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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收賄「職務上行為」之判斷標準／吳巡龍（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裁判時報第110期
　　
本文討論收賄罪的「職務上行為」判斷標準，並聚焦於民意代表關說、遊說、施壓等行為之認定。全文詳盡分析歷來學說見解，就貪汙治罪條例上收賄罪「職務上行為」的不同理論，說明「法定職務說」與「實質影響說」之內容與差異，並指出實務雖採實質影響說，卻仍在民代遊說行為有所游移，惟新近最高法院似有穩固認定民代可實質影響而構成職務上行為之趨勢，與美、日法例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精神相符，值得肯定。
　
✏關鍵詞：職務行為、收賄、實質影響說
　
✏摘要：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及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如何判斷，長期困擾臺灣司法實務。例如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判決立法委員林○世案，就「職務上之行為」之判斷採相當限縮之見解，造成輿論譁然。
　　
✏試讀
🟧「職務上之行為」判斷標準之見解歧異
　
臺灣司法實務對公務員收賄罪「職務上之行為」之認定，從具體職務權限擴張及於一般職務權限，並不以實際上所具體擔負之事務為限；並從「法定職權說」進入「實質影響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龍潭購地案）認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判決似乎認為需同時符合兩要件：一、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二、實質上為該收賄公務員職務影響力所及，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其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56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700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4150號、648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67號、3799號判決均同此旨，「實質影響說」已成為實務穩定見解。
　
臺灣公務員收賄罪「職務上之行為」，實務雖採「實質影響說」，但其判斷標準仍然紛歧。對於民意代表若收賄而替特定廠商向受其監督之公務機關關說、施壓，是否屬民意代表之「職務上之行為」？最高法院最近10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立法委員高○鵬案）即認為：「且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基於代議民主制度，受託對政府遊說或接受人民遊說，應以立法委員因遊說所從事之特定行為是否屬其職權之行使而判斷立法委員是否行使其職務上之行為，要難率認立法委員之職權包括『遊說』在內。」
　
然而，晚近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判決認為：「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亦應認屬職務行為之範疇。至所謂與其職務權限有密切關聯之行為，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為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以及因自己之法定職務關係或因之所生之必要輔助性權力，經由指揮、監督、干預、或請託之方式，足以形成一定之影響，使特定之公務機關或公務員為職務上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之情形。」亦即，有下列兩種情形之一應認屬於「職務影響力所及」，判斷該當「職務上之行為」：一、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掌管之職務，二、因自己之法定職務關係或必要輔助性權力，足以形成一定之影響。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號判決（立法委員洪○榮與其子洪○元案）同此見解。
　
🟧「職務上之行為」之學說
　
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界限為何？臺灣學者之見解紛歧，其中主要者有「法定職權說」、「實質影響說」二說。主張「法定職權說」者認為：「職務」一詞，無法透過文義、論理解釋乃至歷史解釋，以求其具體的概念形象，必須從法規範目的作目的解釋。而依罪刑主義之要求，目的解釋不能逾越文義解釋與論理解釋範圍，且對於犯罪成罪條件，應採取嚴格的目的限縮解釋。所謂「職務關聯性」、「職務實質影響力」均屬於擴張解釋的產物，故僅限於公務員之法定職務權限才屬於其職務行為。
　
臺灣學界大多贊成「實質影響說」，例如吳耀宗教授認為：公務員職權範圍，法令很難全部包含在內，仍須與國家機關組織之相關法令連結，否則必然產生重大法律漏洞。賄賂罪法益包括「公務員職務行為之公正性」、「公務員之廉潔性」，只要二者之一受到侵害，即可能成立犯罪，不以影響國家公務行為之公正性為必要。罪刑法定主義係指無論採取何種解釋方法，均禁止超出法條之可能文義範圍，亦即禁止類推適用，並非禁止合理的擴張解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務，係分配同一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應指公務員本其職位而實際上所從事的各種相關事務之行為，是否法定並非關鍵所在，如此解釋不僅較符合一般國民常識，公務員也瞭解其收賄與職務關聯行為間有對價關係，並無難以預期的問題……
　
🗒全文請見：民代收賄「職務上行為」之判斷標準，吳巡龍（最高檢察署訴訟組調辦事檢察官），裁判時報第110期
　
📕本期目錄：http://www.angle.com.tw/magazine/m_single.asp?BKID=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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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裁判精選／陳忠五教授 #月旦實務選評 第1卷第2期(2021/8)
　　
本期陳忠五教授精選19則最高法院裁判，其中6則裁判涉及的法律問題或見解，理論或實務上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注意。
　
✏摘要：
🟧董事違反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的競業禁止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時，公司除依同條第5項規定，行使歸入權，將該董事的行為所得視為公司所得之外，是否另得基於其與董事間的委任契約關係，依民法第544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或依債務不履行責任一般規定（如民法第227條等），請求董事賠償其因此所受的損害？

🟧為直轄市所有，交由其所屬區公所管理、作為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的建物，如係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土地所有人得否以該「區公所」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該區公所拆除建物、返還土地，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該區公所給付相當於使用土地租金之不當得利？對此，除須討論「直轄市區公所有無當事人能力」外，另亦涉及直轄市區公所管理市有建物的法律地位問題。針對以上議題，本期所選判決中，最高法院與原審法院見解一致，並明確闡述其理由，具有參考價值。

🟧房屋無任何正當權源座落在土地上，房屋所有人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占有使用土地之利益，致土地所有人受有損害，土地所有人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房屋所有人返還相當於土地租金之利益，並無爭議。問題是，房屋所有人若再將房屋出租並交付於承租人占有使用，此時承租人占有使用房屋同時，是否亦占有使用房屋所座落的土地？土地所有人是否亦得主張，房屋承租人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占有使用土地之利益，致土地所有人受有損害，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房屋承租人返還相當於土地租金之利益？此乃實務上常見的問題，本期所選判決中，最高法院與原審法院見解不同，值得注意。

🟧醫療法第63條第1項、醫師法第12條之1有關「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規範，其解釋適用問題，實務案例不斷增加。對此，本期所選判決中，最高法院以抽象法律見解，指出「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規範意旨，並為該告知說明義務定性，再闡述有關告知說明義務舉證責任分配的見解。針對最高法院上開見解，陳忠五老師亦於文中提出相關疑義，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不當得利的類型，分為「給付不當得利」與「非給付不當得利」二種類型，再依各該不同類型，分別判斷不當得利是否成立，以及在何人與何人間成立不當得利，可謂是近年來學說與實務逐漸趨於穩定的見解。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類型，其核心概念「給付關係」的認定，攸關不當得利當事人範圍的界定。此在多數人間基於相互牽連關係而發生財產上損益變動的情形，如何判斷何人與何人間成立不當得利，更形重要。本期所選判決，涉及「指示給付關係」中，被指示人依指示人的指示，匯款於領取人後，因補償關係不存在，究應向指示人或領取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的問題。最高法院於該號判決中，就給付目的、給付關係的概念，以及不當得利當事人的界定，有具體明確的闡述，值得參考。

🟧關於子女姓氏之變更，可分為「意定變更」與「裁判變更」二種事由。意定變更事由，依民法第1059條第4項規定，無論是父母書面約定變更或成年子女自行決定變更，各以「一次為限」；裁判變更事由，則有民法第1059條第5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由法院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本期所選裁定，即涉及父母再結婚後，聲請法院裁定再度變更子女姓氏的案例──父母於子女出生後，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嗣後兩願離婚，父母以書面約定該子女變更為從母姓，其後父母再結婚，是否得再以書面約定該子女再次變更為從父姓？或在父母雙方合意的前提下，為該子女之最佳利益，聲請法院裁定變更該子女姓氏為從父姓？於此情形，違反民法第1059條第4項規定的「以一次為限」，且又未具備同條第5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因而問題如何解決，顯得特別困難。最高法院於該號裁定中，突破現行規定限制，以類推適用方法，積極從事法律之續造，值得肯定。

　
🗒全文完整請參閱：民事法裁判精選／陳忠五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月旦實務選評》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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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時報第109期 📌私裝GPS追蹤器與竊錄非公開活動罪／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聖偉老師本文延續先前曾經撰文描述之GPS判決，延伸出更多值得討論之論點。分析在106台上3788號判決中，私裝GPS追蹤器紀錄行蹤資訊的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的窺探竊錄非公開活動罪，其中必須釐清的問題包含：此時是否存有「非公開之活動」？透過GPS追蹤器製作行蹤紀錄是否該當「竊錄」要素？逐一闡釋相關法律概念以及對於GPS與妨害秘密罪之關聯，執得一讀。
　
✏關鍵詞：刑法第315條之1、非公開活動、竊錄、GPS、合理隱私期待
　
✏摘要：
本案被告為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52岸巡大隊士官長，擔任該單位司法組組長一職。其於2014年6月間查緝私菸案件時，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訊號發送器（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下稱為「GPS追蹤器」）裝設於告訴人使用的小貨車下方底盤，定時回傳該車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告訴人偶然得悉上情提出告訴，第一審法院依照刑法第315條之1判處被告拘役40日，緩刑2年（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檢察官上訴至二審後，法院維持有罪認定，改判拘役50日（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604號）。
　　
✏試讀
🟧非公開活動的認定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所規定的行為客體（竊錄對象）為「非公開之活動」，而在認定其中作為形容詞的「非公開」要素時，基於文法上的理由，必然要從屬於其所修飾的「活動」要素。因此，必須先確定審查對象為何，亦即要先確認是針對哪個活動後，才能夠有意義地回答是否該當「非公開」要素。實務上歷來與此相關的判決都沒有先交代清楚活動要素的涵攝對象，隨而在認定非公開要素時就很容易會發生移花接木的論證瑕疵。
　
🟧非公開要素的判斷
　
基於人民的行動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以及比例原則的考量，法律適用者在認定本罪時，斟酌主觀隱私期待的合理性絕對有其必要；亦即，個人主觀上不欲受到侵擾的願望，必須奠基於社會的認可之上。然而，本罪的構成要件並非「侵犯他人隱私」，而「非公開」與「享有合理隱私期待」二者在語意上亦不相同，由於罪刑法定原則的拘束，法律適用者只能在「非公開」要素的最大語意範圍內進行斟酌被害人的隱私期待，而不能直接以之取代、替換既有的成文要素。前開實務上的慣常推論，逸脫法律解釋的容許空間，本質上已屬刑法禁止的類推適用。本案的第三審判決雖然也意識到這種作法的不妥，但卻只有輕描淡寫地指出「原判決以公共場所亦有隱私權，進而用『隱私受侵害』取代『非公開』構成要件要素之涵攝，固有微疵，但不影響本件判決本旨」等語，同樣令人感到無法理解。
　
🗒全文請見：三論私裝GPS追蹤器與竊錄非公開活動罪──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字第61號刑事判決／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裁判時報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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