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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義廉恥故事】～管寧善化

詩曰：管寧割席，以愧希榮，牽牛代牧，備汲息爭。
管寧是三國時期的人，他從小做事認真專注，從不分心。有一次，管寧和朋友華歆在地裡鏟地，華歆突然剷出一塊銀子，管寧毫無理會繼續鏟地，而華歆卻將銀子揀起來，看了又看，然後才依依不捨地丟掉。
還有一次，他們倆坐在一張席子上讀書，管寧十分認真，專心致志地閱讀，可是華歆卻不那麼專注。忽然門外的大街上人聲嘈雜，議論紛紛，說是一個有名的大官經過這裡。華歆再也坐不住了，心想：出去看看也許可以交一個朋友。於是，放下書本看熱鬧去了。
管寧對華歆這種三心二意不認真讀書的態度很生氣，於是拿出刀子，割斷了坐在身下的席子，表示自己決不和華歆一樣，要和這種人絕交，並且對華歆說：“你不是我的朋友了。”華歆覺得十分慚愧。管寧以割席來教育華歆，讓他知道追逐名利與金錢的心理及行為是可恥的。
鄰居家有一頭牛，在田裡亂跑破壞了田稻，管寧就牽著牛到清涼的地方放著，並且自己替他們看守著。牛主人非常地慚愧，好像受到嚴厲地懲罰一樣。
管寧做官的鄉里有一口井，汲水的人為了搶先，經常很早起來排著長隊，後來的人有的還想搶先，經常發生爭鬥。管寧就買了許多汲水的器具，早晨比汲水的人起得都早，不等他們到就盛滿了水，放在井旁邊等著他們取走。於是，搶先汲水的人都深受感動，感覺很慚愧，當下的社會風氣由此變好了。

📍影片出處自
https://youtu.be/Iq0nSrTzkC0

📍文章出處自
https://heatask.com/history/25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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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小小心得】
聖賢因心中的道德尺規，做人行事清白廉潔，心中不起貪念之心，不做利己而貪他人便宜的事情，也不貪求自己所得利益，只要為人人著想，沒有什麼吃虧與不吃虧的事，以立身行道喚醒人人心中的恥心，改過向善，明白人生走一遭不是為眼前貪圖小利而才能存活，而是應該努力積極改過自身，立聖賢之志，讓人人都好的方向學習，由此可見古聖先賢的道德涵養，與現今社會的教育走向是逆道而行，人人之間的互助、互愛一點一滴的都在流失中，處於分裂的意識形態而相互爭奪利益，唯恐傷及自身，這是棄中華文化學習的惡果。人人心中都有良知，深入學習古聖先賢傳流下來的智慧，運用於做人處事，也人人皆能安定幸福源頭，這留傳的智慧真的值得好好深入學習呀～

【馬諦斯剪紙藝術】

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因運用鮮麗色彩與流暢洗鍊繪畫技法聞名於世。他是畫家、版畫家和雕塑家，作品以繪畫為大宗，並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同被公認為定義二十世紀初視覺藝術革命性發展的藝術家。

直到如今，雖常常跟野獸派畫上等號，但實際上野獸派運動僅維持數年便告終。若從1905年野獸派正式登場昭告世人的秋季沙龍（Salon d'Automne）算起，也不過兩年光景。對多數藝術家來說，野獸派只是一個過渡學習階段。

1908年時，由於人們對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關於自然秩序和穩定結構的主張愈形重視，導致野獸派奔放的情感表現看起來熱情過度動盪不安，反之，被塞尚、野獸派和非洲原始藝術刺激出來的立體派邏輯分析反而顯得更〝塞尚〞。於是野獸派畫家先後陸續散去，尋求出路。

〝跳槽〞到不同風格的原野獸派成員中，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算是比較早落跑的一位，他與畢卡索聯手發展立體主義，1908年畫下的《艾斯塔克的房子》（Houses at l'Estaque）甚至是為立體派定名之作；儘管始終被畢卡索的光芒掩蓋，兩人合作關係到一戰爆發隨即了結。德漢（André Derain，1880-1954）在受到立體主義短暫嘲諷後，回到新古典主義之路並受到歡迎。

至於馬諦斯則獨自追尋個人道路，持續前行，在自我情感和所描繪的世界之間取得精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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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一生創作風格數度轉變，也融合眾多當代藝術特色而發展。他最初接受古典學院訓練，再受到印象派馬奈等人啟發使用明亮色彩；因席涅克（Paul Signac，1863- 1935）點描法與崇拜塞尚而投注分析色彩、形式與構圖的作用，簡化物體細節；接續梵谷、高更等表現性強烈的用色衝擊，更促成高度裝飾性藝術。

但終其一生，他的基本目標始終不變：『發現事物本質，並創造一種充滿平衡、純淨和寧靜的藝術形式』。

藝術成就並非一日可幾，1906年之後約莫十年間，馬諦斯陸續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具備嚴謹風格，強調平面化形式和裝飾圖案。1917年，搬到法國南部尼斯，1920年代洋溢異國風的女性肖像，畫面中充滿光線、鮮豔色彩和大量裝飾圖案，質樸華麗又輕鬆的風格受到好評。1930年之後，他採用了更大膽的簡化形式。

至此，他將塞尚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為自己闢出康莊大道，開創現代藝術精彩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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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像死對頭-短小精悍的畢卡索幾乎終生頭好壯壯，馬諦斯於1941年曾因十二指腸癌接受兩次痛苦手術，當時他已高齡72歲。這般重大手術對多數人來說都是元氣大傷，何況年屆七旬如他。術後雖撿回一命，但傷口組織壞死導致他腹部肌肉不足，再也無法站立，從此只能藉由輪椅代步。

與病魔角力獲得險勝的馬諦斯，血液裡依舊流淌著藝術創作的豐沛因子，無法站立揮灑顏料，那就躺在床上或坐在輪椅上繪製小型作品。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受盡病痛折磨，虛弱到只能長期臥床，他也未曾停止。

術後受限於生理條件，馬諦斯只能改變工作形式，轉向從事剪貼藝術，剪刀和色紙成為他此時最親近的工具和媒材。

他使用剪刀將彩色紙張剪成各種形狀和尺寸，接著組合出生動活潑的各式構圖，可說是一種嶄新藝術媒介。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他長期探索線條、形式和色彩完美平衡的最終產物。

剪紙作品的創作過程被他稱為〝以剪刀繪畫〞和〝直接裁剪色彩〞，也符合其〝簡化形式〞與〝平面裝飾性〞的重要藝術特質。意即透過非傳統的工具→剪刀，將顏料和紙張轉變成一個由植物，動物，人物和各類形狀組成的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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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如何進行剪紙作品？老先生已經疾病纏身且行動不便，工作室助理當然得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助理使用水粉顏料（gouache）在紙上著色。

馬諦斯從巴黎和尼斯購買了多色顏料，助理會從大捲紙筒裁剪紙張，將水粉顏料塗在紙上等待乾燥。近看這些剪貼作品會發現，有些紙張上的顏料塗抹得較稠密，有些筆觸則較為明顯。

然後，馬蒂斯會將各樣色紙放在地板，剪下形狀，再將它們排列成構圖。

如果是尺寸較小的作品，藝術家會直接使用圖釘在板子上排列。若是尺幅較大，他會指示助理將紙片釘在工作室的牆上。整個構圖確定之後，再由專業人員永久固定。裁剪時多數使用大剪刀進行，不過仔細檢查作品中大小不同的紙片，便能發現他肯定使用了各種尺寸的剪刀。

彩色紙片可能是用別針或圖釘固定。尤其製作大型作品時，助理會按照藝術家的指示，將切割好的紙片釘在牆上，進行多次拆卸調整。有些圖形邊緣的針孔便記錄了這些在創作過程中，被重新定位和安裝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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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來，馬諦斯的剪紙藝術並非到晚年才突然從天而降，依照他自己的說法，多年前便已開始默默發展→暗自留一手才能嚇嚇〝好朋友〞畢卡索啊~

早在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為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所作舞碼《夜鶯之歌》（Le Chant du Rossignol，1920年首演）中，他就以剪紙設計了舞台布景。

接著1930年代初期，馬諦斯接受重要的美國贊助者阿爾伯特，巴恩斯博士（Albert Barnes，1872-1951）委託，為其大宅製作壁畫《舞蹈》（Dance）→靈感源自1910年為俄羅斯慈善家兼收藏家謝爾蓋･舒金（Sergei Shchukin，1854-1936）所繪製的《舞蹈》（Dance）。

《舞蹈》壁畫突出女性身影在抽象幾何背景下，簡潔純粹卻極具動感的特質。再者馬諦斯選擇壁畫也是為了突顯作品紀念性意義。此般畫作結合建築物的形式，讓他朝向實現夢想邁出了一大步，後來1948-51年的汶斯小教堂（Chapel of the Rosary）室內裝飾設計則為其圓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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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現代藝術領頭人物，馬蒂斯的創造力源源不絕，剪貼藝術曾擴展到書籍插圖領域，比如1947年出版的《爵士樂》（Jazz）小書。書中共包含20幅作品，主題以馬戲團和戲劇為主，命名為《爵士樂》的原因很可能是來自這本小書高度實驗性的即興創作特質。

繼反應熱烈的《爵士樂》之後，馬諦斯剪紙藝術越臻成熟並穩步增長，終究創造出大如壁畫之作，例如1946年的《天空的大洋洲》和《海洋的大洋洲》是他最初大型剪紙作品。畫面中布滿各式魚類和海洋植物，很可能反映了藝術家進行手術之前，仍能自由活動時，前往大溪地的旅遊經驗。靜觀畫面時，似乎自己也會跟著一頭栽進大溪地明媚風光，怡然優游於大洋洲的碧海晴空之中。

《有面具的大型裝飾》（Large Decoration with Masks，1953）則為所有剪紙作品中，尺寸規模最大型者。這幅作品最初被認為是用來研究陶瓷壁畫之用，大器壯觀，結構對稱，具備建築物的規模比例。兩側柱子將每4列一組的花結包圍，在近10公尺的廣闊區域上形成了網格狀。

《有面具的大型裝飾》看來雖是相對靜態，但透過生動色彩分布增添大量活潑動勢感。明亮蓬勃色調與白色背景相映襯，流溢於整個表面，使得觀者雙眼在充滿平靜有序和動態能量的對比效果中來回移動，進而感受高度感官歡愉。

這，也是馬諦斯一生創作宗旨：既活潑又和諧，豐富多彩且牽引人心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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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管民俗傳統，剪紙在藝術創作上是一種新媒材，至少在西方藝術史中，尚無人如此應用。這些追求色彩與形式高度平衡的藝術表現形式，已經不再是單純繪畫，而是種直覺雕塑。

老先生曾說，剪紙藝術讓他在作品中尋得自我，與作品融合成一體，就像裁出一隻小鸚鵡時，自己隨之變成小鸚鵡般。這也是最索性乾脆的自我表達方式。當他過濾了複雜外在，裁出物體的純粹本質時，即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平衡和精確性。

即使承受肉體衰敗老去，依舊無所畏懼，創作不輟，徹底實踐現代藝術多元開放特質。馬諦斯在晚年藉著剪紙實踐了終生藝術關鍵思想與邏輯，因為造型極為單純，更加磨練他的裝飾才能，同時實踐〝以最簡約造型激發人類最豐沛情感〞的主張；尤其絢麗色彩效果，對年輕藝術家具有重要啟發與意義。

欣賞這些看似童趣，實則融匯大師藝術思路的精彩作品，再對照他當時的健康狀況和工作方式，你真的不得不由衷佩服，更深切感動於藝術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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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若有機會見到剪紙作品本倫，尤其是大型作品時，不妨仔細觀察，找找色紙上的顏料筆觸和邊緣針孔。然後還可以想像一下自己萬般榮幸地充當大師助手，被吆喝來吆喝去，在牆面上上下下整個很忙碌的畫面…

圖片來源 : Junie Wang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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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黎智英被捕，只是北京整港計劃的外層而非裡層】

2月28日，香港警方拘捕了黎智英、李卓人和楊森，三人被指「涉嫌參與去年8月31日一個未經批准遊行」。

美國和中國都大動作出聲。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Morgan Ortagus）表示關注事件，呼籲港府不要選擇性執法，要維護香港人權；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則說回任何事涉香港事務的套語：敦促「外國勢力」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即使不談黎智英財雄勢大，是主流民主派幕後支持者的特殊身份，這件事放在香港最近的政治脈絡，仍是充滿不祥的陰影。

在1月期間，香港的實權機構中聯辦大地震，王志民下馬，由前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港澳辦也換人，由浙江大員夏寶龍接任。香港輿論界看待這兩個新任主管，不外乎就是奢望北京在反送中一役，嘗到香港這頭刺蝟的苦頭，會轉趨溫和。從人選上，這大概只是社會賢達的虛弱妄想。

駱惠寧曾經主政安徽、青海、山西。此皆中國最窮地區；傳統中國有個名詞，叫做「治劇」，治理最凶險的地區，《漢書．酷吏傳．尹賞》：「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左馮翊被《漢書》列入「酷吏」一欄，駱氏同理；

夏寶龍在浙江，最出名就是強硬清拆十字架二千多個，引起流血衝突而面不改容。這兩個人，一生完全沒有涉足港澳系統。這種用人，涉及北京對香港局勢有局限的研判。香港反送中爆發至今，社會動蕩不安，衝突至今仍然不止息。北京的思維當然無法理解民主自由人權的大理念，更不喜歡香港人本土防衛意識上升，他們能夠理解的，就是青年貧窮沒發展，輾轉投入政治事件發洩，成為亂軍。為甚麼青年沒發展，就是土地問題；大地產商在香港盤根錯節，控制了大部分土地，令香港政府的發展大計寸步難行。

在反送中爆發四五個月之間，就已得出這種初步結論：香港問題有「外國勢力」煽動、有黎智英之類的傳媒大老闆煽風點火，但禍根終究還是在港英時代一直盤據香港的幾大家族。認為他們巧取豪奪，導致香港經濟數據在全球而言並不算低，但利益流不到一般人手中。而香港的地頭蛇，又與既有的治港系統，即港澳辦滲和在一起，權錢交易，彼此勾結，形成實際脫離北京的堡壘。

駱惠寧和夏寶龍，就完全不是這個系統，北京調他們來，意味一輪針對本地財閥的清洗，已或明或暗展開。本地共產黨在幾個月前開始吹風批評李嘉誠是「曱甴王」，表面上是批判他沒有大力表態反對示威活動，但實際上也是聽到這條路線的風聲，預先站好位置。作為回應，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財閥，也越來越活躍。李嘉誠出面高調搜購口罩供港，令搜購口罩失敗的港府面目無光；而屢受打壓的本地商人王維基也購置生產線，準備本地生產口罩。在反送中爆發之後，香港湧現大量政治新人，香港的財閥也積極跟他們聯絡，希望收編，增加自己在政治壓迫來臨時的議價力。

所以黎智英、李卓人和楊森被捕，是在這個脈絡下展開。北京希望攻打本地的利益集團，港澳系統官員和本地財閥才是「裡層」，黎李楊則是「表層」，因為北京認定黎集團是煽動者之首。李卓人和楊森，其實已不活躍，一同被捕大概是collateral damage。黎智英在香港的影響力和資源，只到各大泛民政團的中上層，跟反送中的事實主力，即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其實關係甚微。

當然殘酷的事實是，年輕人拼死打出了局面，中老年人坐著搖旗吶喊，收割是肯定。在這屆區議會選舉，廣義的反對派強勢輾壓了親北京派，取得回歸以來最大的選舉勝果。然而反送中是為了選舉議席嗎？初衷肯定不是，但政治能量的出處，在選舉主義者的操作下，必然是百川匯流。轉眼今年9月又要選立法會。

駱惠寧早前會見「社團代表」時，表示立法會選情嚴竣，強調「反對派想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奪取管治權是不可能的事」。香港立法會的權力，其實高度設限，不如台灣，更不如英國。所謂奪取管治權之說，肯定不是指單獨的議席，而是加上港澳系統、本地財閥、美國這些因素在裡面。對於北京來說，自己的人無法掌握香港，就等於事實獨立，即使他們嘴裡說愛國，但打著紅旗反紅旗。

今年，針對《蘋果》、本地財閥的攻勢一定轉猛，不會待到秋天。反送中鬆動了原本不少結構，而北京則視為擴張權力，推動香港「事實回歸」的機會。在這個局面中，林鄭為首的傀儡政府，其實只有執行角色。最近《蘋果》刊出了據說是林鄭寫給北京的密件，裡面提到林鄭認為疫情是反攻的好機會。林鄭至今應該仍未否認，但其實也不用否認，因為駱惠寧在社團聚會也說了相似的東西，只是用一個婉委的、不那麼難聽的方式說：「今次抗疫是香港由危轉機、團結社會的好機會」。

所以林鄭一直不封關，大概亦是一個先撲滅街頭示威，有一個政治的空隙去部署「正本清源」。在中國的全局，北京當然想疫情快點完結，但在香港的政治時空，則是疫情越長越嚴重，對北京越有利。這樣才能解釋到不封關、防疫故意不力的種種。

不過香港經歷過2003年沙士重災，加上不信任政府，在沒有政府支授下，民間自己組織的防疫措施，能量破表；日韓伊朗等國的患者確診數，反而早就超越與中國接壤的香港。總之，香港這一年都不會平靜，街頭毆鬥和政治權鬥，連番上映，而中國病毒和本地防疫，只是一場即將上映的權力遊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