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校長👍🏻
【有學生罷課的學校,守護罷課學生的校長】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的何滿添校長說,希望即使外頭大風大雨,仍能為學生撐起一個避風港。敢言的他毋懼發聲,「當外面紛擾到四處都是催淚煙,如何可以獨善其身,坐在校長室聞不到聽不見?」校長在受訪後帶路,讓我們看看這個避風港的一些角落。(攝影:鄧宗弘)
校長與罷課學生的故事 - https://bit.ly/2k5ivaj
何校長,請安息。校長曾在訪問最後留下告別校園的一番話:
//有沒有想過告別校園時,一定要跟學生說什麼?「要這樣預告嗎」,「我希望,學校永遠是他們第二個家,在這裏找到可以信任、好愛他們、願意聆聽他們的老師和校長」。//
全文:
二○九號課室坐着一名社工,面前是三個盒子,放了餅乾、情緒紓緩小書與白紙。
開學了,這個課室零落坐着學生,在罷課。穿着體育服的少年跟我對話時一直戴着黑色口罩,青澀而溫文,聲音幾不可聞:「對比上街,我覺得這是和平、有效的方式表達訴求」,他已堅持好幾天,課室裏同學愈來愈少。「我要自己思考、為自己負責任,不是父母說什麼都聽從」,他說,「我也會有認為正確、應該做的事」。
想對外面說什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湊近耳朵,才把這句聽得清楚。
校長室內響亮的聲音與笑聲,有時外頭校務處的職員都聽到。
「你叫我不安排課室?對不起,我做不到。那些是我的學生,他們想有套枱凳,有安靜的地方讀書,談談對這件事的看法。你要我板起臉孔,手執一份操作指引,說a可以、b不行、c要記大過、d就趕出校,你覺得後生仔會如何?ok,那我就做制度以外的事,不回校了。引到校友聲援、拉人鏈嘈、有人報警、學生跌傷……唔好喇啩,我佛慈悲吖嘛。」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何滿添校長的頭髮二○一四年還烏黑,現在都白了,黝黑膚色、高大身形,看起來很硬朗。他還複述前兩天有人站校外罵:「讀屎片呀你𠵱度,罷課就返屋企啦,正人渣,點教佢哋㗎﹗」
如何教?他承認初初教書,確是沒教得很好。在band 5中學教英文的歲月裏,想學生多開口練習,答題不要只懂得I don't know,給三種答案,1. 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2. I don't know the answer. 3. I'm sorry, I can't express it in English. 好歹選一個。誰知學生大聲用諧音問候他母親,全班見何sir被公然挑戰,笑得很樂,阿sir沉住氣,接下來教tense變化go、went、gone。下課才捉那男生來問,他卻哭起來。「他說媽媽跟人走了,爸爸是中港司機,他跟半失明的祖母住,昨晚沒飯吃,那天很冷,衣服又穿了洞。當他連基本溫飽、愛都沒有,跟他說英文?說艱深的tense?too far away啦。」阿sir到小食部給他買三文治、熱維他奶,加上神父付他每月四十元的午餐費,囑老師買件新冷衫。「此後他上堂好畀心機,雖然英文還是不太好,考不上中六,但那個年代很好,他學師修理雪櫃,之後在觀塘一個地方開了店,結婚做爸爸。」偶爾行過那間店,舊生伸出滿是偈油的手來握,說阿sir去飲茶啦,「我答好﹗有時說回那句粗口,我們還笑一餐」。
一九九○年,他第一次以老師身分走入課室。如今何校長五十有八,今年大概是他在善德這間Band 1資助英中的最後一個學年。「善德罷課都好出名㗎喇。」查一查新聞就知道,雨傘運動時的九月,他允許學生戴黃絲帶上課,斥周融倡設舉報熱線如文革,學校網站其後被黑客入侵。「二○一四年我做善德校長剛好滿十年,遇到當時覺得是驚天動地的運動,但坦白說對學校衝擊不算太大。雨傘運動沒那麼多家庭成員之間的分歧,今次很多同學跟我說,跟爸爸媽媽、甚至朋友意見亦不一樣,他們很怕被標籤為搞事、累死香港,事實上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並不想用武力,只是去和平示威,或做後方支援者,幫手急救,但到最近這個月,他們都不見得很安全,其實好擔心。」
學生喊口號 不針對警察
小息時候,葵盛圍這個中學雲集的小區呼喊聲此起彼落,舊生在校外隔着圍欄帶師弟妹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喊口號,幾層走廊上一排排學生高呼和應。一打鐘,校務處立即收到附近居民電話投訴,說打擾到家中小孩睡覺。早幾天,學生還大叫「香港警察」,再小聲接「全部垃圾」、「知法犯法」,何校長說即使老師都有兩種色,深藍的每見一次行動就被刺激一次。他數天前向學生廣播,「你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喊香港人加油,我沒問題,校長覺得都是你想表達的意見。惟獨那幾句,我聽到有點不舒服。香港三萬八千幾個警察,曾幾何時獲人稱譽為亞洲最優秀警隊,我絕對不相信三萬八千人都像你們描述的,有個負面標籤。老師、職員、工友的親屬,甚至同學的家長或有些從事警察行業,可不可以有點尊重?」至訪問當天,學生如何激昂,都未曾喊針對警察的口號。對於警察子女,校長沒特別安排,「不需要亦不想特別標籤,但確保學校不會出現欺凌」,他將老師開學後致電每名學生家長了解子女情况的「陽光電話」,由九月尾提前到月中。
若割裂師生關係 激起更大反彈
「我想讓社會人士知道,即便今天接受訪問亦然,我們好多校長就像何滿添,在專業地做教育工作,守護孩子。我們重視他的人身安全,不會鼓勵他違法,或用暴力手段爭取訴求,但最重要是有個地方讓他放心講,我就去聽,如果我們連這些學生都不接納,那我為何還要搞學校?我不是做懲教署嘛。」他見面打招呼時伸出的手有點特別,微斜以手背向天,像人鏈裏邀請拖手的姿勢,「接納聆聽、同行休息、尊重關愛,保持盼望」,近日放在他心頭是這幾個詞,「唔通我報警拉我啲學生咩?我唔會囉。你要跟他割裂,捨棄互相信任的師生關係,目的是禁止表達政治訴求,是否真的做到?只會激起更大反彈,一個願意接納聆聽學生的學校場所是個避風港,在動亂時勢、聞催淚彈的年代,是否可相對和平一點去處理?」他認為不能師生關係不對等,「不可以你是我的學生,我話乜你就做乜」。但校內「有份」的stakeholder政治立場各異,他得取個平衡,「戴白絲帶得唔得?得。口罩?得。頭盔、過濾口罩,真係唔得嘞,因為政治性太明顯,會有些持份者不舒服。罷課伏桌上睡覺玩手機得唔得?唔得;坐在一起聊聊,得;播Winter on Fire得唔得,都得,不過要先問我」。
他每天八時許打鐘後都作雙語廣播,這天除了提及小息會有師兄師姐來唱歌,可自由參與,還交代周一早上這區將有超過十間中學組成人鏈的行動,叮囑同學如參加不要佔路,遇警員要好好溝通,行動完了記緊回到學校來上課,他亦安排了老師當天在外面巡,又聯絡過其他校長。學生們也許聽不出來,在校務處的校長嗌咪前神色凝重,如將上戰場,一熄咪站起來,喊句「好累」,轉身回校長室又抖擻起來見舊生。他們在校外派單張,有人上前斥「不要做得太過分」,「有些老師覺得你這樣高調在校長室跟他們談,是否變相認同他們?但我覺得,你一日畢業是我的學生,一世都是我的學生」。
帶領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
教育局長楊潤雄說,不應以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唉﹗」他大嘆一口氣,「這真的要講。社會就是政治,眾人之事就是政治。如果你說維持校園政治中立,這個角度沒有錯,但理論上表達政見都有自由,我們要持平客觀帶學生看問題的兩邊,他們有獨立思考,看完新聞聽完記招,就像通識題,你有多大程度相信政府的說話是反映事實全部?他們如想表達政治訴求,和平理性的話,真係禁唔到㗎喎」。說罷課犧牲學習時間,「我是覺得很可惜,不過我尊重他們跟爸爸媽媽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罷課這個選擇」,學生罷課須家長簽名同意。「我不會鼓勵,也不會禁止。」
進校門登記時,我向更亭大姐打探,校長是個怎樣的人?她評價,「他不會以權勢壓人」。還透露每次升中講座,家長出校門談論時,都說喜歡這個校長。「因為他們知道我捱得窮、捱得苦。」於和樂邨長大,教育一開始對他來說,是爭取高收入幫輕父母的途徑,車衣的母親為省車錢拖大袋衣服從家裏行路到牛頭角,膊頭血痕叫他努力讀書,考進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獲得大學學位那年,當售貨員的父親卻因心臟病驟然去世。他到瑪利諾中學做實驗室技術員,為課堂預備儀器、買青蛙劏、捉蝸牛、摘樹葉、抹枱,補讀大學學位當上老師,一步步到中文科主任、副校長,二○○四年七月八號颱風「圓規」送他哭着離開走了二十四年的彩霞道,空降善德做一校之長。
標籤學生 無助解決問題
「我見證香港由好窮的工業城市走到今天繁盛。」他原本擁有一個很獅子山下的故事,以「希望年輕人唔好搞亂香港」來結尾也很常見。「搞亂香港?」校長很大反應,「我常覺得那不是搞亂香港,是他們在追求一些理想,好似沒人聆聽,沒法用更好的方法化解。還有一種假設是所有戴黑口罩、穿黑衫一定是我的學生,警方都會喬裝啦。若真的犯法,依法審判沒有問題,但我亦希望不要標籤所有犯法者都是學生,只會增加撕裂、加強對抗,無助降溫解決問題」。現在的學生溫飽大多不成問題,他說:「不用標籤學生出身,這一刻需要什麼,老師真的要聆聽。我的母校校訓信望愛,最重要是愛。」他開始背〈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經文,這個校長沒宗教信仰,佛偈與《聖經》都是道理。
經歷兩場社會運動,他再思教育是在病榻上,夜闌人靜時。近年患重病,先是罕見的皮肌炎,這兩年則是腫瘤,接連復發,所幸幹細胞療法讓他逐漸康復過來。服藥導致難以入睡的時候,他左思右想,「未去到老淚縱橫,都會有少少感慨。為何回歸廿幾年,始終沒辦法給年輕人安定一點的環境去追夢呢?年輕人有很多不滿,房屋、政制、政府表現,當特首說建構對話平台,甚至說如何與年輕人溝通,回應社會訴求,但年輕人感覺到是另一回事」。他想到教育工作者能做的,是讓學生珍惜生命,失去一個都嫌多;也讓他們知道「參與運動或一些違法活動,可帶來高度的危險性」。「前線會否真的有學生參加?絕對有,根據非正式消息,香港不同中學有學生被捕,是相當可惜的。」他說八月時已打算若自己的學生被捕,盡力提供法律支援,「有足夠的意見幫他們面對可能出現的檢控」,而荃葵青校長會八月底時亦曾向警方要求若有學生被捕可通知學校,但地方警區回應做法屬全港措施,暫未答允。
夾縫中發聲 不能獨善其身
教育局開學指引提醒老師就社會狀况可對學生答「不知道」,「事實放在面前,學生看了有判斷,他來問你,難道答不知道?我的做法是教他們將價值觀排優次,讓他知道每一個價值觀代表什麼,再建立自己的一套」,但現實讓他有時都很難教,「經濟發展重要,還是民主人權、言論自由重要?兩者要秤,香港這一刻什麼是重要?沒真正的雙普選,為何年輕人覺得有虧欠?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香港可以怎樣做?有沒有人關心過?當一間劏房四千蚊一個月,你好難跟他們說有好的未來和前途」。解鈴還須繫鈴人,「鈴不是我綁的,所以政府、中央政府真的要想想,不要損耗很多代的年輕人。政府若有恰當回應,影響會大過我們說一百次」。
校長願意先為學生示範答題。他多次在《明報》撰文回應社會問題:政府鼓勵三三四學制下,高中生選修三至四科,他批評課程內容過重,先削再講;教師自殺,應反思由學校或辦學團體難有效處理投訴,建議交給教育局來辦;校園是否不能談港獨?他都寫過,應相信教師能專業地引導學生從多角度思考議題。「當外面紛擾到四處都是催淚煙,如何可以獨善其身,坐在校長室聞不到聽不見?」開學前他撰文表明對罷課的見解,「去到大是大非,讀咁多書,還有支筆」,就應當寫,也敢言受訪,「我覺得不發聲不舒服,以及太多扣帽子的誤會,洗腦啦、鼓吹罷課啦,我也想同學仔快快脆脆返課室上堂,行有餘力就和理非非去遊行表達意見,但問題是他們覺得不夠嘛,認為得不到政府回應,學校便處於夾縫中」。
校長曾經也是學生,近視眼來自躲被窩開電筒看《射鵰英雄傳》的時光,「我喜歡郭靖,『俠』這回事對我的人生處事很重要,正義、正氣好緊要」。看以前的照片,校長一副國字臉,現在清瘦些。抗癌藥影響,打字其實不易,但「仲有一口氣,唔打得就冇辦法啦」。他問有沒有察覺,以前的校長不會噤若寒蟬,這一兩年少了人出聲?愛睇波的校長是利迷,說YNWA(You'll never walk alone),「你看看外面就知我不孤獨啦」。明明說下午四時得回家休息,還拉着我認識與他並肩作戰的中文科主任、看舊生為師弟妹買食物的「和你食」盤子、轉頭又着攝記為他與學生作品合照。「還在這個崗位一天,」一字一頓「我都好想」,「守護着這個校園的文化和原則」。唯獨應我的要求帶路去見罷課學生,他流露出硬淨裏的一份體貼,「我建議不要把錄音機對着他」,又向同學說,你有拒絕受訪的自由。
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使命
「我們有一個最大的使命,是安頓他們急躁、不穩定的情緒,聆聽、重視、肯定學生這個暑假獨一無二的經歷,然後再了解他們走得多前,如果他聞過催淚彈,是怎樣的感受。我對罷課學生一定問兩條問題:第一,會不會因為罷課令你跟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得緊張?若有這種關係,我們會小心為他疏解;第二是參加罷課有沒有令他覺得與周邊,不論學校、同學、好朋友有分歧,感到人際關係受壓。」
二○九號課室裏,眼神敏感脆弱的學生談到學校給了他平台發表意見,有老師保護,他能勇敢表達自己的訴求。你覺得校長是個怎樣的人?他有一點窘:「友善吧。」就這樣嗎?他想想:「真係好多謝佢。」沉默一刻,以為他想結束對話,聽到很小的聲音透出口罩:「覺得當初,冇揀錯學校。」我回校長室轉達這句話,何校長用更明亮的聲線稍稍掩飾高興,「哎呀,唔好整到我想喊啦」。因為休養,他計劃提早一年退休,據我從更亭收風,「我們都想校長做多一年」。有沒有想過告別校園時,一定要跟學生說什麼?「要這樣預告嗎」,「我希望,學校永遠是他們第二個家,在這裏找到可以信任、好愛他們、願意聆聽他們的老師和校長」。
#明報 #明報即時新聞 #星期日生活 #罷課 #校長
羅定邦中學副校長 在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母親兩票制」與「兒童投票權」】
中學時代,公民老師都有教過:平等選舉的基本原則,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然而,寫在課本上的這些教條,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嗎?
在東歐的匈牙利,曾經有個政黨提出了一種特殊的「母親兩票制」,打算挑戰這項原則:
「『一人一票』乃選舉常識,然而,有一個國家意欲顛覆這個常識,這個國家就是位於歐洲正中央的匈牙利。」
「執政黨匈牙利公民聯盟於二0一0年三月提出一憲法修正案,欲加入憲法的條款內容為『給予正在哺育孩子的母親兩張選票』,也就是讓母親代替尚未持有選舉權的未成年孩子投票,並使法律認可其效力。不過,不論一位母親擁有幾位孩子,至多也只能獲得一票的額外票數。該修正案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身兼匈牙利公民聯盟幹部及歐洲議會議員的賽耶爾.約瑟夫(五十歲)滔滔不絕地說道:『現行制度完全無法反應未成年國民的意見。』賽耶爾身為奧班.維克多總理的盟友,在統整憲法修正案的委員會中擔任領導者。他又說道:『近幾年的政治議題皆以年金及社會保障為主,現在變成只有高齡者的意見在國家裡流通。』」
「在採用『一人一票』選舉制度的國家中,若高齡者增加,政冶人物便會傾向重視高齡者的意見,以現在受益者的立場為優先,並拖延那些會引發痛苦的重要改革政策。匈牙利公民聯盟認為若著重長遠將來,就必須讓年輕世代的聲音反映在政治上。」
「雖是預料中事,但國會的反彈非常強烈。在野黨『政治可以不一樣』(LMP)的席菲爾.安德蘭修議員(四十歲)說道:『雖然沒有政治人物代表未來世代發聲是事實,但是為了這樣就改變選舉的制度,實在太不合理。選民都是平等的!』其他意見則有『為什麼是讓母親代替投票』、『高齡者也有思考未來』、『讓未成年人自己去投票不就好了』等等;其中有人表示『生養許多小孩的羅姆人的發言會變強勢』,這類警戒少數民族的反彈聲音也出現了。」
「匈牙利公民聯盟藉由郵寄問卷詢問全體選民的意見,但是,民意的結論顯而易見。參與問卷調查者有四分之三表示反對,其中身為人母的國民所發表的嚴厲意見格外引人矚目。育有一男三女的伊爾迪歌.奈貝羅修(三十五歲)說道:『新的制度既不公平,又容易激起世代對立。』
於是,奧班總理放棄『多給母親一票』的想法。」
「顛覆『一人一票』制度,果真是荒誕無稽的想法嗎?
專長領域為分析匈牙利社會的加爾.羅伯特博土說道:『未來世代尚無法投票,但現在政治人物所做的決定,極有可能成為未來世代的負擔。這就是民主政治最大的疑問。』」
「莫非現在的民主政冶構造並不適用於考量未來的問題?選舉權從具身分限制的選舉進步至公民普選,並從僅限男性投票進步至男女皆能投票,從古至今,選舉權不斷地被擴大。若民主政冶是自己的事自己決定,那麼,理應擁有投票資格者或許比現有制度所規範者要更多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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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兩票制」的著眼點,是希望讓民主制度在高齡化社會裡仍能有效運作,讓沒有投票權的兒童,由母親代為發聲,保障他們的未來。
然而,父母親真的可以充分代表他們的兒女嗎?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讓孩子們直接來為自己說話呢?在瑞士,就有這麼一個組織,積極倡議兒童的參政權:
「尼爾斯.謬格爾(十四歲)是一名身高一百八十公分又極度熱愛大提琴的國中生,他的課外活動十分稀奇,全瑞士僅有兩人從事這樣的活動。尼爾斯是個『小說【ㄕㄨㄟˋ】客』。」
「他是非營利組織『Kinderlobby』的成員,該組織主張人生來就擁有選舉權。尼爾斯平時除了在首都伯恩的國中上學之外,還會造訪聯邦議會與『只在電視中看過」的議員見面。他說道:「雖然議員笑容滿面地回應我,但是他們不太認同我的想法。』」
「本採訪組問他為何要參與這種活動,他回答:『比方說,通常跟學校有關的事情,大人都會詢問學生的意見後再決定。我認為像年金、稅金這種跟小孩將來有關的事,也應該給小孩”一票"才對!』」
「瑞士與其他歐洲國家相同,除了一部分的州外,國民皆要十八歲以上才擁有選舉權。瑞士十八歲以下區民約占人口兩成,Kinderlobby主張『必須讓未成年國民加入政治』,便從一九九0年代開始活動至今。之所以如此,乃因Kinderlobby意識到隨著少子化愈漸嚴重,如今僅有高齡者的意見較容易被國家聽見,實屬不合理。」
「有些人針對此事批判『小孩沒有足夠的判斷能力』,而湯瑪斯.漢德欽理事則反駁:『成人中也有容易被操控的人,我認為選舉權不該是滿十八歲時才突然被賦予的權利。若打從出生就擁有選舉權,年幼時能讓父母先代理投票,如此理應能讓孩子養成政治判斷力。¬』」
「為求深入議論,Kinderlobby一年舉辦一次約五十人參與並共宿的『兒童會議』。休尼戴爾副校長任職於尼爾斯就讀的中學,他也說道:『學校向來被要求政治中立,因此難以實踐"政治教育",而Kinderlobby的活動具有實踐政治教育的意義。』如副校長所言,校方逐漸能認同此活動的理念,而參與者則從全國各地聚集而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也對此提供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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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幾年的臺灣,投票年齡是否應該下修至18歲,也是眾人議論不休的話題。理想的投票年齡,究竟應該是幾歲呢?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有他們自己的思索與答案(歡迎參看本月 #拼選舉 專題所收錄的這篇付費文章 https://reurl.cc/8lLRYy )。
另一方面,在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臺灣,也將迎向一個以老年人為主流意見的「銀色民主」時代。也許在未來數年內你會驀然發現:「母親兩票制」的提案,竟也開始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無論你是否同意「母親兩票制」與「兒童投票權」,這兩種倡議,總之都反映出人們對於民主的再思考。選舉制度一直都在適應社會而發生變革,比方說在臺灣,2008年開始的「立委席次減半」以及「單一選區兩票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目前所見臺灣的政治生態。
然而,所有這些變革,也只能證明民主體制本身擁有某種彈性。說到底,選舉果真是一種利大於弊的制度設計嗎?即便我們能夠讓每個族群充分發聲,所有這些人透過選舉彰顯的集體意志,真的就會將社會推向更好的方向嗎?
12月18日晚間在臺北,我們邀請到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禹仲老師,帶領大家進一步思考相關課題。如果你對民主制度也懷著類似的疑惑,這場講座,或許能幫助你找到推敲答案的線索。歡迎你來到現場,與我們一起思辯,一起談論。
引文摘錄自
《朝日新聞》「混沌的深淵」採訪組著,郭書妤譯,《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新北市:暖暖書屋文化,2018,頁27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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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改變社會還是毀滅社會?從選舉談民主、民粹與基本權利
▎日期:12/18(三)
▎時間:19:30 - 21:30
▎講者:陳禹仲(牛津大學博士、中研院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
▎地點:聯經書房.上海書店
▎活動資訊與報名連結:https://lihi1.cc/gbBm4 (edited)
羅定邦中學副校長 在 馮智政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有學生罷課的學校,守護罷課學生的校長】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的何滿添校長說,希望即使外頭大風大雨,仍能為學生撐起一個避風港。敢言的他毋懼發聲,「當外面紛擾到四處都是催淚煙,如何可以獨善其身,坐在校長室聞不到聽不見?」校長在受訪後帶路,讓我們看看這個避風港的一些角落。(攝影:鄧宗弘)
校長與罷課學生的故事 - https://bit.ly/2k5ivaj
何校長,請安息。校長曾在訪問最後留下告別校園的一番話:
//有沒有想過告別校園時,一定要跟學生說什麼?「要這樣預告嗎」,「我希望,學校永遠是他們第二個家,在這裏找到可以信任、好愛他們、願意聆聽他們的老師和校長」。//
全文:
二○九號課室坐着一名社工,面前是三個盒子,放了餅乾、情緒紓緩小書與白紙。
開學了,這個課室零落坐着學生,在罷課。穿着體育服的少年跟我對話時一直戴着黑色口罩,青澀而溫文,聲音幾不可聞:「對比上街,我覺得這是和平、有效的方式表達訴求」,他已堅持好幾天,課室裏同學愈來愈少。「我要自己思考、為自己負責任,不是父母說什麼都聽從」,他說,「我也會有認為正確、應該做的事」。
想對外面說什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湊近耳朵,才把這句聽得清楚。
校長室內響亮的聲音與笑聲,有時外頭校務處的職員都聽到。
「你叫我不安排課室?對不起,我做不到。那些是我的學生,他們想有套枱凳,有安靜的地方讀書,談談對這件事的看法。你要我板起臉孔,手執一份操作指引,說a可以、b不行、c要記大過、d就趕出校,你覺得後生仔會如何?ok,那我就做制度以外的事,不回校了。引到校友聲援、拉人鏈嘈、有人報警、學生跌傷……唔好喇啩,我佛慈悲吖嘛。」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何滿添校長的頭髮二○一四年還烏黑,現在都白了,黝黑膚色、高大身形,看起來很硬朗。他還複述前兩天有人站校外罵:「讀屎片呀你𠵱度,罷課就返屋企啦,正人渣,點教佢哋㗎﹗」
如何教?他承認初初教書,確是沒教得很好。在band 5中學教英文的歲月裏,想學生多開口練習,答題不要只懂得I don't know,給三種答案,1. 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2. I don't know the answer. 3. I'm sorry, I can't express it in English. 好歹選一個。誰知學生大聲用諧音問候他母親,全班見何sir被公然挑戰,笑得很樂,阿sir沉住氣,接下來教tense變化go、went、gone。下課才捉那男生來問,他卻哭起來。「他說媽媽跟人走了,爸爸是中港司機,他跟半失明的祖母住,昨晚沒飯吃,那天很冷,衣服又穿了洞。當他連基本溫飽、愛都沒有,跟他說英文?說艱深的tense?too far away啦。」阿sir到小食部給他買三文治、熱維他奶,加上神父付他每月四十元的午餐費,囑老師買件新冷衫。「此後他上堂好畀心機,雖然英文還是不太好,考不上中六,但那個年代很好,他學師修理雪櫃,之後在觀塘一個地方開了店,結婚做爸爸。」偶爾行過那間店,舊生伸出滿是偈油的手來握,說阿sir去飲茶啦,「我答好﹗有時說回那句粗口,我們還笑一餐」。
一九九○年,他第一次以老師身分走入課室。如今何校長五十有八,今年大概是他在善德這間Band 1資助英中的最後一個學年。「善德罷課都好出名㗎喇。」查一查新聞就知道,雨傘運動時的九月,他允許學生戴黃絲帶上課,斥周融倡設舉報熱線如文革,學校網站其後被黑客入侵。「二○一四年我做善德校長剛好滿十年,遇到當時覺得是驚天動地的運動,但坦白說對學校衝擊不算太大。雨傘運動沒那麼多家庭成員之間的分歧,今次很多同學跟我說,跟爸爸媽媽、甚至朋友意見亦不一樣,他們很怕被標籤為搞事、累死香港,事實上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並不想用武力,只是去和平示威,或做後方支援者,幫手急救,但到最近這個月,他們都不見得很安全,其實好擔心。」
學生喊口號 不針對警察
小息時候,葵盛圍這個中學雲集的小區呼喊聲此起彼落,舊生在校外隔着圍欄帶師弟妹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喊口號,幾層走廊上一排排學生高呼和應。一打鐘,校務處立即收到附近居民電話投訴,說打擾到家中小孩睡覺。早幾天,學生還大叫「香港警察」,再小聲接「全部垃圾」、「知法犯法」,何校長說即使老師都有兩種色,深藍的每見一次行動就被刺激一次。他數天前向學生廣播,「你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喊香港人加油,我沒問題,校長覺得都是你想表達的意見。惟獨那幾句,我聽到有點不舒服。香港三萬八千幾個警察,曾幾何時獲人稱譽為亞洲最優秀警隊,我絕對不相信三萬八千人都像你們描述的,有個負面標籤。老師、職員、工友的親屬,甚至同學的家長或有些從事警察行業,可不可以有點尊重?」至訪問當天,學生如何激昂,都未曾喊針對警察的口號。對於警察子女,校長沒特別安排,「不需要亦不想特別標籤,但確保學校不會出現欺凌」,他將老師開學後致電每名學生家長了解子女情况的「陽光電話」,由九月尾提前到月中。
若割裂師生關係 激起更大反彈
「我想讓社會人士知道,即便今天接受訪問亦然,我們好多校長就像何滿添,在專業地做教育工作,守護孩子。我們重視他的人身安全,不會鼓勵他違法,或用暴力手段爭取訴求,但最重要是有個地方讓他放心講,我就去聽,如果我們連這些學生都不接納,那我為何還要搞學校?我不是做懲教署嘛。」他見面打招呼時伸出的手有點特別,微斜以手背向天,像人鏈裏邀請拖手的姿勢,「接納聆聽、同行休息、尊重關愛,保持盼望」,近日放在他心頭是這幾個詞,「唔通我報警拉我啲學生咩?我唔會囉。你要跟他割裂,捨棄互相信任的師生關係,目的是禁止表達政治訴求,是否真的做到?只會激起更大反彈,一個願意接納聆聽學生的學校場所是個避風港,在動亂時勢、聞催淚彈的年代,是否可相對和平一點去處理?」他認為不能師生關係不對等,「不可以你是我的學生,我話乜你就做乜」。但校內「有份」的stakeholder政治立場各異,他得取個平衡,「戴白絲帶得唔得?得。口罩?得。頭盔、過濾口罩,真係唔得嘞,因為政治性太明顯,會有些持份者不舒服。罷課伏桌上睡覺玩手機得唔得?唔得;坐在一起聊聊,得;播Winter on Fire得唔得,都得,不過要先問我」。
他每天八時許打鐘後都作雙語廣播,這天除了提及小息會有師兄師姐來唱歌,可自由參與,還交代周一早上這區將有超過十間中學組成人鏈的行動,叮囑同學如參加不要佔路,遇警員要好好溝通,行動完了記緊回到學校來上課,他亦安排了老師當天在外面巡,又聯絡過其他校長。學生們也許聽不出來,在校務處的校長嗌咪前神色凝重,如將上戰場,一熄咪站起來,喊句「好累」,轉身回校長室又抖擻起來見舊生。他們在校外派單張,有人上前斥「不要做得太過分」,「有些老師覺得你這樣高調在校長室跟他們談,是否變相認同他們?但我覺得,你一日畢業是我的學生,一世都是我的學生」。
帶領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
教育局長楊潤雄說,不應以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唉﹗」他大嘆一口氣,「這真的要講。社會就是政治,眾人之事就是政治。如果你說維持校園政治中立,這個角度沒有錯,但理論上表達政見都有自由,我們要持平客觀帶學生看問題的兩邊,他們有獨立思考,看完新聞聽完記招,就像通識題,你有多大程度相信政府的說話是反映事實全部?他們如想表達政治訴求,和平理性的話,真係禁唔到㗎喎」。說罷課犧牲學習時間,「我是覺得很可惜,不過我尊重他們跟爸爸媽媽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罷課這個選擇」,學生罷課須家長簽名同意。「我不會鼓勵,也不會禁止。」
進校門登記時,我向更亭大姐打探,校長是個怎樣的人?她評價,「他不會以權勢壓人」。還透露每次升中講座,家長出校門談論時,都說喜歡這個校長。「因為他們知道我捱得窮、捱得苦。」於和樂邨長大,教育一開始對他來說,是爭取高收入幫輕父母的途徑,車衣的母親為省車錢拖大袋衣服從家裏行路到牛頭角,膊頭血痕叫他努力讀書,考進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獲得大學學位那年,當售貨員的父親卻因心臟病驟然去世。他到瑪利諾中學做實驗室技術員,為課堂預備儀器、買青蛙劏、捉蝸牛、摘樹葉、抹枱,補讀大學學位當上老師,一步步到中文科主任、副校長,二○○四年七月八號颱風「圓規」送他哭着離開走了二十四年的彩霞道,空降善德做一校之長。
標籤學生 無助解決問題
「我見證香港由好窮的工業城市走到今天繁盛。」他原本擁有一個很獅子山下的故事,以「希望年輕人唔好搞亂香港」來結尾也很常見。「搞亂香港?」校長很大反應,「我常覺得那不是搞亂香港,是他們在追求一些理想,好似沒人聆聽,沒法用更好的方法化解。還有一種假設是所有戴黑口罩、穿黑衫一定是我的學生,警方都會喬裝啦。若真的犯法,依法審判沒有問題,但我亦希望不要標籤所有犯法者都是學生,只會增加撕裂、加強對抗,無助降溫解決問題」。現在的學生溫飽大多不成問題,他說:「不用標籤學生出身,這一刻需要什麼,老師真的要聆聽。我的母校校訓信望愛,最重要是愛。」他開始背〈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經文,這個校長沒宗教信仰,佛偈與《聖經》都是道理。
經歷兩場社會運動,他再思教育是在病榻上,夜闌人靜時。近年患重病,先是罕見的皮肌炎,這兩年則是腫瘤,接連復發,所幸幹細胞療法讓他逐漸康復過來。服藥導致難以入睡的時候,他左思右想,「未去到老淚縱橫,都會有少少感慨。為何回歸廿幾年,始終沒辦法給年輕人安定一點的環境去追夢呢?年輕人有很多不滿,房屋、政制、政府表現,當特首說建構對話平台,甚至說如何與年輕人溝通,回應社會訴求,但年輕人感覺到是另一回事」。他想到教育工作者能做的,是讓學生珍惜生命,失去一個都嫌多;也讓他們知道「參與運動或一些違法活動,可帶來高度的危險性」。「前線會否真的有學生參加?絕對有,根據非正式消息,香港不同中學有學生被捕,是相當可惜的。」他說八月時已打算若自己的學生被捕,盡力提供法律支援,「有足夠的意見幫他們面對可能出現的檢控」,而荃葵青校長會八月底時亦曾向警方要求若有學生被捕可通知學校,但地方警區回應做法屬全港措施,暫未答允。
夾縫中發聲 不能獨善其身
教育局開學指引提醒老師就社會狀况可對學生答「不知道」,「事實放在面前,學生看了有判斷,他來問你,難道答不知道?我的做法是教他們將價值觀排優次,讓他知道每一個價值觀代表什麼,再建立自己的一套」,但現實讓他有時都很難教,「經濟發展重要,還是民主人權、言論自由重要?兩者要秤,香港這一刻什麼是重要?沒真正的雙普選,為何年輕人覺得有虧欠?他們心目中的烏托邦,香港可以怎樣做?有沒有人關心過?當一間劏房四千蚊一個月,你好難跟他們說有好的未來和前途」。解鈴還須繫鈴人,「鈴不是我綁的,所以政府、中央政府真的要想想,不要損耗很多代的年輕人。政府若有恰當回應,影響會大過我們說一百次」。
校長願意先為學生示範答題。他多次在《明報》撰文回應社會問題:政府鼓勵三三四學制下,高中生選修三至四科,他批評課程內容過重,先削再講;教師自殺,應反思由學校或辦學團體難有效處理投訴,建議交給教育局來辦;校園是否不能談港獨?他都寫過,應相信教師能專業地引導學生從多角度思考議題。「當外面紛擾到四處都是催淚煙,如何可以獨善其身,坐在校長室聞不到聽不見?」開學前他撰文表明對罷課的見解,「去到大是大非,讀咁多書,還有支筆」,就應當寫,也敢言受訪,「我覺得不發聲不舒服,以及太多扣帽子的誤會,洗腦啦、鼓吹罷課啦,我也想同學仔快快脆脆返課室上堂,行有餘力就和理非非去遊行表達意見,但問題是他們覺得不夠嘛,認為得不到政府回應,學校便處於夾縫中」。
校長曾經也是學生,近視眼來自躲被窩開電筒看《射鵰英雄傳》的時光,「我喜歡郭靖,『俠』這回事對我的人生處事很重要,正義、正氣好緊要」。看以前的照片,校長一副國字臉,現在清瘦些。抗癌藥影響,打字其實不易,但「仲有一口氣,唔打得就冇辦法啦」。他問有沒有察覺,以前的校長不會噤若寒蟬,這一兩年少了人出聲?愛睇波的校長是利迷,說YNWA(You'll never walk alone),「你看看外面就知我不孤獨啦」。明明說下午四時得回家休息,還拉着我認識與他並肩作戰的中文科主任、看舊生為師弟妹買食物的「和你食」盤子、轉頭又着攝記為他與學生作品合照。「還在這個崗位一天,」一字一頓「我都好想」,「守護着這個校園的文化和原則」。唯獨應我的要求帶路去見罷課學生,他流露出硬淨裏的一份體貼,「我建議不要把錄音機對着他」,又向同學說,你有拒絕受訪的自由。
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使命
「我們有一個最大的使命,是安頓他們急躁、不穩定的情緒,聆聽、重視、肯定學生這個暑假獨一無二的經歷,然後再了解他們走得多前,如果他聞過催淚彈,是怎樣的感受。我對罷課學生一定問兩條問題:第一,會不會因為罷課令你跟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得緊張?若有這種關係,我們會小心為他疏解;第二是參加罷課有沒有令他覺得與周邊,不論學校、同學、好朋友有分歧,感到人際關係受壓。」
二○九號課室裏,眼神敏感脆弱的學生談到學校給了他平台發表意見,有老師保護,他能勇敢表達自己的訴求。你覺得校長是個怎樣的人?他有一點窘:「友善吧。」就這樣嗎?他想想:「真係好多謝佢。」沉默一刻,以為他想結束對話,聽到很小的聲音透出口罩:「覺得當初,冇揀錯學校。」我回校長室轉達這句話,何校長用更明亮的聲線稍稍掩飾高興,「哎呀,唔好整到我想喊啦」。因為休養,他計劃提早一年退休,據我從更亭收風,「我們都想校長做多一年」。有沒有想過告別校園時,一定要跟學生說什麼?「要這樣預告嗎」,「我希望,學校永遠是他們第二個家,在這裏找到可以信任、好愛他們、願意聆聽他們的老師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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