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提名詢答連載 之一
在今天對大法官提名人蔡宗珍部長的詢答中，我詢問蔡部長幾個問題：
一、《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度法》以及已經內國法化的 #CEDAW 均有提及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而蔡部長曾在 1997 年、2006 年論文中，也有提出看法。在其中蔡部長主張憲法只規定保障「法律上平等」，為了促進事實上平等，設計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基準的法律，反而在手段上違憲，並可能構成所謂的「逆向歧視」。甚至《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意義與功能大為懸殊，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保障的性別保障規定違憲。但是，台灣在規範面及實然面的 #性別主流化 走了這麼多年，蔡部長是否還維持先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見解？以及，如果按照先前的法律見解，是否所有美國法學理所謂「#積極矯正歧視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國內多翻譯成「#優惠性差別待遇」，本處翻譯參考陳昭如教授之建議）都有違憲之虞？
二、另外，更廣泛來說，婦女保障名額以至於其他種積極矯正歧視措施，蔡部長認為判斷合憲性的可操作標準是什麼？
三、《#憲法訴訟法》於 2022 年 1 月 4 日開始生效，重塑了我國釋憲程序。其中新引入了 #裁判憲法審查，引發了下面兩個難題：一方面，許多人民甚至法律人擔憂憲法法庭會成為「超級第四審」，凌駕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另一方面，現在大法官書記處一個月就已經收到了一千兩百件的聲請，開放裁判憲法審查後收到的聲請只會更多。如此一來，大法官如何正確操作選案的標準，辨識出《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一項所謂「具 #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 ，讓憲法法庭能順暢運作，不會被案量壓垮、也不會侵犯普通法院的權限，審查真正重要的案件，就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請蔡部長說明《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自己認為理想且可操作的 #選案標準。
四、《憲法訴訟法》相較於先前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更加強調全面司法化、法庭化、透明化。達成憲法訴訟透明化有很多種方式，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落實公開 #言詞辯論程序，讓社會可以更注意系爭案件，並看見各方代表針對特定爭點的攻防，進而更掌握系爭案件的憲法議題，也對於憲法法庭做出的解釋有更準確的理解。但台灣迄今為止目前有開言詞辯論的釋憲案件，含這幾天的年改案，也共 12 件而已。反過來看美國，一年約做出 80 起案件 ，原則上都進行言詞辯論。台灣之前不常開言詞辯論，或許是因為做成釋憲的表決門檻比較高、並且要求在言詞辯論終結後二個月內作成判決。但在這次修法，不但降低表決門檻至半數，也延長作成判決的期限，言詞辯論終結後三個月內再做出即可，必要時得延長兩個月。請問蔡部長：在憲法法庭中，原則上行言詞辯論是否可行？還需要那些配套措施，提高開言詞辯論的比率？
蔡部長關於性別保障名額以及積極歧視矯正措施的主張是：她個人支持性別主流化，至於在學理上，從來沒有在本質上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並且主張有各種不同保障名額的方式，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上要有性別保障名額制度。
蔡部長主張她一路贊成 CEDAW 的價值，也高度支持 CEDAW 指標，因為該指標也是能引領國際的價值，自然也包括推動以保障名額推進積極保障名額。但是在 2011 年 CEDAW 內國法化之前，要怎麼跟國內憲法學理結合，或是處理積極歧視矯正措施與逆向歧視會是學理上要處理的問題。當然，十餘年前的文章，主張有其法理脈絡不能忽略，也不會認為主張不能修正。
至於積極歧視矯正措施合憲性的界線，蔡部長認為必須放在整體社會發展具體脈絡來思考，很難有抽象指標，特別是社會跟就業面向，必須要配合具體社會成長情形，來細密推敲，以決定國家介入程度。
《憲法訴訟法》上路後，蔡部長認為不管在形式面或組織面要有縝密的組織準備。組織上，在首席大法官的引領之下，司法院必須開始籌措相關的準備工作。實體上，憲法重要性的指標，大法官這麼多號解釋其實已經藉由多次法規範審查的制度，已經建立了一些基準，這些基準應該在 2022 年的應該被更縝密地發掘出來作為指標。選案標準上，可以配合大法官先前發展的指標，以及制度起源地德國的法理。其中相對清楚、德國數十年發展出的指標是，#能夠進入憲法法院的案件，不該只是法律適用下的爭議，#必須要牽扯到基本權的保護範圍與界限（i.e. 赫克公式及舒曼公式），或許可以參考。以台灣為例，在釋字 617、623、656 等案件，大法官當時雖然無法就個案來救濟，但已經在最大可能範圍內思考，憲法重要性的指標。蔡部長認為 #基本人權保護領域 就是關鍵指標，特別是就憲法文本列舉以外的 #基本權續造。當然，現在案量已經很多，日後憲法訴訟新制實行後，相關任務就會更形艱鉅。
至於言詞辯論，蔡部長認為應該要常態舉行。如何運作，應該要戒慎恐懼好好準備。例如，要有更精緻的 #準備程序，包含真正的 #爭點整理、討論標的的聚焦，才能讓言詞辯論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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