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醫以來大概聽了不下萬次「要做個好醫生」。
開始工作後，我卻發現我有時卻寧作「壞醫生」。
有一天，我在門診見到一位三高病人，他的糖尿血壓藥因為有十萬個專科的覆診而各散東西，門診甲一款、門診乙也派一款，是典型多重用藥 (Polypharmacy) 的後果，也是香港側重專科治療的副作用。
來到診所，我發覺他血壓高，自家門診的血壓藥卻又已經開至最大劑量，他卻又因為太多藥的關係而忘記自己甚麼藥有吃、甚麼藥沒有。我把心一橫，將他所有藥物的名單印了出來，每一隻藥都用中文寫明出處、用處、劑量，再寫信給其他專科，將用於同一病情的藥集中至一個門診派發。前前後後用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門診姑娘的怒目差不多燒穿我的背心才大功告成。病人高興，隨行的兒子也說「好彩你見到 X 醫生咋！唔該哂你呀醫生！」，滿心歡喜地離開診症室。
看畢門診，便是當值收症的時間。
收入院的是一個一向在私家跟進的末期癌症病人。他在私家試過很多不同化療的組合，也試過不少新藥，更試過一些並非正式獲批的藥物*，每一次的掃描結果卻仍然強差人意，每一次都顯示持續的擴散。我問過病人，他自己其實老早已經接受了自己的病情，錢付了很多，得到的卻只有更多的難受，倒不如選擇紓緩治療。
他的家人卻完全相反。
病人本身正值中年，太太、父母、親人依然未接受他患上癌症，更遑論紓緩治療。於是，家人一直都在尋找「隱世神醫」。有醫生不斷提供「新療法」，他們便會覺得尚有希望。此希望的真假，旁觀者清。我輕輕跟家人談過病人的情況，說其實現今最新文獻提過的藥他都已經試過，他們有點不禮貌地回覆「我地仲要睇某某教授、某某醫生架！人地好好，仲有藥可以醫，我地點會放棄佢！你地公院啲普通醫生處理佢呢刻入院嘅問題得架啦，係咁啦！」病人和我也只好無耐接受。所以，我成了「公立壞醫生」，在阻礙「私家好醫生」的治療。
當值至到凌晨，電話便響起，是 arrest call，也就是病房有病人需要急救。
強撐著精神衝回病房，見到有幾位護士都已經在進行急救，我便在旁打點瑣碎的事項。伯伯本身周身傷患，終日臥床，卻因來自富裕家庭，看的是私家醫生、住的是私家醫院、有的是私家看護。今次發病，私家醫院說他情況太差，著他到公立醫院來。住院幾天情況繼續變差，終於在這天清晨撐不下去。
急救期間，一位先生忽然卻病房門口的空隙衝了進來，一個箭步站在我和負責氧氣泵的護士中間，手掌就在我抽血針筒的半尺距離外捉住伯伯，大叫伯伯不要放棄。旁邊的護士們嘗試將他帶走，他卻開始大聲責罵我們，說私家如何照顧得好、說私家照料絕無問題、說我們醫死了伯伯、說要投訴、說伯伯聽到他的聲音便會清醒，堅持要站在床邊握著伯伯的手。
先撇開肺炎疫情不談。無論在感染控制的角度，抑或是急救的角度去想，我斷不能容許急救期間有人毫無裝備地站著觀看，更別說要執「伯」之手伴著急救。我見他屢勸不改，我也來一個箭步站在他和伯伯中間，簡單地說了一句「急救期間，請你離開」。他再嘗試，我也再簡單的一句「叫警衛」。
家屬聽到，雙眼瞪大，便開始指著我的鼻子說要投訴，將剛才的責難一股腦兒堆在我身上。我也只留下一句「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既然你們選擇過全力搶救，我們便要先處理。你要投訴無問題，但也請你先離開病房」。
伯伯當然最後也救不回來。
離開病房時，家屬把我截下來，繼續發了瘋的罵、詛咒我的家人。說香港醫療是世界一等，說甚麼醫院又可以讓家人隨時探訪、說甚麼教授也有如何悉心的治療、說我們病房貧民窟一般，說我這個小子是香港醫療界的恥辱，是一個「壞醫生」。
其實我不是伯伯的主診，我也清楚知道他跟本不明白，
在貧民窟中戰鬥才是香港九成人面對的公立醫療環境。
*這裏指的是 Off-Labelled Use，也就是註冊藥物，卻使用在非註冊的用途上。這其實非常常見，也是慣常做法。在癌症中，通常指某癌症的註冊藥物已經用盡，要憑醫生經驗去試其他類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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