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秋 彬 釣魚施文彬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人是從水裡來的。
　
一路成長學習、犯錯闖禍、悔改演化，歷經春花秋月四季輪迴，走過冰雪風霜生老病死，最後，還得歸塵歸土灰飛煙滅，回到風裡，回到水裡，回到自然裡。
　
一個世紀之前，我的父母從濁水溪出發，旅北落腳新店溪畔開枝散葉。
　
三十年前，阿彬從落腳的綠川移居淡水河邊，最後又搬來跟我當鄰居。
　
新店溪，長81公里，流域面積921平方公里，收留了所有來到她懷抱的人。
　
母親在世時常提起初來台北，在溪旁砂石工廠幫工篩石埽（thai-tsio̍h-sò）的故事，大哥也曾提及幼時跟母親到碧潭看美國湯美滑水隊在碧潭演出的印象，第一次游泳，第一次釣魚，從營生到休閒，整個家族的故事，都跟新店溪息息相關。
　
不管將來，是否還會移居他處，新店溪是永遠的母親的河。

Question 2

秋 彬 釣魚李開復 Kai-Fu Lee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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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

Question 3

秋 彬 釣魚王惠美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許文龍風範---- 將來不要為我造墓

將來如果我走了，不要為我造墓。辦一場音樂會就夠了。

賺錢的目的是為了享受幸福.第三代不能花我一分錢

從貧民窟崛起的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早年以新台幣兩萬元白手起家，半世紀創業過程充滿傳奇，被譽為「台灣壓克力之父」、「全球ＡＢＳ大王」。儘管擁有巨額財富，許文龍很早就告誡兒子許家彰：「不要期待我留什麼給你；第三代更不能花我一分錢。」
生長在日據時代的許文龍，小時候全家十二口擠在台南貧民區神農街內一處八坪大的房間，幼年困苦環境激發他獨特的賺錢本領，不過，對他而言，釣魚、音樂、繪畫是比吃飯更重要的事。
許文龍在五年前卸下奇美集團董事長職務，交棒給小舅子廖錦祥，沒有讓兒子許家彰接班，不過卻很提拔兄姊們的第二代，例如，奇美食品、奇菱科技董事長宋光夫是他的外甥，奇美博物館館長郭玲玲是他的外甥女。
奇美集團明年即將邁向五十周年之際，高齡八十二歲的許文龍接受本報專訪，興致一來拿起曼陀鈴即席演奏了一首「海角七號」，話匣子一打開更是說不完的快樂哲學。

拉琴釣魚比吃飯還重要
問：很多人非常羨慕你的生活，退休後的日子和之前有何差別？

答：退休後的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我現在很快樂，拉琴、畫畫和釣魚都讓我很快樂。我可以不吃飯，但是，不能不拉琴，不能不釣魚。平時只要天氣好，清晨五點左右，我就出海去釣魚，釣回來的魚還可以分給親朋好友。晚上睡覺前，我習慣會拉一段琴。此外，畫畫也是很快樂的事，有時候看到美麗的小姐，很想把她畫下來。

問：您對藝術與音樂的喜愛，是否來自父母遺傳？
答：我對藝術的喜愛，可能來自母親的家族。母親盧全雖然沒有讀書，卻很聰明，平時會做鞋子和繡花，此外，母親的兄弟們會做些木雕。

樂觀天性來自母親恩賜
問：談談從小到大的過程中，父母親對你的影響？
答：父親許樹河是漢文老師，「奇美」兩個字是父親取的。父親曾經替老闆寫了一本有關管理的書「商戰感懷錄」，可惜沒有留下來。小時候家裡很窮，有一天父親突然被公司裁員，回到家裡變得很悲觀、消極、失志。不過，母親很堅強，一直鼓勵父親要出去找機會，還特地買報紙回來給父親。當時生活重擔全靠母親幫人家洗衣服，還有大姐做裁縫來維持。每次我遇到困難時，母親的觀念對我很有幫助，我的個性樂觀，比較像母親。

音樂傳家女兒取名琴瑟
問：你對小提琴的喜愛，從小學就開始？是否也讓子女學音樂？
答：國小四年級時，姊姊帶我去看電影，悲傷場面出現舒曼的夢幻曲，我聽了之後非常感動，心想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美的音樂？我太愛音樂，因此兩個女兒名字取為一琴、一瑟。不過，學音樂必須靠天分，要成為優秀的音樂家非常不容易，壓力很大也很痛苦。最怕的就是隔壁拉琴的人老是走音，那聽的人就很痛苦了！（大笑）

問：父子是否曾經一起合奏小提琴？
答：有啦，兒子小時候，我們曾一起在家裡拉琴，不過，兒子對音樂的天分不太夠。奇美博物館收藏的名琴，不一定要我兒子來拉，而是要提供給有音樂天分的人，台灣青少年在國際的表現是超水準的。

不留財產後輩各自努力
問：你不留下財產給子女，這是什麼原因？
答：許多有錢人死後留下大筆財產，會發生糾紛，這些財產不論怎麼分，都不公平，結果親兄弟變仇人。留錢給兒子，只是讓他多娶幾個某（太太），所以，我很早就告訴兒子，不要期待我會留什麼給他，尤其第三代不能花我一分錢，我希望他們靠自己本事賺錢。

問：奇美集團將來是否會由第二代接班？
答：我的兩個女兒遠嫁日本與美國，都沒有在集團內工作，我希望她們離我越遠越好。兒子雖然在新視代擔任總經理，但這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期待兒子來接班，因為我非常了解，創業必須有些天分，如果沒有先天的才能，做事業是很痛苦的。我最擔心的是，將來第三代跑到集團裡面來。

視如己出名琴只買不賣
問：奇美博物館收藏這麼多價值連城的名琴，未來還計畫繼續買其他名琴嗎？
答：我希望建立最完整的提琴歷史，當然還要繼續買下去，買琴讓我很快樂。這些琴都是我的「孩子」，將來即使有人出高價，也不可能出賣的。當初我雖以私人名義買下來，不過這些名琴不能私有，私有變成罪惡，目前這些名琴由基金會所擁有，任何人都不能賣。我最擔心，將來孫子輩若賭博輸錢，會把這些名琴賣了。（大笑）
一個人對錢如果沒什麼欲望，實際上這個人的欲望是大到你看不出來，這就是「大欲等於無欲」。很多東西不是有錢就買得到，還必須有內涵，最怕變成「土富」（暴發戶）。

許家屋簷下人人都是小畫家
許文龍具藝術天分，他的兄弟姊妹也都能畫，台南奇美博物館內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牆上掛滿了許文龍家族畫作。最醒目的一幅油畫是許文龍畫的「琴韻少女」，主角是一位彈琴的金髮碧眼美少女；另一幅一九五○年代作品「憶」，描繪的是森林裡一名長髮飄逸女子，兩幅畫作展現了許文龍的浪漫氣息。

「他們在祈禱，你聽到後面的鐘聲嗎？」許文龍從小喜歡音樂與美術，小學時，日籍老師大友介紹米勒的名畫「晚禱」，那幅畫讓他非常感動，啟發了他一生對繪畫的熱情。光復後，藝術家郭柏川曾在台南免費教授素描，許文龍特別跑去拜師學畫。他說，素描是繪畫的基礎，只要有筆和紙，隨時隨地都可以畫。

奇美博物館館長郭玲玲透露，許文龍事業有成後，主動請老師教授兄弟姊妹們畫畫，並且以獎金鼓勵他們。在博物館的一角，有許文龍的大姐許碧娥的「湖畔風光」、二姊許錦雲的「秋意正濃」、大哥許鴻彬的「風景」、五姊許仙桃的「櫻之戀」等作品，令人驚豔。許文龍退休後，也嘗試雕塑，他希望透過這些雕像，讓年輕的一代了解歷史。
許多來到博物館的訪客看到許文龍年輕時的畫作「憶」，很好奇那位少女是他的夢中情人嗎？許文龍笑說，年輕時忙於創業，初戀情人總是藏在心裡，並未採取行動，直到三十歲才結婚。

許文龍年輕時頗有女人緣，曾是舞林高手，創業初期交際應酬偶爾陪客戶到舞廳去，總是被小姐們包圍。當年他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在銀行工作的廖秀蘭，結果廖秀蘭對他一見鍾情，主動向媽媽說；「這個我中意。」結婚過了半個世紀，許文龍仍然不忘讚美住在日本的太太「真水！」。

許文龍婚前曾向太太提出兩個要求，第一是學習鋼琴，第二是陪他釣魚。不料，結婚後，廖秀蘭對鋼琴的興趣不大，心想婚都結了，學了幾個月就停了；至於出海釣魚，也只去了兩次，因為「怕曬黑」而作罷。許文龍笑說，「結婚後，太太比較大，我不敢勉強太太。」

免費博物館一圓兒時夢
館藏豐富多樣化的奇美博物館，自一九九二年創館迄今，許文龍堅持免費參觀，每年參觀人數逾五十萬人，每天總量控管在三千人內，已成了南台灣知名景點。許文龍的堅持，不只讓藝術普及化，也圓了兒時蓋一座免費博物館夢想。
「這博物館裡的動物標本，是亞洲最完整的、北極熊是全世界最大隻，是很不得了的成就，」一聊起奇美博館，年逾八旬的許文龍眼睛為之一亮，「我從小就喜歡大型動物，大自然創造大象、北極熊等巨型動物，真的十分奇妙，學生讀那麼多書，有時根本搞不清楚，還不如看實物標本，馬上就了解。」

奇美博物館佔地約兩千坪，收藏繪畫、雕刻、古文物、樂器、古兵器，以及自然史標本等，平常是全國各地學生戶外教學最佳場所，許文龍說：「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動物，當時日本人在台南設立一個小型博物館，每天學校下課我就到博物館參觀，當下心願就是以後如果我也蓋一座免費博物館該有多好？」

由於博物館維護經費龐大，不少人建議酌收費用，不過，許文龍堅持免費參觀，「你想想看，日據時代所得不高，都可以有免費博物館，現在為何不能做？而且我有能力擔得起這責任！」

館藏畫作中，許文龍最自豪的是梵谷生前最讚佩、由朱利安杜培所畫的「餵食時刻」。他說，梵谷寫信給弟弟西奧．梵谷，多次提及這幅畫，一九九九年荷蘭梵谷美術館舉辦向梵谷致敬紀念展，特別漂洋來台借展這幅畫，許文龍笑稱：「展場上，他們都會問，這幅畫怎會在台灣？」

除了豐富館藏品，許文龍收藏四百六十支名琴，全世界要研究小提琴的藝術家都得找奇美，他更「一年一借」提供名琴讓優秀台灣子弟練琴。「文化傳承最重要，我希望子孫明瞭，許文龍留下來的是一座博物館！」

採訪後記－享受幸福錢寧願讓別人賺
台灣的經營之神有兩個不同的典範，石化業向來有「北台塑、南奇美」之喻，王永慶拚命工作直到壽終正寢前那一刻，許文龍則是天天釣魚、拉琴、畫畫，充分享受人生。他在年輕時就不斷提醒自己「賺錢的目的是為了享受幸福」，這樣的境界的確與眾不同。
「如果你自己賺，每天從早忙到晚，可以賺一百萬元；如果請別人賺，只能賺五十萬元。你要選擇哪一個？」自我調侃「天生懶惰」的許文龍說，他一定選擇後者，一邊可以享受人生，還可賺五十萬元，何況聘請兩個人就可以賺一百萬了。
小時候讀書總是全班最後一名的許文龍，長大之後，經營企業卻是天賦異秉。他喜歡研究歷史，擅長觀察大趨勢，在幾次經濟環境的逆勢中致富成長。除了賺錢有一套，許文龍也努力為員工帶來幸福。

早年奇美實業率先實施員工入股與周休二日制度，以建立「幸福企業」為最高目標。不過，去年的金融海嘯卻讓奇美集團旗下奇美電子面臨生死存亡關頭，不得不大幅精簡人事，當時身為集團大家長的許文龍深刻反省檢討，首度向員工們說聲「對不起」。所幸，奇美電子第三季開始轉虧為盈。

五年前許文龍卸下奇美集團董事長職務，目前只擔任奇美文化基金會與奇美醫院董事長，退休後的他非常關心音樂與美術教育。「將來如果我走了，不要為我造墓。」看透生死的許文龍說，「台灣人口密度這麼高，土地都不夠用了，死後最好不要再占一塊地，或許辦一場音樂會就夠了。」

台灣壓克力之父-許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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