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
很多年以來,當被問到,「你的人生有沒有一件後悔的事」,我多半自以為豪情萬丈地回說,「沒有。決定就是承擔,不言悔。」
但是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過什麼,有的,美君,我有兩件事。
黃昏玉蘭
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你在場。
天色漸晚,陽台上的玉蘭初綻,細細的香氣隨風游進屋裡。他坐在沙發上。
他愛開車帶著你四處遊山玩水,可是不斷地出車禍。這一回為了閃躲,緊急煞車把坐在一旁的你撞斷了手臂。於是就有了這一幕:我們三人坐在那個黃昏的客廳裡,你的手臂包紮著白色紗布,淒慘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證,我是法官,面前坐著這個低著頭的八十歲小男孩,我伸手,說,「鑰匙給我。」
他順從地把鑰匙放在我手心,然後,把準備好的行車執照放在茶几上。
完全沒有抵抗。
我是個多麼明白事理又有決斷的人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麼辦。交出鑰匙,以後想出去玩就叫計程車,兒女出錢。
後來才知道,我是個多麼自以為是、粗暴無知的下一代啊。你和他這一代人,一生由兩個經驗鑄成:戰爭的創傷和貧困的折磨。那倖存的,即使在安好和靜的歲月裡,多半還帶著不安全感或者心靈深處幽微的傷口,對生活小心翼翼。一籃水果總是先吃爛的,吃到連好的也變成爛的;冰箱裡永遠存著捨不得丟棄的剩菜。
我若是用心去設想一下你那一代人的情境,就應該知道,給他再多的錢,他也不可能願意讓計程車帶著你們去四處遊逛。他會斬釘截鐵地說,浪費。
從玉蘭花綻放的那一個黃昏開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門。從鑰匙被沒收的那一個決斷的下午開始,他就直線下墜,疾速衰老。
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生命,就像黃昏最後的餘光,瞬間沒入黑暗。
只是母親
第二件後悔的事,和你有關。
我真的可以看見好多個你。
我看見一個紮著兩條粗辮子的女孩,跟著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時不時停下來採田邊野花,又滔滔不絕地跟大人說話,語音清脆和滿山嘹亮的鳥聲交錯。
我看見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的民國姑娘,在綢緞舖裡手腳俐落地剪布賣布,儀態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後叉腰跟幾個蠻橫耍賴的士兵當街大聲理論,寸步不讓。
我看見一個神情焦慮的婦人手裡緊緊抱著嬰兒,在人潮洶湧的碼頭上盯著每一個下船的男人,尋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時,她蹲在一條水溝邊,拎起鐵鎚釘釘子,搭建一個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見一個在寒冬的清晨躡手躡腳進廚房做四個熱便當盒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姿態委屈、語調謙卑,為了孩子的學費向鄰居朋友開口借錢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赤腳坐在水泥地上編織漁網的女人、一個穿長統雨靴涉進溪水割草餵豬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對丈夫堅定宣布「我的女兒一樣要上大學」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身若飄絮、髮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別式上不勝負荷地把頭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見現在的你。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我後悔,為什麼在你認得我的那麼長的歲月裡,沒有知覺到:我可以,我應該,把你當一個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們彼此之間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約會——去看一場特別的電影,去聽一次遠方的樂團演奏,去欣賞一個難得看到的展覽,去吃飯、去散步、去喝咖啡、去醫院看一個共同的老友。我曾經和兩個同齡女友,清晨五點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崗去看日出點亮滿山芒草。我曾經和幾個年輕的女友,在台東海邊看滿天星斗到凌晨三點。我曾經和四個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漠裡看檸檬黃的月亮堂堂從天邊華麗升起。我曾經和一個長我二十歲的女友,在德國萊茵河畔騎腳踏車、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看大河結冰。
我有寫信的女友,她寫的信其實是一首一首美麗的詩,因為她是詩人。我有打電話的女友,因為她不會用任何電子溝通。來電話時只是想說一件事:我很「悶」;她說的「悶」,叫做「寂寞」,只是才氣縱橫的她太驕傲,絕不說自己寂寞。有一個女友,從不跟我看電影聽音樂會,但是一個月約吃一次午飯。她是我的生活家教。每次吃飯,就直截了當問我有沒有問題需要指點。令人驚奇的是,她每次的指點,確實都啟發了我。她外表冷酷如金屬,內心又溫潤如白玉。
而你,美君,從來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單裡。
你啊,只是我的母親。
親密注視
一旦是母親,你就被放進「母親」這個格子裡,定格為我人生的後盾。後盾在我的「後面」,是保護我安全、推動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為我的眼睛長在前面,就注定了永遠看不到後面的你。
我很早就發現到這個陷阱——我是兩個兒子的「後盾」,在他們蓄勢待發的人生跑道上,落在「母親」那一格的我,也要被「看不見」了。所以十五年前我就開啟了一個傳統——每一年,和他們一對一旅行一兩次。和飛力普曾經沿著湄公河從泰北南漂到寮國,也曾經開車從德國到法國到義大利到瑞士,跟著世界盃足球賽一場一場地跑。和安德烈曾經用腳步去丈量京都和奈良的面積磨破了皮,這個月我們即將啟程去緬甸看佛寺,一個一個地看。
兩個人的旅途意味著什麼?自由。如果我去探視他們,他們深深嵌在既有的生活規律裡,充滿屬於他們的牽絆,再怎麼殷勤,我的到訪都是外來的介入,相處的每一個小時都是他們努力額外抽出的時間,再甜蜜也是負擔。
兩個人外出旅行,脫離了原有環境的框架,突然就出現了一個開闊自由的空間。這時的朝夕陪伴,不論長短,都是最醇厚的相處、最專心的對待,並肩看向窗外,探索人生長河上流動的風光。
十五年中一次一次的單獨行旅,我親密注視著他們從少年蛻變為成人,他們親密注視著我從中年踏進了初老。
找不到
有一天走在維也納街頭,綠燈亮時,一抬頭看見燈裡的小綠人竟然是兩個女人手牽手走路,兩人中間一顆心。維也納市政府想傳達的是:相愛相婚的不必是「兩性」;兩人,就夠了。停下腳步,人們不斷地從我身邊流過,我心裡想的,是你:當你還健步如飛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曾動念帶你跟我單獨旅行?為什麼我沒有緊緊牽著你的手去看世界,因而完全錯過了親密注視你從初老走向深邃穹蒼的最後一哩路?
為什麼我解放了自己卻沒有解放你?為什麼我願意給我的女朋友們那麼多真切的關心,揮霍星月遊蕩的時間,卻總是看不見我身後一直站著一個女人,她的頭髮漸漸白,身體漸漸弱,腳步漸漸遲,一句抱怨也沒有地看著我匆匆的背影?
為什麼我就是沒想到要把你這個女人看做一個也渴望看電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電話說「悶」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張濕紙巾,輕輕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頭看我——是看我嗎?你的眼睛裡好深的虛無,像一間屋子,門半開,香煙繚繞,茶水猶溫,但是人已杳然。我低頭吻你的額頭,說,「你知道嗎?我愛你……」
那是多麼遲到的、空洞的、無意義的誓言。所以我決定給你寫信,把你當做一個長我二十六歲的女朋友——儘管收信人,我找不到。
——龍應台《天長地久》2018,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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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手足」-香港的抗爭者
鄧小樺
「手足」,在2019年的香港抗爭運動,抗爭者就是這樣互相稱呼的。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在慣常蒙面,互不相識,即使以性命相護亦可能不通姓名的狀況下,「手足」這個聽來有古風、平常不見得十分流行的稱謂,竟可讓示威者能瞬間拉近距離,建立著一種共同體的信任。
開始時是怎樣的呢,七月二十一日在上環,我見到上一代的學運領袖L走近行動者群中磋商,他本是政治明星,但這一代的示威者反而對他產生質疑;本來生性孤傲的L說了一句:「師兄你不用那麼毛躁——」這麼一叫師兄,對方的火氣就下了不少,我頓覺L已成長了。
另有一次是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同時是個暢銷愛情書作家)在立法會一帶,四處向散落並佔領狀態的數千示威群眾演說,他非常專業每次演講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手足,我可不可以叫大家手足?」群眾便歡呼拍掌,因為他之前多次與示威者一起面對催淚彈,他可以使用這個稱呼。那天他叫大家要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群眾高聲和應。在我心目中,那是一個「手足」的定義性場景。
「手足」本以身體手腳之不可分離,借喻同胞兄弟之情;以前香港中學文學科要讀的,唐代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又如《三國演義》十五回:「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太出名了。再以兄弟姊妹的同胞之情,轉向比喻同伴、同袍之情的正面義,倒好像是粵語口語及近代文本所獨有,在古書中例證不多——有時是作「黨羽、爪牙」的負面義。
不過我們面對的「又唔做嘢,又唔讀書」(又不做事,又不讀書)的香港黑警,可能沒有足夠墨水去以此來進行詆譭……及至於看到文化研究學者汪民安說,手和腳可以用來觸摸自身及身體其它部分,因此更能象徵自由、表達意志——而我則想到,手腳觸摸自身時,所有的關愛憐惜,一旦對象超越自身,則呈溢出與漫衍狀態。
「手足我走了」
我喜歡叫喚「手足」,常常在現場,或張或弛,我有建議、詢問或者想提供物資,只要柔聲稱「手足」,都十分順利。有一次與百餘示威者在一個封閉了的商場內,我看著被索帶綁著的大門、濕滑的地板,火警鐘聲尖嘯刺耳,心中浮起災難片場景,於是馬上轉身去找出路,推開重重幾扇門,某火警出口,一望出去左方大批黑衣人在前方公園入口,心一安,回去奔走相告:「出門口轉左,我們的手足在那裡。」人們立即信任,迅速撤離。也有調侃的使用方式,我和相熟的示威者有句切口:「手足的心聲我已經聽到了」,以調侃對方口是心非的表達。前線衝組是不容易表達內心的。S沒有上過前線但一直在後方發揮巨大作用,他使用「手足」一詞則常是指一些遙距的同伴,但我心領神會,在他接送我離開戰場時會說「手足我走了」,好像我不知他姓名一樣。
手和腳可以觸碰自己的身體,但其實前線衝組不喜歡被人碰觸身體(而在和理非或傳統示威者來說這是表達親切無嫌隙的方式)。我試過拉住一個暴怒的前線手足,他抑制下來,但說「講歸講,不要碰我。」看來單純的好意可能還不足夠構成「手足」關係,必須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行動模式,「手足」的連結魔法才能生效。比如說,早期示威者以保鮮膜包裹手腳以防催淚彈,常有女示威者轉動大卷保鮮膜為前線包裹,一方溫柔,另一方默默領受,畫面動人。這個運動時常有羞澀抑制的真情。
一種救護員和傷者的親密關係。為輕傷者擦拭傷口,搽上蘆薈,貼膠布棉紗。傷者經常是沉默乖順的,那時會覺得他們是小動物,不知為何會落到這樣殘忍的世界裡來,單純天真,而被迫在傷害中成長。
香港警方其中一個殺著是水砲車,發射淺藍色混了胡椒成份的辣水,令本來像蝶豆花一樣美麗的淺藍色,在近日香港成為了一種恐嚇的顏色。藍色是為了在示威者身上留下印記便於追蹤抓捕,迫令他們馬上撤離。處理藍色水,一般最便捷的方式是以酒精加肥皂液清洗,醫療用酒精濕紙巾及卸粧濕紙巾可派用場。一次在大學裡,從前線換班回來的手足手腳染藍,虛脫攤著,我便送上食物,在他們休息時替他們擦拭手腳上的藍跡,聲稱在做實驗看哪個牌子的濕紙巾最好。這說法免除一切抗拒,手足在並不示弱的狀態下可以放鬆,發散柔和之氣,像一首小小的音樂,在苦難的空氣裡悠揚。
次日醒來走出中庭,大學裡的人數明顯減少。我心一驚,不見了的手足,包括我為他們擦過手腳的,是成功脫走了,還是被捕了?憑常識可以推斷,應該不可能全部成功脫逃了,也許被抓時會遭遇暴力,被打得很慘吧。腦中浮起示威者被壓在地上滿口鮮血的景象,當下即覺傷心劇痛,不可抑止。我們連姓名都不曾互通,此後也都可能不會再遇到,但已經完全稱得上是手足——對於手足的遭遇,我當時完全無能為力。只想我們倘真是兄弟親人,乃不至於此。
黃碧雲《媚行者》寫過失去身體手足肢體者,仍會有身體該部分存在的幻覺,那是幻肢,幻肢上仍感受到的痛楚感覺就是幻痛。對不知姓名、生命中只有一點相交,甚或只在熒幕上或新聞裡見過的手足之苦難,感覺到強烈的痛楚感,可被稱為一種幻痛嗎?我想這種幻痛,許多香港人都曾真實感受過。「守護身邊的人,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一起來一起走」,這微小的願望,如今竟然那麼難達到。你的年齡或預設的能力愈大,反可能遭遇愈大的痛苦。
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
在七月一日佔領立法會行動中,摘下面罩讀出香港人抗爭宣言的梁繼平說,「真正連結香港人的,在語言、價值之外,是痛苦。」他的訪問裡說,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共同體才得以形成;而要參與、維繫共同體,靠的是不懈行動。「痛苦反而令你活得更加真實:這份政治主體性,是對港人尊嚴的體認,是今次運動最深遠的特質,亦將形塑未來的反抗。」這其實是我一直秉持的信念,而它竟真的得以擁有一個舞台,去公開闡釋它的意義,讓大量的人自然地信靠,不必靠硬性理論教育灌輸,這斷乎是一種歷史的契機,我們如此幸福,不免時常淚流滿面。
粗淺讀過一些關於共同體的理論,乃說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劃界與分殊,沒有與外部及他者之對照區分,共同體難言穩固。而這區分劃界,也可能就是共同體的理想陷落之時,乃歸於國家的框架,具有封閉性質。但尚盧南希《解構的共通體》,還有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體》,卻指向一種不固定、在溝通中敞開、「綻出」、分享(分離)、變化的「與共」存在關係,一再溢出我們原來為共同體所劃的界限。這是不可能的溝通之奇蹟完成。
運動中,港人對居港少數族裔的手足之情,對被逐印尼作家Yuli的聲援,對穆斯林、加泰隆尼亞、智利、廣東示威民眾、維吾爾族的聲援,都可見一種在戰爭期間,出於受極權打壓的同命感;香港人與世界上其他的受打壓者「與共存在」,逾越自己原來的邊界,包括日夜追看直播為我們傷心憂煩的台灣朋友,見面或也可稱手足。
我在被捕期間,托朋友帶訊在網上報平安,只寫了:「無事,與手足感覺親密。奇妙的經歷。」 三句,可能令不少人都感覺大惑不解。回頭想來,或許我又下意識地不落註腳地引用了南希。董啟章笑問我是否與手足戀愛了,其實只是這種共通體的感覺,很接近布朗肖所說的,不可言明的「情人共通體」(他同時用來分析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抗爭者群體之關係)。
很多前線衝組手足,與我或大部分和理非,很大程度上沒有共通性——手足的某些激進行為我們做不出來,因為不是抱有同樣的思維及生活背景,信仰和反應也截然不同。但當手足們被捕、被暴力對待,卻讓我們有錐心刺骨的手足之痛,覺得可以為他們付出一切;誠如布朗肖所言,沒有共通性,根本無法發展愛情關係的人,卻在某些瞬間,分享一種共同的感覺,超越一切功利主義的計較得失,如同不求回報的愛情,卻又不是愛情。「那不可共有之物的陌異性,恰恰奠定了這個永遠臨時的,總已荒棄的共通體」。這原本難以說明,但在整個香港逆權運動抗爭中,卻是被廣泛體驗著;許多人因此而改變,成為不再是自己的自己,用哲學的語言說,是否一種「存在的完全敞開」?
在迅速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實現
當我們被驅逐如野狗,或者高貴地上善若水Be Water,我們體驗著一種臨時、流離的共通體之感。最親密的感覺,可能是「街坊」、「家長」不動聲色地運走全身勁裝black bloc的示威者,帶他們脫離險境,還叮囑他們不要提自己姓名、不要提及行動細節,兇兇地吼著「沒人想知」,讓相遇在之後無跡可尋,並全然不理警方說「暴力份子不介意傷及無辜」的分化說辭,任何被捕者,都是我們的手足。這就是我們,流離的,痛楚的,親密的,不可言明的,共通體。
「在迅速地失去自身的同時得到了實現。它不得持續,它不得參與任何形式的持續。這在那個例外的日子裡得到了理解:沒有人必須下達解散的命令。但出於那把無數人聚集起來的相同必要性,人們分開了。人們瞬間分開了,沒有任何的殘留,沒有任何感傷的後續:那樣的後續會通過假裝保持戰鬥隊形,而讓真正的示威變質。人民不是這樣。他們在這裡,他們再也不在這裡:他們忽視任何能把他們固化的結構。在場和缺席,如果沒有混同,至少也發生了實質的互換。對那些不願承認它的掌權者而言,這正是其可畏之處:它不讓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會現狀,又倔強固執地用一種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來重新發明現狀,因為它在否認現狀的同時,也把自身維持為現狀的基礎。」——布朗肖,〈情人的共通體〉
書我沒有讀完,卻能在現實裡找到了完美的闡現;這既是抽象的激情,也是與具體的人的連結,我願以最大的慶幸提到它們,確感歷史乃是一種祝福。而運動尚未完結。一切仍在流動生長。緜繁的理論與知識,盡可歸於手足一詞,乃便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 作者為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主修文學)。大學時開始寫作,後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評論。著有詩集《眾音的反面》、散文集《若無其事》、《恍惚書》、訪問集《問道於民》等。另編有文學合集及個人著作數種,包括《自由如綠》、《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等。香港文學館總策人,文學及平台「虛詞」及刊物《無形》、《方圓》總編輯,文學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
#作者鄧小樺今早凌晨眼角中了催淚彈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