著就有的情節,還是彼此腦力激盪下的產物,記憶就逐漸被竄改而後相交疊映,「故事是從記憶的裂縫長出來的」,吳明益小說中的這句話,就成為編劇團隊默默實踐的原則。
「幹,那到底什麼是記憶的裂縫?」楊雅喆先笑著提問,而後解答這題:「其實『裂縫』就是隔了很久的『時間』。同一件事,我講的版本跟你講的版本會不一樣。小說是虛構(fiction)不是紀實,所以有實、有虛,我們都被吳明益矇騙,以為他筆下中華商場的故事都是真的,但錯了,這當中有太多是他的『虛構』。
吳明益聰明地設計連環套接龍遊戲,小說中每個角色口中的魔術師都不一樣,況且這本小說對於中華商場的描述,一定也有很多讀者不認同,這是因為大家的『記憶』都不同,所以任何改編這本小說的團隊,其實都是在吳明益記憶的虛構基底中,再虛構幻化成另個故事。我們在虛構中找到裂縫,從裂縫中再度虛構,這當中就需要『時間』幫忙,時間是最大的魔術,它能改編人的記憶,把紀實變成虛構,對這齣劇來說,時間是非常重要的魔術。」
「紀實」與「虛構」,就成了《天橋上的魔術師》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楊雅喆進一步說:「雖然改編中有很多是我們的再度創作,但我們不能違背這部作品在講『消失』的核心,但要怎麼解釋『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果觀眾看到一直消失、消失、消失的故事,感受只會越來越委靡、陰暗,但如果消失能夠證明愛曾經存在,就有意義。」
楊雅喆以「mp3」舉例:「小時候 mp3 存進很多愛歌,但科技進步後人們有了 ipod、雲端等等,時間一久,『曾經存於 mp3 的愛歌』和 mp3 一起被封存,接著消失。但某天,你突然想起這些愛歌還存在 mp3 ,但 mp3 消失了,這時候你就想辦法上網找回那些愛歌,所以,mp3 的消失進而湧現出兒時聽音樂的美好記憶。因此,消失闡述了愛真實存在過的痕跡。」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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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橋上的魔術師 公視影集】、【myVideo 影音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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