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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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規範、就沒有偏差。從特立獨行的人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形式作風，並且沾沾自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任性的基礎其實來自於現實上存在著一群『正常』男女。」──「如何閱讀文學」（How to Rea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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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課間去看了「JOKER」，臉上塗得花白的男人在腦海揮之不去，走出電影院，五點多的汀州路天色昏黃，路上來往的人群自由地展露著自己的樣子，卻也同時服膺於同一片風景之中，個體性之前的協調，不知怎地突然使我感到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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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時帶來一種無形的束縛，當我們能以任意的語彙描述善與惡的差別。
片中的Arthur之於童年只有斷片的記憶，他記得自己笑口常開的使命，因而悲傷與憤怒皆被制約為響亮的笑聲。然而發笑的節奏總是落拍，一種出自善意的行為竟成為異端。他在笑話筆記本上寫道：「時常記得觀察大家覺得好笑的事物」然而，能使人發笑、發噱的關鍵，只不過是把握正確時刻、正確地點罷了。這或許也是為何JOKER對著鏡頭說：”Know who the joker is? It’s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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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的殺人，媒體批評犯人是個膽小的懦夫，以JOKER的妝束隱藏自己的真實身分。然而JOKER卻是整場遊戲裡唯一不曾戴上面具的人：那張花白的慘笑是他的皮膚，而電車上成車的模仿犯，則擅將他的符號作為高潭市的福克斯面具，階級與意識型態則正式一分為二。穿戴與強迫卸下面具的人，都禁錮在鈣化的社會結構之中。然而我們都知道善與惡並非是開與關那樣兩極：拆與穿、是或非，有時自由賦予我們「選擇自己角色（character）」的權利，但這樣的權利也有時切割族群間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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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在語言中原先代表符號、特徵，如今則以部分代替全體，代表「個人」本身──「記號的獨特性也成為個人的獨特性。」如此一來，在對的時代、對的地點選擇「對的記號」，便成為角色成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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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牽連立場、立場牽連大環境中的意識型態。我們身處的社會所給予的選擇自由，引導我們建構對於烏托邦的想像以及正確的政治觀，然而被排除於系統之外的人，則被踐踏為自由的犧牲者。倘若出現一個滿面花白的丑角，我們將訕笑與謾罵投擲於其身，自己則作為一個選擇正確、品行端正的「正常人」。然而我們所能聽見的聲音往往是龐大脈絡下的結論，而我們真能只對著一張面具，便判斷一人意圖的是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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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的烏托邦小說課上，談到Le Guin的短篇<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文中描述了一個沒有階級、善惡之分的完美世界，卻在故事中建立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在那裡監禁了一個脆弱的小孩。Omelas的人民前來拜訪，施以暴力、羞辱與虐待，然後若無其事地離開。弱者有時是承擔整座剛強都市的唯一支柱，唯有當反派存在，正派者才有口號宣揚自己的絕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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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JOKER永遠無法離開地下室，也無法在稱謂前加上冠詞的”THE”，他是惡的初胚、也是善的顯影劑。在片尾JOKER依舊歇斯底里地狂笑：”I just thought of a funny joke…You won’t get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