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ar Without Gunfire」
一個沒有煙硝的戰爭
1918年肆虐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 當時造成全球5,000萬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還慘烈。
第三次世界大戰?
敵人可能是病毒;
也可能是過度恐慌。
#武漢肺炎 #2019ncov @ 安東診所
同時也有5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COVID-19疫情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許多國家的內憂外患。這次我們就要來聊一聊這個美國這個世界獨強已長達三十多年的國家,在這次疫情不但折損了人命,國力大傷,還有心理創傷,連川普常掛在嘴巴上講的「美國例外」的信仰都大受打擊。 美國例外主義的英文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 在 曹長青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COVID-19疫情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許多國家的內憂外患。這次我們就要來聊一聊這個美國這個世界獨強已長達三十多年的國家,在這次疫情不但折損了人命,國力大傷,還有心理創傷,連川普常掛在嘴巴上講的「美國例外」的信仰都大受打擊。
美國例外主義的英文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個詞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定義已經多次改變。但在現在這個時候呢,它的意思是,美國不是只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最自由的國家,而且因為它特殊的歷史背景,其他國家還不可能複製它的經驗。所以是例外。
而這個美國例外主義不只在說美國很棒,也有點在偷偷的說其他國家比較差這樣。你們想學也學不到,這個主義比較像是在說美國精神啦,因為美國有這些其他國家沒有的美國精神,既然是「精神」, 就未必能一言以蔽之, 但是, 這個國家很特別,很強大, 這一部分應該不難體會。
而這個美國例外主義差不多就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開始出現的。那個時候本來歐洲自己打的要死要活的,結果美國一參戰就直接逆轉勝,然後又緊接著是跟共產蘇聯的冷戰。大家就開始覺得,啊美國就是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就是歐洲跟整個世界的民主自由的保護者。確實也是沒錯,不管是當時的共產主義,或是最近幾年的恐怖主義,國際上都是美國在主導這些對抗。而且美國不只是覺得自己在意識型態上是領袖地位,經濟跟科技、醫療也是有很多由美國主導的例子。
但美國絕對不是完美,其實從2011年左右開始,這個認同美國例外主義的比例有下降啦。不過主要就是年輕人,或是比較偏向民主黨這種進步派的人,開始覺得嗯,好像其他國家也是有作的比美國好,值得美國學習的地方。像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是這一派。
可是最近幾年這個美國例外主義,就是因為一個人又流行了起來,、這個人就是川普。川普不停的鼓吹這種想法,所以有一批美國人以前不特別認為, 但聽川普一再大聲鼓吹, 這些人現在也開始覺得美國好棒棒、最優秀,這個美國例外主義在川普上台之後,又變成顯學了,許多人覺得美國就是獨一無二的superman。說實在的,你愛怎麼想怎麼想,就好像你要覺得自己多麼迷人,也不犯法。很不幸的,這一次 COVID-19 的疫情直接戳破這個泡泡,讓很多相信這個主義的人價值觀都被挑戰,現在覺得很崩潰。
本來這些人都覺得美國這麼強,科技進步醫療優質,結果現在很可能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感染人數又多死亡率又高。你知道美國重視的是各州地方自治嘛,他們還很引以為傲的說中央聯邦政府就是只管美金跟軍隊,其他的都給州政府自己處理。結果這次疫情幾乎每個地方的反應都不夠快,中央也沒有跳下來統籌管理各種防疫資源。結果就是各個州跟中央都在搶醫療資源,搶到翻臉。
之前甚至還有新聞說,南加州下訂單的呼吸器在交貨之前被聯邦政府截走。還有麻州的醫院怕資源被徵收,特別開兩台完全不像運醫療用品的貨櫃連結車去取貨,兩台還分別走不同路線回來,避免車上的東西同時被聯邦政府搶走。
而且這種事情在美國歷史上真的是很少見,以前美國也是經歷過很多大風大浪,比如說911事件或是珍珠港這種震驚全球的大事。但是以往這些事件都是讓美國人更加團結,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反而越來越分裂。美國本來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制度,現在反而對事情沒有幫助。
而且美國例外主義就是在跟別人比較嘛,結果這次疫情裡面很多比較優秀的國家,都是在防疫上用了更偏向中央集權的政策。這就讓美國人受不了啦,血淋淋的看清楚自己國家其實沒有比較優秀。這樣就算了,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相較之下也是反應遲鈍,還一直發表一些很反智又瘋狂的說法,什麼直接注射消毒水來殺菌,整個就是很羞恥阿。
這次要長大的,還不是只有美國人,歐洲人也在經歷一次震撼教育。這次COVID-19應該是近幾十年來,美國第一次沒有出來領導全球的防疫之戰,不像之前的伊波拉病毒,那時的歐巴馬政府真的是出錢又出力。不過更準確地說, 應該是這一波疫情完全沒有任何單一國家來領導抵抗病毒,結果亂成這個樣子。歐洲以前總覺得川普帶領的美國,只是沒有意願要罩小弟, 並不是沒有能力,這次就深刻體會,美國不但沒意願,可能是真的沒能力。
看完了美國的例外主義,這一次的疫情是不是讓中國例外主義準備上場了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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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這周寰宇漫遊我們要來談談,新冠病毒到底是「純天然」,還是被人工加過料。
上個禮拜(4/17)北京當局悄悄上修了中國肺炎數據,死亡人數從2575例一口氣暴增50%,來到3869例,理由是疫情爆發初期「醫療單位反應不及」。中國醫護真的太難當了,拚命救人還得替政府背黑鍋。總之北京當局坦承有「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但就是不肯承認「瞞報」,中翻中意思就是,我們只是太忙了沒時間算,我也不知道死了這麼多人,真的不是故意要撒謊的啦!
我沒有說我不信喔,但是,我們川貴人早就說他不相信中國的數據,在白宮記者會上當眾質疑中國數據造假,還說美國正在徹查病毒是否來自武漢實驗室,嗆聲「如果被我抓到你們故意放病毒出來,大家走著瞧!」美國都帶頭卸責了,各國當然開始紛紛跟進,英國首席大臣拉布、澳洲內政部長杜登,都喊話要中國說清楚講明白。
有看寰宇漫遊的觀眾就知道,一個多月以前,中國才說這病毒是來自美國的實驗室,當時兩國大吵一架。現在美國又踢回去,說明明就是從中國來的,兩國就再吵一回。這就讓我想到,我小時候做錯事,我爸跟我媽就會互指對方,看你生的好女兒!都是你都是你!我當時只有五歲,都覺得你們兩個好幼稚噢!
BUT!這病毒到底是哪裡來的,我們可不可以有個比較科學的說法呢?!我們整理各家國際媒體報導,兵分三路來討論。
第一個說法:新冠病毒是中共研發的生物武器?
有關中共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說法,是曾經研究中國生物戰的以色列前軍事情報官員「蕭漢姆」最早提出的,美國鷹派很反中的《華盛頓時報》引述他的說法報導,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某些實驗室,秘密進行中國生物武器研究。但後來《華盛頓郵報》聯繫「蕭漢姆」想追蹤報導時,他拒絕發表進一步評論。目前這個論點還無法獲得專家或學者的背書。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第二個說法:新冠病毒是人工製造?但不是武器
因為發現愛滋病毒,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的法國知名病毒學家「蒙塔尼耶」4月16日受訪表示,他找來數學家同事,把數學模式用在生物基因序列研究上,發現新冠病毒帶有愛滋病毒基因,是人造病毒,呼應先前印度學者的說法。
「蒙塔尼耶」表示,這不可能是愛滋病患感染新冠病毒後,會產生的變異,要在病毒基因中插入新的蛋白,必須透過實驗室,這對目前科技來說非常容易,很可能是有人想研發愛滋病疫苗,但最後不小心讓病毒外洩,弄巧成拙。
「蒙塔尼耶」還說,他不是想要譴責誰,但如果北京當局一開始就把真相告訴大家,那事情會容易的多,中國政府應該「成熟點」,直接承認病毒是從他們實驗室外洩。
蒙塔尼耶得過諾貝爾的醫學獎耶!他這樣一講,很多人馬上將矛頭指向中國:抓到了喔。沒想到蒙塔尼耶的老同事、巴黎「巴士德學院」教授「霍布森」一樣也是很受尊重的學者,立刻跳出來打臉,說這項研究犯了「初學者的錯」,因為新冠病毒基因組有許多種鹼基,其中一組剛好跟愛滋病毒相近,如果擴大研究,可能還會發現別種病毒的基因片段。
美版「陳時中」、公衛專家「佛奇」17日也出面闢謠,他說根據一個演化病毒學家的研究,檢視新冠病毒以及蝙蝠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證實新冠病毒是從某種動物傳染給人類,不是實驗室人工製造的。
武漢病毒研究所負責人「袁志明」更難得出面受訪,和新冠病毒的起源劃清界線。
這話我常跟我老公講,家裡有蟑螂絕對不是我的問題,我的管理制度很嚴格啊!垃圾我一個月倒一次,管理得可好了。我相信武漢病毒研究所一定管得比我好,可是問題是,就算我相信,還是很多人不信
這就來到第三個說法:新冠病毒沒有被加過料,但還是來自實驗室
《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國務院的外交電報,說2018年1月,美國曾經多次派出科學外交人員,訪問武漢病毒研究所,之後更兩度警告他們旗下P4實驗室存在「安全和管理」方面的弱點,研究人員缺乏適當培訓,電報還強調,美方擔心武漢對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研究,恐怕引發新一波「類SARS」的大規模傳染病。
而且先前中國早就有病毒外洩的前科。美國《科學家雜誌》(The Scientist)和法廣都報導,2004年4月,北京有一名研究員把P3實驗室中的SARS病毒株,帶到腹瀉病毒實驗室進行研究,但「滅活處理」沒做好,結果導致7人確診SARS、1人死亡。
其實中國先前就做過不少高風險研究,例如2013年哈爾濱動物傳染病專家「陳化蘭」,曾經將H5N1禽流感病毒與H1N1人類流感病毒雜交,製造出127種新病毒,研究它們的致死性、傳染性和感染人類的能力。
而2015年P4實驗室副主任、蝙蝠女「石正麗」也利用病毒基因重組技術,製造出能夠感染人類的雜交冠狀病毒,兩項研究都引發專家學者的抨擊,「石正麗」的研究,更被一些人認為是這波新冠疫情的源頭。
喜歡高風險研究沒問題,但安全措施絕對不能只做半套,就像要上床可以,但是要全程戴套啊,不然把人家肚子搞大了,還叫親朋好友幫你一起養孩子,這樣對嗎?
綜合這些國際媒體的結論,無論新冠病毒是否「純天然」有沒有被加過料,都可能來自中共實驗室,幾個月前p4實驗室被認定為「陰謀論」的說法,現在漸漸成為輿論主流。《華盛頓郵報》指出,雖然目前沒有實驗室外洩的證據,但現在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中國政府在早期階段誤導了全球,讓各國錯過防疫的黃金期。
想要當全球老大,不是又大又硬又有錢就夠了,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全球也要能買單。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能當世界超強,除了經濟跟軍事實力,還有軟實力。現在很多國家對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的透明度和道德水準,實在配不上他們的經濟規模。中國搶當世界第一強國的關鍵,還是在中國的價值觀能取代美國的價值觀嗎?
這周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病毒被加料 #實驗室外洩 #中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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