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港少數族裔當中，印度人與香港的淵源可算是最悠久的族群之一。曾與香港有著共同殖民宗主國的一段歷史背景，還有早年前來經商或擔任警隊，並從此在這裡落地生根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因為宗教傳統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不少本地人對於印度人的認識，僅限於重慶大廈和咖喱。
近日上映的《我的印度男友》，是首部在港製作的Bollywood電影。戲劇性的情節、演員在鬧市中載歌載舞的畫面，香港觀眾也許要點時間適應。但電影內外，無論是製作過程，還是呈現手法以至觀影過程，儼如一場港印文化碰撞，亦是帶出共融議題的難得契機。
印度裔導演Sri Kishore居港14年。當年為著生計，放棄電影工作，不情願下來港擔任印度舞教師，因而認識現任妻子，如今已是一家三口之主。落戶良久，文化的水土不服早成過去，但就拍戲而言，香港印度始終大有不同。「電影是fantasy，但香港人睇戲太logical。 」即使撇除觀影喜好，在製作層面上，香港亦是「規矩之都」。來自印度電影業重地海得拉巴的他， 形容當地拍戲輕易快捷。試想像，2012年他與朋友合資拍電影，在印度用兩個月時間已能完成一部長片製作，並交由當地朋友處理發行、宣傳事宜。然而在香港，光是租借外景已需聯繫不同政府部門，在文件與手續來回往返；以成本而言，香港租借器材價錢也比印度昂貴好幾倍；在公眾地方拍攝，也須考慮到香港人一貫的「敏感」，不能做太over的行為。導演笑言，他曾嘗試把攝影機安裝到汽車上，卻被務實的製片組勸退，原因是怕損耗車身「保險無得賠」。儘管如此，與電影夢幾番離合的他，在朋友的提議下，最終嘗試在港拍一部Bollywood電影。
電影裡頭，Sri刻意展現了印度民族光譜，主角家中的兩代印度人，有說著流利廣東話的Krishna，也有說著有限英語，只能用印度語溝通的母親，代表著正宗印度人，呈現在港印裔的不同模樣。訪問期間，Sri帶記者來到佐敦寶靈商場，附近為印巴裔聚居地，展現一些族人日用品。他笑言，並非每個印度人都包頭，穿著華美傳統的綢緞；他們之間亦有階級分野，不一定愛流連別人眼中的「印巴基地」重慶大廈。香港人對少數族裔的理解，也許都是基於放大了的民族特徵，其實他們平常大多只穿上「casual fusion」的簡單長袍，有時亦會到深水埗買布自行縫製；商場內某些店子門口放著性感的印度西施裝，實質上「只會去party才穿」。Sri亦提到，居港印度人亦有南北之分，其中最明顯的差異是南印度人的主食以米飯為主，北印度人則是小麥，電影角色正展示了南方人的生活文化。
對於他方城市生活的融入，並沒有使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即使遠離家鄉，本地印度人總有辦法維繫自己的文化和習俗，各種節慶如新年、婚禮、成人禮等，都是將傳統實踐、展示，並延續至新生代的印證。
人在異鄉，也許對傳統和身份的承傳，也變得更迫切？
*鳴謝佐敦商店 Hema Proprietor 及Sangam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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