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