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了,武器》海明威最後的訪談
今天是美國傳奇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7.21 — 1961.7.2)的忌辰。
海明威憑一己之力,影響了幾乎所有國家的文學。他把自己極簡的寫作風格比作「海上飄浮的冰山」:用文字寫下的東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這使小說的內蘊更豐富、更耐讀。他筆下的人物們在逆境中硬朗的風度,給無數讀者源源不斷的信念與勇氣。
今天,我們分享一篇海明威的訪談錄,以此紀念。
▲電影《午夜巴黎》中的青年海明威
採訪者:你不在打字機邊上時,是否能做到完全不去想手頭的工作?
海明威:當然可以。但這需要自制力才能做到,而這種自制力是後天得來的,並不是天生的。
採訪者:當你讀到前一天結束的地方時,你會對那部分進行修改嗎?還是說全部完成之後才會?
海明威:我每天都會修改寫完的部分。全部完成之後,肯定要再過一遍。在別人把稿子打出來後,我還能多一次機會對著乾乾淨淨的打印稿修正改寫。最後是看校樣。能有這麼多不同的機會,我很感恩。
採訪者:你會做多大程度的改動?
海明威:這要看情況。《永別了,武器》的結尾我重寫了三十九遍才終於滿意。
採訪者:是否存在某些技術問題?是什麼難住了你?
海明威:把詞用對。
採訪者:是不是重讀能讓你的「文思」更加「泉湧」?
海明威:重讀讓你不得不繼續寫下去,因為你知道你還沒有到達最好的地方。文思總會有的。
採訪者:那麼你是否還是會在某些時候毫無靈感?
海明威:那必然。但只要是停在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的地方,總能繼續寫下去。只要能落筆,就沒問題。文思自然會來的。
採訪者:桑頓·懷爾德提起過某些助憶手段,能讓作家精神抖擻地整天工作。他說你有一次告訴過他,你削了二十支鉛筆。
海明威:我壓根就沒同時擁有過二十支鉛筆。用掉七支二號鉛筆就意味著這一天成果相當不錯了。
採訪者:在你心目中,哪些地方對你的寫作有幫助?兩世界旅館肯定算一個,你在那兒完成了那麼多著作。還是說周遭環境對你的作品幾乎沒什麼影響?
海明威:哈瓦那的兩世界旅館的確是個非常好的寫作地。莊園也很不錯,或者說曾經很不錯。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寫得很好。我是說,在不同的處境下,我都能視情況盡可能做到最好。電話和訪客是最影響寫作的。
採訪者:想寫得好的話,情緒穩定是否必要?你曾經跟我提過一次,你只有在戀愛中才能寫得好。你能再詳細地解釋一下這個論點嗎?
海明威:好一個問題。不過你問出來了,給你滿分。在任何沒有他人干涉或是打擾的時候,人都能好好寫作。或者說只要夠狠心,就一定能做到。但戀愛中的人肯定寫得最好。如果答不答對你來說都一樣的話,這個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海明威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利
採訪者:那經濟保障呢?會不利於寫出好的作品嗎?
海明威:如果錢來得很早,而你愛寫作又愛享受生活,就會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來拒絕這些誘惑。一旦寫作成了你最大的惡習,同時也帶來最多的愉悅,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保障幫助會很大,因為它免去了你的種種擔憂。擔憂能夠毀滅寫作的能力。健康狀況的糟糕程度和擔憂的多少成正比,而擔憂會攻擊你的潛意識,破壞你的儲備。
採訪者:你能回憶起決定要成為作家的具體時刻嗎?
海明威:不能,我一直都想成為一名作家。
採訪者:菲利普·楊在他評論你的書中提出,1918年你所遭受的嚴重迫擊炮傷帶來的創傷性休克,對你的作家生涯影響極大。我記得你在馬德里的時候簡單談及過他的論著,並不以為然,還說你認為藝術家的才能並非後天獲取的,而是依據孟德爾法則先天遺傳的。
海明威:顯然那年在馬德里,我的腦子不太清醒。唯一說對的話可能是我只是非常簡短地評論了楊先生的著作,以及他的文學創傷理論。大概是那年我經歷的兩次腦震蕩和一次顱骨骨折導致我說話不怎麼負責任。我的確記得告訴過你,我相信想象力可能來自遺傳的種族經歷。如果光把這話當作腦震蕩後的趣談,好像沒什麼問題,不過它也不怎麼靠譜。所以在下一次能讓我清醒的創傷到來之前,這話題我們就說到這兒吧。你同意嗎?不過還是要謝謝你沒提及任何我可能牽扯到的親戚名字。聊天的樂趣在於探索,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所有不負責任的話,都不應該寫出來。一旦寫出來,你就必須為它負責任。有時可能只是說出來看看自己是否相信而已。關於你問的問題,創傷的影響區別很大。簡單小傷,骨頭都沒斷一根的那種,不值一提。它們有些時候還能帶來信心。嚴重傷到骨頭和神經的那種創傷對作家來說就很不好了,對其他人也一樣。
採訪者:你認為對想要成為作家的人來說,什麼是最好的智力訓練?
海明威:這麼說吧,他應該出去上吊自殺,因為他會發現想寫得好比登天還難。然後上吊的繩子會被不留情面地砍斷,他的後半生都會受自己所迫,努力寫到他所能做到的最好。至少他還能從上吊的故事著手。
採訪者:那你對那些進入學術界的人有什麼看法?你認為這麼多擔任教職的作家是否都以他們的文學生涯做出了妥協?
海明威:這取決於你對妥協的定義吧。是被拋棄的女性這個語境嗎?還是政治家的讓步?或者說是你和你的雜貨商或裁縫達成一致,你會多付點錢,但會晚幾天付?既能寫作又能教書的作家就應該兩樣都能做到。我做不到,我知道,我也佩服那些能做到的人。不過我認為,學術生活可能會終結外部的經歷,從而限制人對世界瞭解的增長。但瞭解越多,作家責任越大,寫作難度就越高。試圖寫出什麼有恆久價值的東西是一項全職工作,實際寫作每天可能只有幾個小時。作家可以與井類比。有多少種井,就有多少種作家。重要的是井里要有好水,最好能規律地抽出定量的水,而不是把井抽乾,然後等它再被注滿。我知道我跑題了,但這個問題本身不怎麼有趣。採訪者 你會建議年輕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嗎?你在《堪城星報》接受的訓練多大程度上對你有幫助?
海明威:在《星報》,你必須學會寫簡單陳述句。這對任何人都會有幫助。新聞工作不會加害於年輕作家,只要他能及時脫身,就會對他有好處。這是最老套的陳詞濫調了,我為此道歉。但你如果一直問同一個人老套無聊的問題的話,你只能得到老套無聊的回答。
▲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
採訪者:你曾在《跨大西洋評論》中寫道,做新聞唯一的理由是因為收入高。你說:「當你把有價值的東西寫出來時,就是摧毀了它,你至少想為之多收點錢。」你認為寫作是某種自我毀滅嗎?
海明威:我根本不記得寫過這種東西。但它聽起來愚蠢又簡單粗暴,像是我為了避免冥思苦想而說出來的機靈話。我當然不認為寫作是一種自我毀滅,雖然做新聞在達到某種程度後,可能對於嚴肅的創作者來說是一種日常的自我毀滅。
採訪者:你認為與其他作家一起進行智力激蕩對作家來說有價值嗎?
海明威:當然有。
採訪者:1920年前後在巴黎,你和其他作家還有藝術家一起有「團體感」嗎?
海明威:沒有。沒有什麼團體感。我們尊重彼此。我尊重很多畫家,一些和我同齡,一些年紀大一點——格里斯、畢加索、布拉克、莫奈(當時他還在世)——還有幾位作家:喬伊斯、埃茲拉,還有斯泰因寫得好的那些……
採訪者:寫作時,你會不會受到當時在閱讀的東西的影響?
海明威:喬伊斯開始寫作《尤利西斯》之後就沒有了。他的影響不算直接。但在我們熟知的詞成為某種阻礙、必須為一個單詞較勁的那段時間里,他的作品產生的影響改變了一切,讓我們能夠擺脫這些桎梏。
採訪者:你能從作家身上學到關於寫作的東西嗎?你昨天告訴我,譬如喬伊斯就沒法談論寫作。
海明威:和你的同行在一起時,你們往往會談論其他作家的作品。作家水平越高,就越少談論自己寫的東西。喬伊斯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作家,他只會對傻子解釋自己在做什麼。他所尊敬的其他作家應當通過閱讀他的作品來瞭解他在做什麼。
採訪者:你近年來似乎有意避免與其他作家接觸。為什麼?
海明威:這問題更複雜些。你寫作越深入,自己就越孤獨。你的許多好朋友和老朋友都去世了,其他人搬了家。你極少見到他們,但會通信,和他們保持聯繫,就好像過去一起泡咖啡館時那樣。你們給彼此寫滑稽的、充滿滑稽的壞話的、不負責任的信,這幾乎和面對面聊天一樣令人愉快。但你也更孤獨,因為你必須通過這種方式創作,創作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如果浪費的話就感覺是在造孽,無法救贖。
採訪者:你怎麼看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你的同輩人——對你作品的影響?格特魯德·斯泰因對它們有沒有貢獻?埃茲拉·龐德呢?或者說馬克斯韋爾·珀金斯?
海明威:抱歉,但我的確不擅長這樣的屍檢。有懂文學的和不懂文學的驗屍官專門來處理這些事。有關她對我的影響,斯泰因小姐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寫,其中有相當多不準確的地方。她從一本叫《太陽照常升起》的書中學習了怎麼寫對話之後,覺得這是非做不可的。我挺喜歡她的,覺得她學會怎麼寫對話真是件好事。對我來說,從所有能夠學到的人身上學習東西,無論他們是在世還是已經去世,都不是什麼新鮮事,我不知道這會如此強烈地影響到格特魯德。她在其他方面寫得都不錯。埃茲拉對於他所真正瞭解的東西悟性非常高。這種對話不會讓你覺得無聊嗎?這類私下的文學八卦,就像洗著三十五年前的臟衣服一樣讓我覺得惡心。如果有人試圖把所有實話都說出來,情形就不一樣了。這種對話就會有點價值了。在這裡,更簡單也更恰當的辦法是對格特魯德表達感謝,我從她那裡學到了許多有關詞語間抽象關係的知識——看我多喜愛她;我重申我對埃茲拉作為偉大的詩人和忠誠的朋友的認同;然後我非常在意馬克斯韋爾·珀金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接受他已經去世的事實。他從未讓我改過任何我寫的文字,除了剔除一些當時還沒法發表的詞。那些詞留了白,任何認識那些詞的人都會知道是什麼。對我來說,他不是一位編輯。他是一位聰慧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同伴。我喜歡他戴帽子的方式,還有他嘴唇動彈的怪樣子。
▲歐內斯特·海明威
採訪者:你認為你的文學先輩——你從他們身上學到最多的那些人——有哪些?
海明威:馬克·吐溫、福樓拜、司湯達、巴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安德魯·馬維爾、約翰·鄧恩、莫泊桑、好人吉卜林、梭羅、馬里亞特船長、莎士比亞、莫扎特、克韋多、但丁、維吉爾、丁托列托、希羅尼穆斯·博斯、勃魯蓋爾、帕蒂尼爾、戈雅、喬托、塞尚、凡·高、高更、聖胡安·德·拉·克魯茲、貢戈拉——要把所有人列完得花一天。然後這聽起來就會像是我在炫耀自己並不擁有的博學多識,而不是努力試圖記起所有影響過我的生活和作品的人。這不是一個老套無聊的問題。這問題很好,但很嚴肅,需要檢驗自己的良心。我說到了畫家,或者說是剛提到了其中幾位,因為我從畫家身上學到如何寫作的方法和我從作家身上學到的一樣多。你問我這是怎麼做到的?那又要解釋一整天。我認為一個作家還可以向作曲家學習,學習和聲和復調的效果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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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9 觀點—David Aaronovitch ※
《查理週刊》事件:是我們的懦弱在推波助瀾
David Aaronovitch 是英國著名的記者、電視廣播評論、作家,曾因政治新聞獲得 2001 年的歐威爾獎(Orwell Prize),本文刊登於一月八日的《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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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昨日(指一月七日)所發生的事件,代表西方跨過了一個分水嶺,而這個分水嶺一旦跨過,我們就再也回不去了。這是西方打垮法西斯主義以來,第一次有一群公民因為他們的繪畫、言論、出版,而慘遭屠戮。或者,對於死去的法國警官而言,只因為他們盡忠職守,為了保護市民發表言論自由的權利,而被冷血謀殺。死掉了十二個人,他們的小孩失去了至親,他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為了什麼?只為了地球上某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塗畫了一幅頭戴頭巾男子的圖片,然後說這個人叫做穆罕默德,而據說一位曾經創造宇宙萬物的神祗,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跟他斤斤計較,這等荒謬、蠢笨的觀念嗎?當然,此事所彰顯的荒唐可笑,不屬於上帝,而是人類。如果上帝真的創造萬物,漫畫家事實上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他們不能直搗天庭,推翻上帝寶座。他們只能讓信徒覺得自己笨。漫畫家唯一能做的,只是暗示神像事實上不過泥塑,神聖到不可直呼名諱的,不過只是另一個穿著袍子的傢伙。他們可以做到專欄作家沒辦法做到的,藉著漫畫一針見血的指出,最偉大的妄想,依然只是妄想,但它居然如此偉大,豈非更加可笑?所以以上帝之名而殺人的人,並不是為了祂而殺人,而是為了自己,因為他們無法忍受自己被別人視為蠢貨。
在巴黎的《查理週刊》事件之前,西方也曾發生過記者與作家被暴力攻擊的事件。《魔鬼詩篇》的挪威出版社老闆 1993 年在奧斯陸遭到槍擊,差點被殺。過了 11 年,荷蘭的紀錄片導演里奧·梵谷(Theo van Gogh)在阿姆斯特丹被殺死,據說是某位荷蘭籍的穆斯林受不了他拍的一部短片。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早在三年前就因為出版穆罕默德的漫畫而被丟汽油彈。2010 年,一個索馬利亞裔的穆斯林,手拿一把斧頭,闖進丹麥漫畫家科特‧魏斯特噶德(Kurt Westergaard)的房子裹。
這些攻擊事件,雖然令人震驚,卻往往屬於孤僻人士所為。真正出現大規模暴力活動的,則是在穆斯林國家裹:那裏的信徒或者暴動、或者放火燒西方大使館,因為西方的特定媒體「侮辱」伊斯蘭與先知穆罕默德。但是巴黎日前的事件,代表著這樣的暴力已經出現在西方的街頭。現在,民主國家所有的電視台、報紙、雜誌、出版社,都在重新檢查自己的安全措施,想像殺人凶手一旦上門,會把車停在哪裹?是否會用手榴彈炸死站在門口的警衛?是會用電梯還是會走樓梯?這些凶手是何方神聖?我們當然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們都是穆斯林,有些人後來才皈依,但他們都跟我們一起住在同一個國家裏好幾年了。在查理雜誌社發生屠殺之後沒多久,許多法國的穆斯林領袖來到現場,他們說:「他們打擊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是受害者。這些人只是少數。」
不過就在幾天前,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走上德勒斯登與其他城市街頭,含糊地對於歐洲的伊斯蘭化表達抗議,《查理週刊》的屠殺事件,彷彿是在他們頭上舉了一個大牌子,寫道:「看見了沒?我們早就說過了!」瑪琳‧勒彭將可以振振有詞地提醒法國民眾,這就是我們對穆斯林包容友善的後果;一些很討厭民族陣線的自由派,也不得不黯然同意。
也許你會認為,問題在於,雖然絕大多數的穆斯林不可能犯下這樣的罪行,但穆斯林至今依然搞不清楚的,是我們對於言論自由的堅持。他們抱怨著西方「侮辱、冒犯」,說西方媒體出版這本書、那張漫畫,讓他們不開心,希望媒體封殺這樣的內容。這樣一來,他們就創造出允許暴力狂徒可以活動的空間。
所以,為了每個人好,我們必須清楚說明我們的立場,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根本是在打混仗。我們必須說明,這就是要住在西方的社會契約。西方允許穆斯林、衛理教派的人自由地信仰宗教,這樣的寬容,也意謂著他們所信仰的宗教都可以被描寫、被批評、甚至被訕笑。這是一體兩面的,其中一面垮了,另外一面也不會成立。你要住在西方,這就是條件。如果你不同意、不願意,那麼不必留在這裹受苦。
歐洲各國需要的,是要學美國那樣,對言論自由作出清楚明晰的規範。言論自由不可以立法約束,不可以用行為戕害,媒體的自由、人民和平集會要求政府改革的自由也一樣必須獲得保障。
我們該做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查理週刊》為什麼會成為暴徒下手的首要目標,是因為我們其他人都是懦夫。我們當然應該諷刺伊斯蘭,就像我們諷刺基督教、資本主義、羅素‧布蘭德一樣,但是我們沒有。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當好人,不想冒犯人(「沒必要讓人不開心吧?」),但絕大部分是因為我們的恐懼。
我在此提醒讀者們,不到一年前,英國曾經爆發過一個小小的爭議,一幅叫做<Jesus and Mo>的網路漫畫,畫出了友善的耶穌基督、友善的穆罕默德,一個穆斯林政治人物那瓦茲(Maajid Nawaz)見到了,就轉貼出來,以突顯漫畫內容其實很溫和,沒有冒犯之意。沒想到,他立刻遭到網友群起攻之,理由是侮辱先知。
當時 BBC 的《新聞夜》節目作了探討,卻拒絕秀出眾人正在討論的漫畫究竟長什麼樣子。節目的製作人表示:「我們沒有新聞專業的強烈理由非秀出它不可。」這令人儍眼。第四頻道(Channel 4 News)雖然拍了漫畫,卻把穆罕默德的部份遮掉了。
懦弱的,當然不只是他們而已——據我所知,沒有一家報紙刊載了這幅漫畫,只有網友在推特上流傳。報紙不喜歡冒犯虔誠的信徒。這是真正的禁忌。但最主要的理由,是《猶太記事報》的總編輯一針見血地指出來的,也是所有資深新聞從業人員都知道的:怕惹麻煩、要必須保護報社的員工。是否值得冒著某個精神不正常的信徒拿刀上門找碴的風險,刊出某幅漫畫?
然而《查理週刊》的編輯與漫畫家,已經超脫了這樣的邏輯,他們比我們更加堅持言論自由、更加大膽、更不懂瞻前顧後,所以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群怪人,突顯於謹小慎微出版界與媒體界的污泥之中。我們這些不願冒犯穆斯林的其他人,所做的,就是把應該屬於正常的事情變成不正常:我們把應該屬於家常便飯的事變得好像很特別。
我們對穆斯林特別客氣,這就是我們的雙重標準。《查理週刊》與其他人成為狂徒的攻擊目標,我們就是推波助瀾的人,巴黎所發生的事告訴我們,我們一定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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