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羅馬軍團階級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相信很多人現在都感到非常焦慮，覺得美國社會似乎被中共滲透得很厲害，會不會像被白蟻蛀空的百年老屋一樣，「砰」一聲地就塌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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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先生的這段問答，值得我們做個參考。文章非常長，我簡單給大家節錄幾個要點，與摻雜一點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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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仲敬舉出前後三雄時期，托勒密王國（埃及）對羅馬元老院的行賄與滲透活動為例。他認為，埃及之所以嘗試用錢去滲透羅馬，並不是因為羅馬衰弱，相反地，是因為羅馬豪強。如果埃及的實力值得與羅馬一搏的話，埃及人應該會集中精神強化自己，以武德充沛的方式與羅馬決一雌雄。埃及人之所以選擇賄賂羅馬元老院，正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實力比不過，只好採行二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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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一個邦國，例如羅馬，成為了世界霸權，意味著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綁定或牽扯到羅馬內部的權力鬥爭。羅馬當然會產生腐敗，而羅馬內部的黨派競爭，就成了防止羅馬墮落的「防腐劑」。首先，當一派從外邦拿錢，而在黨爭中獲得不正當的優勢時，另一派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因為袖手旁觀就會讓他們在黨爭裡佔下風。這不是什麼道德正義感使然，而是兩大黨之間的恐怖平衡一定會讓他們不敢坐視對手跟外邦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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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而一個世界帝國裡，也必然有武德充沛與費拉不堪的兩種人。會從外邦拿錢的人，必然是比較軟弱、想過爽日子、費拉性格較重的那種人。而相對的也必然有比較堅強，能忍受辛苦，會自我惕勵的人。然而這世界競爭最終的基本盤，就是武力鬥爭。武德充沛的那個陣營，勢必要把費拉不堪的軟弱者給整肅掉，並且吞吃所有的利益，這比滲透行賄什麼的都大得多。而武德派在國內整肅掉費拉派，最好的大義名份就是他們收了外邦的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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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黃金打不過戰士的鐵，這是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就在這裡，羅馬不會敗給經濟力強大但內部費拉不堪的埃及，但是會亡於身無分文但武德充沛的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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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代替美國人回答什麼問題，但我相信，美國的現況雖然腐敗，但尚未完全丟掉武德充沛的那個面向。而中國則根本沒有建立武德的那個思想環境。因此，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恐怕還是要判決給美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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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對了，還有一個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就是有鐵就有黃金，黃金是鐵血賺來的。也就是說，偉大航道上的寶藏終究還是要贈給最有鐵有血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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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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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現在的中國，強大到足以向世界西方國家強力滲透，達到了不可阻擋和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與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這是因為跨國性的教團和跨國經濟團體的失敗和削弱所造成的，還是相反的作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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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
恰好相反，這個明顯是羅馬秩序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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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埃及什麽時候才會到羅馬去搞滲透活動？當然是在迦太基、馬其頓和安條克已經次第瓦解，羅馬的仲裁權在希臘世界已經變得不可抗拒的時候。當迦太基還在，世界的霸主還沒有確定的時候，他們是沒有必要去賄賂元老院的議員的，因為羅馬的權力還非常遙遠，羅馬人跟迦太基無論誰贏了，都還不至於越過馬其頓和敘利亞打到埃及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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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二流的列強一個接一個倒下，羅馬的權力變得無法抵抗，而埃及人要跟努比亞人、利比亞人和以色列的各個小王國打交道的時候，隨時都要顧及羅馬人的意見。即使是打了勝仗，也有可能被羅馬人趕出去。這時他才會感到，埃及人無論在埃及做什麽，都趕不上派一群特工、帶一箱金銀去賄賂一個羅馬元老院議員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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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麽在迦太基戰爭的時期，埃及人從來不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而到了凱撒的時代，埃及人卻把國家預算的大部分都用在收買元老院議員和雇傭羅馬軍團的退役老兵這兩件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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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是埃及強大的標志，而是埃及和羅馬之間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到了如果不從內部收買羅馬、就根本混不下去的地步了。迦太基和馬其頓並不想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不是因為他們軟弱，而是因為他們強大，他們自認為和被認為可以跟羅馬決一雌雄。雖然他們打敗了，但是他們正像是納粹德國和蘇聯一樣，雖然失敗了，但是在失敗以前還是跟美國真刀真槍地打過幾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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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能力打贏的話，你就不用去行賄了。你行賄的對象是什麽呢？就是你惹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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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處長，你難道會向你手下的科長行賄嗎？你可以直接命令他，甚至是強迫科長向你行賄。如果你只是一個科長，那麽什麽人才是你行賄的對象呢？當然不是跟你同級別的科長，至少也應該是級別比你高的處長才行。你向縣太爺行賄，是因為縣令可以滅你的門。你不向你的鄰居行賄，不向比你更窮的貧下中農行賄，是因為鄰居坑不倒你，貧下中農也害不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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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行賄的對象就是有能力害你而你卻害不了他的人。這裡面的階級地位是很明顯的。如果你有能力戰鬥或者是你自以為有能力戰鬥，你就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當然，行賄的一方就是弱者的一方，強者都是要接受別人行賄的。強者有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軟弱，但是弱者從來不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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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盡管這樣反反覆覆行賄，最後還是被羅馬人吞併了。搞到最後，他們行賄的做法反而成了羅馬人吞併他們和消滅他們的理由。他們最大的行賄就是我們知道的埃及艷后，她把國家元首本人都賠了出去，收買了羅馬最大的官—凱撒的繼承人安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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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時的意義就像是，你今天把美國總統本人都收買了。美國還有比總統更大的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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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收買成功的結果，卻使羅馬內部發生了政變，使得屋大維這一派本來沒有資格繼承凱撒軍團的人跳出來說：「現在安東尼已經代表了腐敗勢力，要把羅馬變得像是東方國家一樣腐敗而專制，羅馬傳統的支持者和羅馬自由的維護者都要跟我來，跟我發動政變，維護羅馬人的真正傳統，維護元老院的尊嚴，把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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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就是憑著這個號召，才能夠得到元老院保守勢力的支持，以恢復共和和羅馬古風為理由，以打倒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為理由，把埃及艷后和安東尼一起消滅掉了。埃及介入羅馬黨爭的結果就是，一旦被他們腐敗了的那一個黨派，在羅馬黨爭中失敗，那麽勝利的黨派就必然連帶把埃及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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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希拉蕊或者其他什麽政治家真的受到了中國的收買，然後他們被川普或其他敵人揭發出來一敗塗地以後，那麽中國必然要變成罪魁禍首，附帶地也被收拾掉。這都是一樣的道理。你如果沒有捲進去的話，那麽這件事情跟你無關；你捲進去以後，你就會變成被收拾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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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馬自己的角度來講，這是羅馬腐敗的象徵。以前羅馬跟迦太基打仗的時候，兩黨的議員雖然各有各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們誰都不是外國的代理人。搞到最後，羅馬快要征服埃及、已經征服了大半個世界的時候，羅馬的權力已經比迦太基戰爭的時候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元老院內部居然出了一大批受人收買的人。這當然是羅馬憲制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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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國當然已經比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時代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居然會出現像「通俄門」這樣的事情，或者像最近川普揭發出來的中國黑客攻擊這些事情，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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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羅馬不再是一個地方性的邦國。羅馬的憲法跟世界的權力結構和憲制結構已經不可分割了。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體現於羅馬的黨派鬥爭，因為大家都能夠看到，無論你自己打得有多好，只要羅馬人說你必須撤退，你就必須撤退。無論你多麽失敗，只要羅馬人說這些地方是你的，那麽你的敵人都非交出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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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帕加馬和托勒密這樣的國王甚至想到，保衛國家安全和防止自己的子孫後代遭到政治清算的唯一手法，就是在遺囑中把自己的國土饋贈給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而羅馬人經常拒絕他們的饋贈，理由就是，接受了這樣的饋贈，這筆easy money會在羅馬黨爭當中產生不利效果。得到這筆巨大資產的黨派會取得不公正的優勢，破壞羅馬憲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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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邏輯跟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的議員堅決反對古巴和拉美各邦加入美國，而南方的議員就很有吞併古巴和拉美一些地區的欲望，理由是相同的。因為拉美普遍是承認奴隸制的，而北方議員是反對南方搞奴隸制的。如果南方把實行奴隸制的古巴或者其他地方拉進了美國，那麽在國會當中南方就要占便宜；反過來，把這些地方盡可能踢出去，那就符合北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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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貴匪強力介入，從李文和那個時代開始收買美國政治代理人的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會使美國內部政爭的野火燒到自己頭上，會使自己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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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你會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因為總有人容易收買，總有人不容易收買，容易受到收買的那一方面必然是比較腐敗的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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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屋大維收買不了，安東尼就可以收買。但是，屋大維和安東尼之間是誰更強大呢？當然是屋大維更強大。為什麽？因為需要埃及黃金來收買的這批羅馬人就是厭倦了征戰、想要過舒服日子的羅馬人；堅守羅馬傳統、高喊反對東方腐敗的那批人就是跟著凱撒在高盧征戰、仍然保持了羅馬共和國時期尚武傳統的那一部分人。尚武的人跟腐敗的人打，那肯定是腐敗的人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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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腐敗的東方專制國家，你要收買人的話，誰會接受你的賄賂呢？當然是厭倦了征戰、想要腐敗過好日子的那一批人。能打的人，正如凱撒和他的繼承人所說的那樣，能夠通過征服獲得戰利品的人，為什麽要小裡小氣地在密室里面接受你那點可憐的賄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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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征服埃及，把你整個吃下來，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擁有鐵的人注定要成為擁有黃金的人。你之所以賄賂我，是因為你怕我，但你既然怕我的話，我為什麽不能征服你，取得比賄賂更多的戰利品？這個悖論是你沒有辦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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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落到了非行賄不可的地步，那麽願意接受你賄賂的人就是世界統治者當中比較軟弱而腐敗的那一部分人，而比較尚武而強大的那一部分早晚會以清算腐敗的名義，首先吃掉你過去送掉的賄賂，然後把你自己一起消滅掉，在消滅你的過程中間取得比你付出的賄賂多幾倍、大得多的利益，而且還非常理直氣壯、名正言順，以憲法保衛者和羅馬清廉正直的平民階級和羅馬軍團戰士的利益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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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艷后雖然把安東尼服侍得體體帖帖，但是她怎麽能夠比得上屋大維征服埃及以後用埃及的全部財富來犒賞出身平民的廣大羅馬戰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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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羅馬戰士衷心支持的人才能夠征服世界，而你沒有能力收買所有的公民戰士，你只能集中收買幾個腐敗集團。而那幾個腐敗集團得到了你的錢，也就得到了在政治鬥爭中不公正的優勢。然後沒有得到那些錢的人必然會煽動公民戰士出來：你看，你們為國犧牲，到處征戰，而這些腐敗分子卻輕輕鬆鬆得到了這麽多錢，然後得到這些錢以後還要把你們這些清廉正直、流血犧牲的人得不到的好處分給那些腐敗分子，你們能夠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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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英勇善戰的、像麥坎那樣為國家流了血的美國老兵，或者是像小加圖那樣的羅馬老兵，你能容忍像安東尼這種人把羅馬戰士用鮮血得到的戰利品，為了個人的好處和腐敗小集團的好處，輕而易舉地讓給克萊奧帕特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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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屋大維反對安東尼和埃及艷后時最有煽動力的動員就是，羅馬軍團戰士自從盧庫魯斯和龐培以來百戰經營得到了一些東方屬國，僅僅是因為埃及艷后賣了一下色相，就由安東尼慷慨地贈給了埃及艷後的兒女，你們能容忍這些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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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格拉古就是因為許諾把這些征服來的土地分配給羅馬軍團的老兵，才引起了羅馬的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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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屋大維告訴你們，我們要清除東方專制主義的腐敗，恢復羅馬人驕傲的傳統，不能讓高貴勇敢的羅馬戰士在東方腐敗的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我們羅馬的公民戰士見了執政官從來不會下跪，而東方的大官和宰相見了君主都要下跪。你們如果讓安東尼當了權，那麽我們羅馬戰士的子孫後代都要像東方人一樣奴顏婢膝，你們能夠容忍嗎？埃及艷后的好處給了安東尼和他的大將，而我打敗安東尼以後，從安東尼的財庫和埃及的財庫裡面得到的大量的財寶，會像凱撒的遺囑一樣，分配給每一位軍團的老兵，還會捐獻給羅馬的平民，為他們運來非洲的獅子，給他們看好戲，為他們分發非洲的糧食做成的麵包。於是，羅馬的平民和羅馬的軍團戰士自然而然要擁護屋大維去打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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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今天的羅馬—也就是美國搞的那些腐敗活動，得到的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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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線退伍下來的老兵回到自己的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工作機會消失了，他們找不到工作，房租上漲了，因為原有的鋼鐵廠已經搬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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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川普許諾，我們要加高關稅，使鋼鐵廠搬回來，使羅馬的公民戰士重新得到工作和尊嚴。請問他們會支持誰呢？一些人把自己的廠家遷到中國境內，賺了很多錢，這些錢一部分肥了中國的腐敗官員，一部分肥了美國的全球主義者，永遠地離開了美國。他們的工人都是中國的血汗勞工，被中國公安局嚴密監視著，因此他們不敢向美國的公民戰士一樣要求很高的福利待遇。只要稍微有一點不軌，進了廠連身份證都被公安局沒收了。他們像奴隸一樣勞動，因此可以忍受很低的工資，擠掉了那些享有高工資和高福利的美國公民戰士。因此，依靠這些血汗勞工和低人權優勢多餘出來的這些錢，就由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官員和投資到中國的美國企業家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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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美國企業家得到的僅僅是錢。如果有朝一日美國發生政治衝突，他們能夠依靠中國公安局給他們撐腰嗎？他們跟中國公安局的那些關係，在美國政壇中就是一個負面因素，像安東尼和克萊奧帕特拉的關係一樣，足以使他們受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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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敵人如果得到那些退伍老兵的支持，一旦發生真正的政治衝突，一旦政治衝突真的到了刺刀見紅的時候，你們這些全球主義者無論從中國的血汗勞工身上賺了多少錢，古老的規則仍然會發揮作用：你們的黃金鬥不過公民戰士手裡面的鐵。公民戰士會揚起自己的戰刀，索取自己的權利。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準備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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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最基本的法則是不可能修改的。你不要玩小聰明，玩小聰明只會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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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已經淪落到只能靠行賄來生存的地步，那就是說，你的鐵是不頂用的。你的黃金從哪兒來？只是依靠瘋狂地剝削血汗勞工。而血汗勞工既然能夠被公安局恐嚇，他們當然是不能打的。能打的人能夠讓公安局把身份證都拿去沒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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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把美國工人和退伍軍人的身份證拿去沒收，扣押在警察局裡，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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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的勞工不能打，而別人的公民戰士能打，那麽你在中間耍的這些小聰明，無論經過多少個曲折，最終的結果無非是把你和你的所有財富都作為戰利品和俘虜，贈送到能夠為自己的權利流血犧牲的公民戰士團體手裡面。共和國就是武裝公民的團體。無論在伯里克利時代、在馬基雅維利的時代還是這今天，都沒有例外。沒有武裝的公民團體，就算是名義上叫共和國，也一定是假共和國。中國就是一個假共和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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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絕不可能依靠什麽啟蒙知識分子的理論或者是學了什麽哪怕是普通法或者其他先進的法律制度，就變得民主了，因為法律永遠離不開執行法律的人。普通法的基礎，首先就是能夠用他們的刀槍指著國王、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而且必須遵守大憲章的那些封建武士，現在就是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用血來捍衛民主的公民戰士。沒有這些人，任何法律、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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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這些人，你是一個軟弱的、腐敗的專制政體，你的人民不能打，所以你的統治者才能夠花天酒地，欺負人民而得到超額利潤。而別人的人民是能打的，所以別人的統治者是不敢花天酒地、不敢欺負人民的。所以，你的統治者必然要變成羅馬公民戰士團體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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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基本盤是你推不翻的。人民的博弈習慣，改變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是能夠改變的話。最快的速度也需要跨代，怎麽說也要兩、三代人的時間。所以，你沒有這樣的時間了。早在你能夠改變（如果你還有可能改變）以前，你們早就已經注定要變成羅馬老兵的俘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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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羅馬浴場Thermae Romae）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與土耳其剪不斷理還亂的國家：保加利亞。

Dr. Shu是拿著ROC護照從土耳其邊界進入保加利亞的。隨著國際旅遊盛行，邊防管制也多不具有軍事氣氛，不過保加利亞的邊防官還是做了許多盤問。
我們只參訪兩個地方：首都Sofia以及Rila Monastery。

我們總認為東歐是斯拉夫人，但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例如匈牙利與阿爾巴尼亞人就不是斯拉夫民族。而保加利亞人其實是（至少部分是）突厥人，跟土耳其人同種。但今天的保加利亞語卻是斯拉夫語系的一支，而宗教也是東正教而不是伊斯蘭教。
不過在鄂圖曼統治保加利亞的時候，它已經完全斯拉夫化，所以與土耳其的關係與其說是一家親，不如說是仇敵。

保加利亞這一支突厥人叫做Oghuz turks。由於突厥人是遊牧民族，因此在歷史上有許多次的遷徙。當然最著名的就是塞爾柱人遷往今天土庫曼四周。但是早在公元五世紀，也就是中國南北朝時代，Oghuz turks就遷徙到了今天窩瓦河地帶。其中一支留下來，另外一支就繼續往保加利亞，成為最早期的保加利亞人。留下來的那一支日後就成為今天的楚瓦仕人（Chuvashia），他們繼續說突厥語，也是俄羅斯聯邦之一。不過他們所說的突厥語與土耳其與或其他突厥系語言都非常不一樣了。

許多人知道匈奴西遷到了歐洲。這基本上沒錯，我們之後談到中亞會再細說。而根據歷史學家考證，這一支保加利亞祖先與匈奴的關係有兩種可能：
一，就是匈奴人。Oghuz turks的祖先是Oğuz Kağan，而他的傳記與冒頓單于有多處雷同。這位冒頓單于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的時候相當於建立了匈奴帝國。
二，是匈奴世仇烏揭的後裔。烏揭見於【史記】，發音與Oghuz類似。他們原本住在Lake Zaysan一帶，靠近現在中國與哈薩克的邊境。距離著名的風景勝地白哈巴、五彩灘不遠。
所以這麼說來，保加利亞人還跟全球華人沾親帶故。

羅馬帝國時代，軍團征服這塊地方。不過到了七世紀末，大約是唐高宗時代，Asparuh趁著東羅馬帝國被大食帝國圍困，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亞帝國。可以說是在十七世紀西歐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就已經有的民族國家。
一開始，Asparuh帶領的Oghuz turks、那時候已經叫做Bulgars成為統治階級，而該區域國家化之後，民族融合快速展開：外來的Bulgars以及當地的斯拉夫人於是形成今天的保加利亞人。

這個第一保加利亞帝國可能沒聽過，但是他的一項重要文化資產卻對世界幫助很大：西瑞里克字母Cyrillic script。今天世界上使用西瑞里克字母的國家可能比您想像的還多：除了東歐、俄羅斯之外，還有中亞的吉爾吉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甚至蒙古。
現在它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字母之一，另外兩種是拉丁字母（例如英文）、阿拉伯字母。
而隨著保加利亞成為歐盟，西瑞里克字母也繼拉丁與希臘之後，成為官方字母。

我們今天的地點是Rila Monastery。之後介紹。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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