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世界周報》歐洲危機年:法國版鐵鏽區 極右翼勒朋重要票倉
【法國沒落城市Rust Belt失業率高達17% 過去長期支持左派政黨 敵視新移民分享社會福利 並對自身處境忿忿不平 從極右翼勒朋身上找到宣洩出口 法國版鐵鏽區選出國民陣線市長 也是勒朋第一輪投票的重要票倉】
這不只是極右派,距離法國總統大位最近的一次,也是法國悄悄掀起政治革命的時刻。
「過去這裡,極右派從沒存在過,」法國里爾第二大學教授拉伐布爾說。
「<埃寧-布蒙>是一個典型,後工業城市的故事,此地民眾覺得,他們遭政客拋棄了,他們曾是驕傲的藍領城市,如今落寞,於是讓瑪琳勒朋的極右派趁勢插旗,」英國金融時報記者。
「我深信瑪琳勒朋,會當選為法國總統,」埃寧-布蒙市長布里歐以斯說。
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領袖瑪琳勒朋,正吸收接手了向來是左派地盤,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法國北方選票。
要觀察這個微妙的現象,可以從距離巴黎2個半小時車程的,加萊海峽省城鎮<埃寧-布蒙>來觀察。
1850年,從法國北部延伸到德國魯爾區的,豐富礦產,支持著法國經歷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重建,<埃寧-布蒙>和附近城鎮的採煤隧道,能繞地球兩周半,政治上,這裡向來是左派社會黨的重要票倉,現在,卻悄悄變天。
時間,要回到二戰過後,靠煤炭而生的法國北方,讓大量勞動力湧向這個黃金不夜城。
高昂的工資,豐厚的撫卹金和退休金,完整的家庭宿舍,這裡到處都是,煤礦工和紡織工的工作職缺,讓各方移民紛紛湧入,包括義大利等南歐移民,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甚至北非。
然而,不敵世界其他礦坑的勞力越來越廉價,法國北方161個礦坑,從1950年代開始一個個關閉,至1990年關閉所有礦坑,而法國北方的紡織工廠,也因勞工價格,一個個關閉。
就在礦場和工廠關閉,經濟凋敝,失業率飆高時,法國國民陣線在法國北方的支持率,卻開始悄悄上升,2015年地方選舉中,瑪琳勒朋領導的<國民陣線>,在北方支持率攀升到42%,開始威脅其他政黨的力量。
這樣的轉變,許多人認為不可思議,因為法國北方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是工會聯盟成員,且都是忠心的共產主義信徒,對於1972年創立的激進<國民陣線>,當地人從小認為是洪水猛獸。
「我的父親曾是市議員,全家人和父親一起,度過了許多艱辛挑戰,我常常告訴我的孩子,身為法國左派共產黨的支持者,當年我很可能會被<國民陣線>,清算鬥倒在廣場上,我對<國民陣線>的印象就是如此,對他們很恐懼,」法國共產黨支持者布梯特說。
法國政壇前所未有的版圖大挪移,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前,即慢慢溫水煮青蛙。
2014年3月地方選舉,國民陣線打著,「反對全球化」和把「移民妖魔化」的,兩大旗幟,拿下法國12席的市長席次,包括70年來首次變天的<埃寧-布蒙>,<埃寧-布蒙>成為北方選區,第一個由國民陣線執政的城市。
一年後 2015年,瑪琳勒朋在第一輪的地方選舉中,拿下北部選區40%得票率,但第二輪投票中,在法國政治傳統操作,即左右兩派聯手夾殺極右派之下,右派共和黨才以得票率57%險勝,且經此一役,人口2.7萬人的老煤礦工業城<埃寧-布蒙>,讓瑪琳勒朋的<國民陣線>,再次成功插旗成為第一大黨。
老Dinno在<埃寧-布蒙>經營小咖啡館,義大利籍礦工的兒子,2007年總統大選,他把票投給沙科吉,但也從此不相信政客,老Dinno說,今年大選他不會投票,但他的大部分顧客,支持瑪琳勒朋。「<國民陣線>從貧窮藍領階級的身上,拿下許多選票,因為當民眾面對失業的痛苦時,卻發現外來移民居然在享受國家福利,這是法國人無法接受的,很多人說"我們自己法國人都不夠了","我們幫不了別人",」埃寧-布蒙咖啡館老闆迪諾說。
礦產地的前一代,多是移民,怎麼會把票投給反移民的國民陣線,說穿了,北方老舊工業區失業率近14%,全法國最高,<埃寧-布蒙>失業率17%,更高居法國城鎮之冠,擁抱民粹的極右派應聲崛起,當地人說,他們把票投給國民陣線,是對現狀表達憤怒。
「因為瑪琳勒朋要把移民,送回他們國家去,而且看看我們的市長(國民陣線),他做得很好,在埃寧-布蒙,這裡沒有工作,遊民流落街頭,加入歐元後,東西都貴得買不起,一個養三個孩子的家庭,每天都應該有肉,牛奶,和蔬菜的,但現在我們連這些都很難負擔。」法國退休理髮師棣芬瑞說。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說,法國北方,讓人想起美國,一群小人物需要出口,需要一場徹底的破壞,一輪淋漓盡致的顛覆。
但詭異的是,想把票投給瑪琳勒朋的法國人,鏡頭前,卻不願承認自己支持瑪琳勒朋。
「老Dino的咖啡館裡,氣氛後來很僵,因為有些當地民眾,一知道我們來拍國民陣線的紀錄片,有個男人甚至揚言,要砸了記者的攝影機,」英國金融時報記者。
「這裡很多人轉而支持國民陣線,包括那位說要砸攝影機的男人,他不支持極右派,但是他受夠了傳統右派的政客了,」埃寧-布蒙咖啡館老闆迪諾說。
「(當2014年 埃寧-布蒙的市長),(變天為國民陣線時 你當時做何感想),我非常悲觀,太可怕了,是場災難,那天我哭得止不住眼淚,」法國共產黨支持者布梯特說。
或許,不少法國人其實知道,誰的骨子裡,是謊言。
但是想把"法國夢"找回來,瑪琳勒朋的"法國至上",於是變成貧窮小鎮人,說不出口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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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男革命芬里爾 在 淳的港式挪威生活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歷史一直在重複,
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在某個角落衝突的起因,
其實正在你我身邊發生。
“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陳婉容 著
(身在柬埔寨暹粒,今天停電多次,即使在小咖啡書店的涼蔭下,依然汗如雨下。收到消息說書明天終於上架,有點高興,但也突然有種說不出來的哀愁。突然不知所言的感覺,很難形容。唯有貼出當天為新書寫的自序,為這一年的旅程,寫下圓滿的句點。書明天真的面世了,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自序-自由的狐狸*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覆覆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覆覆的讀了薩依德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伊斯蘭世界與民主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份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憲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而在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的的茉莉花從了解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那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相信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普世的幸福
2013年6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份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12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當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 』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什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份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修正和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序言沈旭暉教授,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好朋友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尤其是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份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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