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類學是一種對於他者凝視參與觀察,進而透過理解他者反過來認識自己的學門,哪麼或許我們不用走到遙遠的部落,在身邊即可以透過和他人的互動來反思我們自身。其中,當代社會當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即有這樣的位置,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卻好像被客體化一樣,讓不少人想要在與他們畫之間想要劃下界線,但也透過與他們的互動,進一步思考什麼是人的基本狀態與條件。
這篇來自【聯合新聞網】上的文章轉載介紹了《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這本書。這篇文章帶我們從「精神動力取向」和「生物醫學取向」的解釋路徑之外的人類學視角出發,思考當代精神科醫師「文化」以及因此對應的患者「文化」是如何產生出來?也帶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當代精神醫學越來越普遍的今天,「人」被看待的方式又正在發生哪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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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解精神科醫師如何看待這些疾病,以及我們如何回過頭來理解這件事就顯得尤其重要(精神醫學知識就像是紅色襯衫上的染料滲到熱水裡一般,滲透進流行文化之中)。我們理解這些病痛的方式不僅影響了患者被對待的方法,還影響到他們經驗的方式、治療結果,以及我們對那些受苦者的責任感。
這就是人類學家能夠觀察到的。畢竟,我當時正看著這群人,看著他們如何學習。他們以非精神科醫師的身分進入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離開時已是合格的精神科專業人員。我可以看到那些被任命負責教導的人所明確教導的內容;我還可以看到每天與精神病患相處的經驗對他們造成的挑戰是什麼,以及他們如何相互學習以抵禦這些衝擊。
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學會在別人甚至沒有注意到的行為中尋找意義和價值,以及他們如何學會表達他們對這種行為的感覺——這些表達使用的是一般語言,他人卻不一定能夠理解,甚至有可能理解了句子中的每一個字,卻仍無法掌握整個句子的意義。所以我能夠觀察到現在人類學家所說的「主體性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你無法觀察到一個人的思考和感受,但如果有一群人,你可以看到他需要做什麼才能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你可以看到他學會了如何應對、他是如何學會的、他是如何開某些事情的玩笑,還有什麼東西會讓他害怕。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指出,人類學家透過田野可以發現的是人與人交往互動中那些公開的部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仍然無法觀察心靈(psyche)。它意味著,你可以觀察到心靈是如何被實際的、世俗的事物所塑造。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引用網址: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5679452?fbclid=IwAR3g9DFLMj_fdCX4_PYTPsrAld4PFxCZoXHnDLC-0i-HNYLBZG_UFNKD98U
精神科住院 條件 在 中醫師 李嘉菱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陪你看醫院新聞】疫情下的紐約住院醫師
這篇 WSJ 的文章採訪得很完整,但因為有付費牆,我將內容簡單整理如下,跟大家分享。
我想,曾經第一線面對過 SARS 的伙伴,很能感同身受。雖然,COVID-19 的 DDoS 更強上許多。
☞ Young Doctors Struggle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 ‘We Are Horrified and Scared’
https://on.wsj.com/2Ykfi8r
這篇主要採訪紐約的住院醫師,由於疫情的緣故,整個紐約的醫療系統已經過飽和,人力嚴重不足,所以,只要你是住院醫師,不管哪一科,通通都被叫來顧病人。
狀況嚴重到,精神科的第一年住院醫師,就必須要去顧 ICU,而且要自己處理患者的診斷、治療,調整呼吸器!
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調整呼吸器?聽起來就好像會出事!的確,WSJ 記者拿到一些內部信件,年輕醫師一起跟醫院管理層反應,他們覺得壓力很大也很痛苦,想自殺。其中,有人承認自己把呼吸器設定調太高,患者沒多久就死了。
另一些年輕醫師則說,自己受不了這樣一週工作 90 小時,身兼主治醫師、護理師、呼吸治療師,還有清潔工。
主治醫師跟資深住院醫師,名義上都說有監督,但實際上根本沒辦法。而即使年輕醫師一個人顧 36 台呼吸器、90 個病人,他所需要的知識,都只能自己上網查。
以拍痰為例(敲打胸腔讓痰能排出),醫院只有提供 ZOOM 上課一次,然後兩頁的 Google Document,他們就要自己上了。
拍了半天,到底對不對還是有沒有用,也沒有人可以跟他們說。很多住院醫師只能趁空檔,去 YouTube 再自己搜尋,進修一下。
另一個住院醫師,遇到的 COVID-19 患者,也有腸胃道出血,而且 CBC 抽起來狀況很不好,於是他安排常規輸血。
但一個小時過後,主治醫師才終於忙完能來看,之後跟他說:「我們當初應該用更積極的方法輸,目前這樣不行。」然後患者就過世了......
(因為 WSJ 是寫給一般人看的,這裡推測 R 只給了一條 IV,但 VS 覺得 hypovolemic 了,應該好幾條 line 一起上,有什麼就輸什麼才來得及。)
因為工作壓力高、時間長,且在美國,住院醫師領的比基本工資沒高多少(這是真的,有在紐約工作的新思惟校友確認過,低到政府會寄信跟你說你可以申請房屋補助!),也沒有任何加班費,一部份的住院醫師,聯合寫信給醫院管理層要求加薪。
畢竟,他們認為自己承擔了額外的風險,也付出了額外的貢獻,遠超過自己原本的訓練計畫。
但醫院管理層回覆,比較委婉的是說,醫院的財務狀況已經相當不好,實在沒辦法給。
比較機車的則是回:我不是不能理解你的焦慮啦,不過,在危機時刻要求風險津貼,我看你對醫學可能沒什麼熱情,不太適合喔......
“I am not indifferent to your anxieties but personally feel demanding hazard pay is not becoming of a compassionate and caring physician.”
事實上,這群住院醫師也根本沒有討論勞動權利的籌碼,因為他們還需要考專科。
如果你跟醫院討價還價,結果被開除,或者自己辭職,沒能完成住院醫師訓練,這在履歷上就是個污點,日後不太會有醫院收,基本上醫療生涯幾乎是毀了。
護理師有工會保護,也受各種勞動條件規範。但住院醫師什麼都沒有。這也是為什麼住院醫師會被要求作那麼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不過另一方面,也有一群住院醫師,很正向的看待這樣的機會,覺得能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提供幫忙,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他們不管自己應徵的是哪一科,都自願前往 ICU,認真學習各種能救人的技術,並積極的填補任何體系需要的位置,認為這樣的學習機會,千載難逢。
即使在學校也沒看過人拍痰、設定呼吸器,但自己查資料、看影片、思考治療原理,然後馬上就能派上用場,真的看到患者康復,讓他們覺得很棒。
但是,由於 COVID-19 死亡的患者還是很多,最困難的,就是告知家屬死訊。
對一個年輕的住院醫師來說,還沒看過幾次主治醫師示範,就要自己打電話告知家屬:「你先生過世了,而且因為隔離,你不能來醫院,我們會把遺體送過去。」
然後,聽著家屬無助大哭,是很令人悲傷,且必須自己去體會承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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