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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課本裡不會提到的豐功偉業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講到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我先來講一個丈夫被綁架、妻子被輪姦、財產被搬光的悲慘故事好了。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看起來不相關的悲慘故事跟國民黨不當黨產相提並論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葉廷珪（ㄍㄨㄟ）這名字或許對老一輩的台南人還算熟悉，但是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葉廷珪其實就是台南市第一屆的民選市長（1951年），也是早期極為少數的黨外政治人物。（有人說他曾經加入國民黨，但是他的女兒葉秀英指證他的父親從未加入國民黨，是葉廷珪選上民選台南市長之後，才被國民黨不要臉地單方面宣稱而「被加入」國民黨。）
　
葉廷珪在日本時代就曾經當選台南市的民選議員，他同時也是戰前東亞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戰後則是台南扶輪社的第一屆社長。就是因為他的富裕背景，讓他在戰後因為被中國國民黨盯上而遭遇極大的不幸。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葉廷珪在台南市開山路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而外出，然後就被國民黨人綁架帶走，一路押到中國南京，然後再轉押到上海。如果國民黨要定葉廷珪是什麼叛亂暴民、共產黨徒或是日本倭寇的罪，那他們大可像抓湯德章一樣抓去大正公園槍斃不就好啦，連法院判決令都不用，幹嘛要大費周章把葉廷珪抓去中國上海呢？
　
「肉票換鈔票」就是葉廷珪被中國國民黨抓去上海的唯一原因，俗稱擄人勒贖。擄人勒贖這種事情在二二八抗暴事件發生後與白色恐怖時期特別多，一堆人莫名其妙被國民黨抓去監牢，然後苦主的家門口就會多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跟你說要拿錢來「打通關係」或是「安排見面」。（被槍斃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即是另外一例，陳炘被捕後，他家也出現一堆人跟他太太要錢說可以幫忙打聽消息，讓他太太花了一堆錢而導致家庭經濟困頓。）
　
現在的詐騙集團是打電話騙你說你的小孩被綁架，1947年的國民黨是打電話騙你外出然後直接綁架你。國民黨，你贏了。一堆台灣人就這樣散盡家財只為了把一個本來就無辜無罪的人給贖回來，結果通常多是錢出去了，人還是沒回來。你們國民黨人若是要上台講你們這個黨是如何創業發達致富的故事，記得要把這段「篳路藍縷」的白手起家過程給說出來，哥倫比亞毒梟都會跟你們磕頭。
　
葉廷珪被國民黨抓去當肉票之後，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趕緊把家中的大片土地變賣，換取了一船黃金，然後依照綁匪指示坐著船到上海的碼頭交付贖款。當然，如果國民黨當場就拿錢放人，那它就不叫國民黨了。天真的劉瓊瑛坐著船到上海交付黃金之後，她就被這群國民黨官兵給拖去輪姦，然後被丟到上海又臭又髒的後巷等死，直到被人發現才送去醫院急救。
　
葉廷珪本人呢？當然繼續被綁匪押著啦！這群國民黨綁匪因為幹了拿錢不放人還輪姦他太太的事情，卻又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定他的罪，就羅織了一個葉廷珪在日本時代改日本名叫「葉山岩」，說他是皇民的極爛理由來定罪。我是不知道中山樵跟石岡一郎會怎麼想這件事啦。然後國民黨偽造一堆文書就把葉廷珪丟進專關日本戰犯的上海高境廟監獄，隨便用一個中國愛國流氓最愛用的「漢奸」名義來說他是二戰戰犯，丟給國際戰犯法庭就烙跑閃人了。
　
還好國際戰犯法庭不是由這群桑斯奧福畢曲的中國人在主導，不然大概又會出現一堆胡判亂判的枉死冤獄。凡事講求證據的國際戰犯法庭根本找不到葉廷珪有犯下任何戰爭罪行的證據，所以就以抓錯人的原由無罪釋放葉廷珪。
　
好笑的是，戰犯法庭已經宣布無罪釋放葉廷珪，但是中國監獄的獄卒仍然不願意釋放他，原因是葉廷珪出獄前想跟獄卒要回他的Parker牌金筆，結果獄卒不想還他，就硬是把他多關了一個月。你還真以為中國國民黨會這麼輕易放棄他們的不義之財啊。
　
葉廷珪大難不死返回台灣後，就開始以黨外身分競選公職，由於他人氣超高，為人清廉不貪污又眼光遠大勤建設，前後當選了三任台南市長，包括第一屆、第三屆與第五屆台南市長，這種黨外跳屆當選三次的也算台灣政壇奇葩啦。其中1960年第四屆台南市長競選時，葉廷珪之所以敗給了國民黨的辛文炳，原因是國民黨大量作票，還把廢票灌進國民黨的票數裡。
　
國民黨在台南作票這件事還被「自由中國」雜誌在社論中拿出來痛罵並要求選舉無效。葉廷珪謝票的時候因此受到數萬名鄉親的英雄式歡迎，加上葉廷珪一度想要呼應「自由中國」的主張來籌組新的在野黨，這些事情讓國民黨高層相當憤怒，決定要用謀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大受人民愛戴的政敵。（「自由中國」雜誌也在該年被國民黨查禁停刊。）但是葉廷珪那麼受台南鄉親的歡迎與矚目，當然不能直接殺他，所以國民黨的邪惡腦筋就動到了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身上。
　
你應該知道電影中那種最下賤的反派總是愛把腦筋動到主角的家人身上的劇情吧！有想起林宅血案嗎？有想起楊清化血案嗎？曾經遭國民黨兵在上海輪姦的葉廷珪妻子劉瓊瑛，雖然九死一生逃過一劫，但是國民黨人在1961年再次派人在她吃的西瓜裡面下毒，她終究還是被國民黨給毒殺致死。下毒的市長公館煮飯佣人連夜打包逃走，連下毒者的戶籍資料都全部被銷毀，非常有國民黨特務的行事風格。葉廷珪的女兒也差點被國民黨派來的人給用刀刺死，還好葉廷珪即時出現救了他女兒一命。（劉瓊瑛遭毒死的公園路市長官邸後來也傳出鬧鬼事件。）
　
國民黨殺完人之後哩？當然接著就是劫財啦。葉家在台南有許多房產，連美軍顧問團都曾經跟葉廷珪承租房子，後來全部被國民黨人用你會在詐騙集團判決書裡看到的各種手法給偷光光，連他的古董金庫都搬光光，逼得葉家人只好在外租屋，甚至逼到他們家宣布破產。葉廷珪一家人被國民黨迫害劫財污名的經歷直到2004年才獲得陳水扁頒發恢復名譽證書而得以平反，還為他在湯德章紀念公園（湯德章遭槍殺的地方，湯德章也是葉廷珪的好友）種下苦楝樹以紀念他悲苦堅毅的一生。（葉廷珪於1977年逝世）連立法院都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增列「葉廷珪條款」。
　
好啦！我故事說完了。我知道你接著會想問說：「這跟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有什麼關係呢？」、「葉廷珪這種個案式的搜刮貪污未必會與政黨集團侵佔公產有什麼關連性。」或是「這些個人侵佔劫掠的財物絕對不會流到集團的黨產當中啦。」抑或是「葉廷珪的個案有白色恐怖時期的補償條例去賠償，該賠的也賠啦，不要跟國民黨侵佔國產的黨產扯在一起啦。」你如果會想這樣子問，就代表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問題的本質，或是想要鋸箭切割。
　
曾經在二戰後駐台的美國領事館官員葛超智，又名喬治˙柯爾（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將中國國民黨在戰後1945年開始對台灣的貪腐劫財情形分成了三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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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掠奪的程度可分為三個等級。（中華民國）軍人的財物掠奪屬於最低的一級。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任何不經心放著，或沒人看管的東西，片刻間便會被那些衣衫襤褸、無紀律的軍人奪走。
　
掠奪的第二級則在於軍隊裡較高層軍官。他們與承攬商在各港口設置倉庫，然後從那裡轉運出口大宗的軍事及民生物資。
　
最高層級則是陳儀及其徒黨牢牢掌控了所有的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戰後日本人移交或充公的房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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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當時國民黨籍省主席魏道明都曾經在1948年轉述美國將軍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曾於二戰擔任美軍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台灣巡視一圈後所說的話：「國民黨接收台灣拿走的多，給的少。（give less than take）比日本還不如。」拿走的多是什麼意思，你不會還不懂吧？
　
如果你不相信美國官員說的話，那這位中華民國高官汪彝定（中國安徽人，國民黨籍，曾任中華民國國貿局長、經濟部次長、台糖董事長）在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中說的話你總該信吧：「大陸來台的接收人員沒有是非觀念。極少有人把台灣看做是一塊需要用心好好建設的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抱著搶地盤、揩油水的心理而來。」
　
你可以說一兩個黨員的貪腐未必跟整個黨有關係。但是如果整個黨從上到下都在貪腐呢？這種中國黨國政治文化所帶來的結構性集體貪腐問題，你要怎麼切割來看呢？你要怎麼把劫掠個案私產與劫掠集體公產的原因切開來看呢？
　
你前面看到令人髮指的葉廷珪綁票案例若不是由葛超智口中程度最低下的一級，一群結夥的中華民國軍人或是軍官所幹出來的爛事，就是由二、三級的高階軍官或是國民黨高層所籌畫的邪惡計劃。但是不管這件事是由低階或是高階的中華民國黨官所為，它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當時國民黨人上上下下兄弟登山各憑本事的集體貪腐劫掠作為。細漢的搬細車，大漢的搬大船，如此而已。
　
一些低階的中華民國官兵之所以只能搬街上的腳踏車與民家私產，或是幹些偷拔鐵路號誌去賣，導致火車撞車出軌的狗盜之事，只是因為他們沒本事幹到第二級或是第三級那種可以獨攬進出口生意或是獨佔原料與侵佔日本移交公家廠房財產的程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民黨不當黨產的大宗來源）。
　
我個人相信那些只能在街上搶劫腳踏車的中華民國軍隊，寧可穿著軍服西裝在辦公室裡優雅地批閱文件來下令劫掠，也不想那麼辛苦地流血流汗去挨家挨戶擄人勒贖，因為葛超智口中的二、三級貪腐掠奪所搶來的可不會只有一船黃金跟一枝Parker牌金筆。
　
不管葉廷珪被勒贖劫掠的財產流向何處，他的悲慘境遇只是各種不幸被劫掠台灣人的濃縮版本而已。他的遭遇不只是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個案，而是指向了國民黨不法謀財的集體犯罪心態，而這個犯罪心態不但造就了國民黨眾多的貪腐個案，也造就了國民黨的龐大不當黨產。最下流的就是，國民黨還會冠以剿匪、平亂、救國、愛心、婦女、慈善之美名，來行劫貨奪產騙財之實，事後想要追討的時候，他們還會罵你清算鬥爭。
　
你現在搞懂了為什麼在講國民黨不當黨產之前，我要先把葉廷珪的不幸故事講出來的原因了嗎？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在1945年時才來到台灣六個禮拜的時間，台灣的街頭巷尾就貼滿了「狗去豬來」的標語了嗎？你現在知道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為什麼聽不懂國民黨行政長官陳儀廣播時所說的當官要：「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的「揩油」是什麼意思？那你現在知道「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財產追蹤為什麼要回溯到1945年嗎？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國民黨與深藍支持者很愛說二二八事件是鎮壓共產黨徒、平定暴民倭奴的事件，那麼請告訴我，既然二二八是中華民國國軍平亂剿匪的事件，為什麼有一堆被中華民國軍隊屠殺的人身上財物都不翼而飛呢？不是國族家恨的仇殺嗎？怎麼變成了謀財害命的財殺了呢？
　
一、王石定（高雄市漁業代表）：於1947年3月6日遭國民黨軍隊以機槍掃射致死。死後身上的西裝、戒指、手錶全部不翼而飛。
　
二、郭章垣（宜蘭省立醫院院長）：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軍人逮捕郭章垣之前，到他家中翻箱倒櫃的搜刮與搶劫財物，臨走前本想順手牽羊拿走另一位醫師蔡陽昆的風衣，後被蔡陽昆喝止才被丟還。
　
三、李瑞漢（律師）：於1947年3月10日遭國民黨特務帶走，就此失蹤。李瑞漢失蹤後，李瑞漢律師事務所的金庫被洗劫一空。
　
四、許錫謙（花蓮富商）：於1947年3月遭國民黨憲兵槍殺，死後身上錢財、戒指、金鍊、懷錶不翼而飛。
　
五、張七郎（花蓮縣議會議長）：與其子兩人，共三人於1947年4月4日遭國民黨軍槍決，死後父子三人被國民黨軍埋於公墓，身上衣服與物品全部不翼而飛。
　
六、陳復志（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死後身上手錶與皮鞋不翼而飛。
　
凡此劫財殺人事件不勝枚舉。中華民國軍隊從1947年3月20日還開始以「綏靖清鄉」為名進行屠村，不但任意進入民家搜查，許多台灣人被迫交出與「武器」無關的個人財物，將財產奪去後，國民黨軍還可能把原屋主與其家人殺害滅口。若家中有姿色貌美的女人被國民黨軍幹部看上，就會發生男被殺，女被姦殺的慘劇。後來屠殺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十一師部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一軍在上海殲滅之後，從中華民國軍人的屍體中搜出許多金戒指、金鍊與手錶，這些就是1947年對台大屠殺時所掠奪而來的財物。
　
如果你們中國黨是為了你們所認為的「仇敵」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主義」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統一大業」而殺人，不管這個「仇敵」該不該殺，這個「主義」有沒有道理，這個「統一大業」是不是本質就是侵略，我都還會敬你們個三分。但是很明顯的，從眾多的歷史案例來看，你們中國黨的真正動機就只是為了劫財而殺人而已。
　
你知道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第一集裡面麥克連警探的經典名言嗎？我很想說Yippee Ki-yay, Motherfxxker! 但不是這一句，是另外一句：「在那麼多的惺惺作態與禮義廉恥之後，你不過就是個賊而已。」（After all your posturing, all your little speeches, you're nothing but a common thief.）
　
國民黨，你們不過就是群賊而已。
　
（圖像繪製PJ McQuade）

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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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國民黨不告訴你的歷史】不當黨產背後，是無數個台灣被壓迫的菁英與破碎家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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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ock Mayson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講到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我先來講一個丈夫被綁架、妻子被輪姦、財產被搬光的悲慘故事好了。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看起來不相關的悲慘故事跟國民黨不當黨產相提並論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葉廷珪（ㄍㄨㄟ）這名字或許對老一輩的台南人還算熟悉，但是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葉廷珪其實就是台南市第一屆的民選市長（1951 年），也是早期極為少數的黨外政治人物。（有人說他曾經加入國民黨，但是他的女兒葉秀英指證他的父親從未加入國民黨，是葉廷珪選上民選台南市長之後，才被國民黨不要臉地單方面宣稱而「被加入」國民黨。）

葉廷珪在日本時代就曾經當選台南市的民選議員，他同時也是戰前東亞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戰後則是台南扶輪社的第一屆社長。就是因為他的富裕背景，讓他在戰後因為被中國國民黨盯上而遭遇極大的不幸。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葉廷珪在台南市開山路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而外出，然後就被國民黨人綁架帶走，一路押到中國南京，然後再轉押到上海。如果國民黨要定葉廷珪是什麼叛亂暴民、共產黨徒或是日本倭寇的罪，那他們大可像抓湯德章一樣抓去大正公園槍斃不就好啦，連法院判決令都不用，幹嘛要大費周章把葉廷珪抓去中國上海呢？

「肉票換鈔票」就是葉廷珪被中國國民黨抓去上海的唯一原因，俗稱擄人勒贖。擄人勒贖這種事情在二二八抗暴事件發生後與白色恐怖時期特別多，一堆人莫名其妙被國民黨抓去監牢，然後苦主的家門口就會多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跟你說要拿錢來「打通關係」或是「安排見面」。（被槍斃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即是另外一例，陳炘被捕後，他家也出現一堆人跟他太太要錢說可以幫忙打聽消息，讓他太太花了一堆錢而導致家庭經濟困頓。）

現在的詐騙集團是打電話騙你說你的小孩被綁架，1947 年的國民黨是打電話騙你外出然後直接綁架你。國民黨，你贏了。 一堆台灣人就這樣散盡家財只為了把一個本來就無辜無罪的人給贖回來，結果通常多是錢出去了，人還是沒回來 。你們國民黨人若是要上台講你們這個黨是如何創業發達致富的故事，記得要把這段「篳路藍縷」的白手起家過程給說出來，哥倫比亞毒梟都會跟你們磕頭。

葉廷珪被國民黨抓去當肉票之後，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趕緊把家中的大片土地變賣，換取了一船黃金，然後依照綁匪指示坐著船到上海的碼頭交付贖款。當然，如果國民黨當場就拿錢放人，那它就不叫國民黨了。天真的劉瓊瑛坐著船到上海交付黃金之後，她就被這群國民黨官兵給拖去輪姦，然後被丟到上海又臭又髒的後巷等死，直到被人發現才送去醫院急救。

葉廷珪本人呢？當然繼續被綁匪押著啦！這群國民黨綁匪因為幹了拿錢不放人還輪姦他太太的事情，卻又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定他的罪，就羅織了一個葉廷珪在日本時代改日本名叫「葉山岩」，說他是皇民的極爛理由來定罪。我是不知道中山樵跟石岡一郎會怎麼想這件事啦。然後國民黨偽造一堆文書就把葉廷珪丟進專關日本戰犯的上海高境廟監獄，隨便用一個中國愛國流氓最愛用的「漢奸」名義來說他是二戰戰犯，丟給國際戰犯法庭就烙跑閃人了。

還好國際戰犯法庭不是由這群桑斯奧福畢曲的中國人在主導，不然大概又會出現一堆胡判亂判的枉死冤獄。 凡事講求證據的國際戰犯法庭根本找不到葉廷珪有犯下任何戰爭罪行的證據，所以就以抓錯人的原由無罪釋放葉廷珪。

好笑的是，戰犯法庭已經宣布無罪釋放葉廷珪，但是中國監獄的獄卒仍然不願意釋放他，原因是葉廷珪出獄前想跟獄卒要回他的 Parker 牌金筆，結果獄卒不想還他，就硬是把他多關了一個月。你還真以為中國國民黨會這麼輕易放棄他們的不義之財啊。

葉廷珪大難不死返回台灣後，就開始以黨外身分競選公職，由於他人氣超高，為人清廉不貪污又眼光遠大勤建設，前後當選了三任台南市長，包括第一屆、第三屆與第五屆台南市長 ，這種黨外跳屆當選三次的也算台灣政壇奇葩啦。其中 1960 年第四屆台南市長競選時，葉廷珪之所以敗給了國民黨的辛文炳，原因是國民黨大量作票，還把廢票灌進國民黨的票數裡。

國民黨在台南作票這件事還被「自由中國」雜誌在社論中拿出來痛罵並要求選舉無效。葉廷珪謝票的時候因此受到數萬名鄉親的英雄式歡迎，加上葉廷珪一度想要呼應「自由中國」的主張來籌組新的在野黨，這些事情讓國民黨高層相當憤怒，決定要用謀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大受人民愛戴的政敵。（「自由中國」雜誌也在該年被國民黨查禁停刊。）但是葉廷珪那麼受台南鄉親的歡迎與矚目，當然不能直接殺他，所以國民黨的邪惡腦筋就動到了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身上。

你應該知道電影中那種最下賤的反派總是愛把腦筋動到主角的家人身上的劇情吧！有想起林宅血案嗎？有想起楊清化血案嗎？曾經遭國民黨兵在上海輪姦的葉廷珪妻子劉瓊瑛，雖然九死一生逃過一劫，但是國民黨人在 1961 年再次派人在她吃的西瓜裡面下毒，她終究還是被國民黨給毒殺致死。下毒的市長公館煮飯佣人連夜打包逃走，連下毒者的戶籍資料都全部被銷毀，非常有國民黨特務的行事風格。葉廷珪的女兒也差點被國民黨派來的人給用刀刺死，還好葉廷珪即時出現救了他女兒一命。（劉瓊瑛遭毒死的公園路市長官邸後來也傳出鬧鬼事件。）

國民黨殺完人之後哩？當然接著就是劫財啦。葉家在台南有許多房產，連美軍顧問團都曾經跟葉廷珪承租房子，後來全部被國民黨人用你會在詐騙集團判決書裡看到的各種手法給偷光光，連他的古董金庫都搬光光，逼得葉家人只好在外租屋，甚至逼到他們家宣布破產。

葉廷珪一家人被國民黨迫害劫財污名的經歷直到 2004 年才獲得陳水扁頒發恢復名譽證書而得以平反，還為他在湯德章紀念公園（湯德章遭槍殺的地方，湯德章也是葉廷珪的好友）種下苦楝樹以紀念他悲苦堅毅的一生。（葉廷珪於 1977 年逝世）連立法院都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增列「葉廷珪條款」。

好啦！我故事說完了。我知道你接著會想問說：「這跟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有什麼關係呢？」、「葉廷珪這種個案式的搜刮貪污未必會與政黨集團侵佔公產有什麼關連性。」或是「這些個人侵佔劫掠的財物絕對不會流到集團的黨產當中啦。」抑或是「葉廷珪的個案有白色恐怖時期的補償條例去賠償，該賠的也賠啦，不要跟國民黨侵佔國產的黨產扯在一起啦。」你如果會想這樣子問，就代表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問題的本質，或是想要鋸箭切割。

曾經在二戰後駐台的美國領事館官員葛超智，又名喬治・柯爾（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將中國國民黨在戰後 1945 年開始對台灣的貪腐劫財情形分成了三個等級：

「財物掠奪的程度可分為三個等級。（中華民國）軍人的財物掠奪屬於最低的一級。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任何不經心放著，或沒人看管的東西，片刻間便會被那些衣衫襤褸、無紀律的軍人奪走。

掠奪的第二級則在於軍隊裡較高層軍官。他們與承攬商在各港口設置倉庫，然後從那裡轉運出口大宗的軍事及民生物資。

最高層級則是陳儀及其徒黨牢牢掌控了所有的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戰後日本人移交或充公的房產等。」

如果你不相信一個美國官員說的話，那這位中華民國官員，也是當時國民黨的省主席魏道明說的話你總該信吧：「國民黨接收台灣拿走的多，給的少。比日本還不如。」拿的多是什麼意思，你不會還不懂吧？

你可以說一兩個黨員的貪腐未必跟整個黨有關係。但是 如果整個黨從上到下都在貪腐呢？這種中國黨國政治文化所帶來的結構性集體貪腐問題，你要怎麼切割來看呢？你要怎麼把劫掠個案私產與劫掠集體公產的原因切開來看呢？

你前面看到令人髮指的葉廷珪綁票案例若不是由葛超智口中程度最低下的一級，一群結夥的中華民國軍人或是軍官所幹出來的爛事，就是由二、三級的高階軍官或是國民黨高層所籌畫的邪惡計劃。但是不管這件事是由低階或是高階的中華民國黨官所為，它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當時國民黨人上上下下兄弟登山各憑本事的集體貪腐劫掠作為。細漢的搬細車，大漢的搬大船，如此而已。

一些低階的中華民國官兵之所以只能搬街上的腳踏車與民家私產，或是幹些偷拔鐵路號誌去賣，導致火車撞車出軌的狗盜之事，只是因為他們沒本事幹到第二級或是第三級那種可以獨攬進出口生意或是獨佔原料與侵佔日本移交公家廠房財產的程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民黨不當黨產的大宗來源）。

我個人相信那些只能在街上搶劫腳踏車的中華民國軍隊，寧可穿著軍服西裝在辦公室裡優雅地批閱文件來下令劫掠，也不想那麼辛苦地流血流汗去挨家挨戶擄人勒贖，因為葛超智口中的二、三級貪腐掠奪所搶來的可不會只有一船黃金跟一枝 Parker 牌金筆。

不管葉廷珪被勒贖劫掠的財產流向何處，他的悲慘境遇只是各種不幸被劫掠台灣人的濃縮版本而已。 他的遭遇不只是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個案，而是指向了國民黨不法謀財的集體犯罪心態，而這個犯罪心態不但造就了國民黨眾多的貪腐個案，也造就了國民黨的龐大不當黨產。 最下流的就是，國民黨還會冠以剿匪、平亂、救國、愛心、婦女、慈善之美名，來行劫貨奪產騙財之實，事後想要追討的時候，他們還會罵你清算鬥爭。

你現在搞懂了為什麼在講國民黨不當黨產之前，我要先把葉廷珪的不幸故事講出來的原因了嗎？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在 1945 年時才來到台灣六個禮拜的時間，台灣的街頭巷尾就貼滿了「狗去豬來」的標語了嗎？你現在知道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為什麼聽不懂國民黨行政長官陳儀廣播時所說的當官要：「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的「揩油」是什麼意思？那你現在知道「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財產追蹤為什麼要回溯到 1945 年嗎？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國民黨與深藍支持者很愛說二二八事件是鎮壓共產黨徒、平定暴民倭奴的事件，那麼請告訴我，既然二二八是中華民國國軍平亂剿匪的事件，為什麼有一堆被中華民國軍隊屠殺的人身上財物都不翼而飛呢？不是國族家恨的仇殺嗎？怎麼變成了謀財害命的財殺了呢？

一、王石定（高雄市漁業代表）：於 1947 年 3 月 6 日遭國民黨軍隊以機槍掃射致死。死後身上的西裝、戒指、手錶全部不翼而飛。

二、郭章垣（宜蘭省立醫院院長）：於 1947 年 3 月 18 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軍人逮捕郭章垣之前，到他家中翻箱倒櫃的搜刮與搶劫財物，臨走前本想順手牽羊拿走另一位醫師蔡陽昆的風衣，後被蔡陽昆喝止才被丟還。

三、李瑞漢（律師）：於 1947 年 3 月 10 日遭國民黨特務帶走，就此失蹤。李瑞漢失蹤後，李瑞漢律師事務所的金庫被洗劫一空。

四、許錫謙（花蓮富商）：於 1947 年 3 月遭國民黨憲兵槍殺，死後身上錢財、戒指、金鍊、懷錶不翼而飛。

五、張七郎（花蓮縣議會議長）：與其子兩人，共三人於 1947 年 4 月 4 日遭國民黨軍槍決，死後父子三人被國民黨軍埋於公墓，身上衣服與物品全部不翼而飛。

六、陳復志（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於 1947 年 3 月 18 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死後身上手錶與皮鞋不翼而飛。

凡此劫財殺人事件不勝枚舉。中華民國軍隊從 1947 年 3 月 20 日還開始以「綏靖清鄉」為名進行屠村，不但任意進入民家搜查，許多台灣人被迫交出與「武器」無關的個人財物，將財產奪去後，國民黨軍還可能把原屋主與其家人殺害滅口。若家中有姿色貌美的女人被國民黨軍幹部看上，就會發生男被殺，女被姦殺的慘劇。後來屠殺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十一師部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一軍在上海殲滅之後，從中華民國軍人的屍體中搜出許多金戒指、金鍊與手錶，這些就是 1947 年對台大屠殺時所掠奪而來的財物。

如果你們中國黨是為了你們所認為的「仇敵」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主義」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統一大業」而殺人，不管這個「仇敵」該不該殺，這個「主義」有沒有道理，這個「統一大業」是不是本質就是侵略，我都還會敬你們個三分。但是很明顯的，從眾多的歷史案例來看，你們中國黨的真正動機就只是為了劫財而殺人而已。

你知道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第一集裡面麥克連警探的經典名言嗎？我很想說 Yippee Ki-yay, Motherfxxker! 但不是這一句，是另外一句：「在那麼多的惺惺作態與禮義廉恥之後，你不過就是個賊而已。」（After all your posturing, all your little speeches, you’re nothing but a common thief.）

國民黨，你們不過就是群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