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距離去檢視一場運動〕
維園的草坪和足球場，於去年底被催淚彈洗刧後，一切都回不去了。三十年來，無論97前還是97後，港人於6月4日晚魚貫進場，無論人數多寡，至少我們知道擁有一種自由，就是可以到場，點起一支白色蠟蠋，唱一首「自由花」。
無論是滂沱大雨還是酷熱難當，無論台上的悼念流程有多沉悶，主持的話有多老氣，整晚即使是「行禮如儀」，這一切，今日香港人才發現，我們都不能take it for granted。今年，政府以疫情「限聚令」為由，首次不批准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儀式重要，但亦不重要。去年，訪問了編劇家莊梅岩，她花了許多心神，搜集資料，寫了一套回應六四的話劇《五月三十五日》，她跟我說，自己不是每一次去維園集會，但不代表她不重視這件歷史，她希望用適合自己的方法去記憶，去拒絕遺忘。
童年時老師紅着眼眶告訴莊梅岩屠城這一幕，一直烙印在小莊梅岩的心裡，數十年後，至她成為人母，種籽發芽，她就寫出這一套老年父母懷念喪子的話劇。
今年雖然限聚令，但《五月三十五日》已眾籌成功，全新演出班底，於六四前夕（今天晚上九時半）向全球同步免費播放，並於24小時內容讓大家重溫。詳情見「六四舞台」臉書的宣佈，今晚大家可於臉書，youtube收看。
拒絕遺忘，有很多方法。維園重要，但只是多種記憶方法的一種。我們要更主動地，用更深刻的方法，去活現記憶。
《五月三十五日》這套劇作去年我曾入場觀看，劇情不是重現一個「三十年前的過去」，而是重現一個「現在」，一對老夫婦，已經過了三十年，帶着創傷、遺憾、憤怒而存活於當下，在人生關口，要直面三十年來未能梳理好的傷口的故事。
莊梅岩去年跟我說，難忍受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喪子老人：「有人死了，做父母的想去拜祭一下個仔都沒自由，點解我哋接受社會可以發生這些事？我們不去談論什麼『六四』、什麼『派別』，就是這麼卑微而平凡的要求。」
話劇宣傳品裡的這一句：「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擲地有聲。
恰巧，我認識的新聞界前輩陳潤芝，三十年前她以亞視記者身份在北京跟進學生運動，槍聲響起，她在衛星電話裡一邊哽咽一邊報導。一轉眼數十年，早幾年從電視台崗位退休後，帶着行李箱，跑到美國，訪問了多位經歷過八九六四，和受着八九六四影響而流亡海外的運民人士，出版了《六四三0》這本書。
三十年後，這些人如何回看這場運動？他們的生命，亦因為三十年前的運動，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
廣場上的一切，對一些香港人來說，或者只是一個遠去了的痛苦記憶，但對親歷、逃亡、流亡、適應異鄉生活的民運人士來說，卻是每一天的現在進行式。
事業如日中天的新聞工作者蘇曉康，因為捲入了六四成為通緝犯，逃亡後卻與太太在美國發生嚴重車禍，妻子險變植物人，他自己亦墮入抑鬱。北大文學教授王瑤的女兒王超華，遇上六四時已經育有兒子，正在修讀研究院，也因為六四而要避走他方，從此沒辦法再見留在中國的親兒。
書中還披露了主人公們逃離中國的經歷，有人不小心向北走於蘇聯捱上了寒天酷冷，再向南逃才保了命；有人披露到遇上了「善良的解放軍」，軍人參與了營救行動後亦要移居海外；也有維權人士逃難時，參考講及納粹的電影《life is beautiful美麗人生》裡那位爸爸，哄騙子女這一切只是一場遊戲，逃走到東南亞時，還要裝着帶女兒去旅遊騎大象，到最後一家人才於美國團圓。
六四不是過去，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生一世的現在。
運動是一時，如何過之後每天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命題。
香港人去年經歷了驚心動魂的日子，在最轟烈時，人們情緒也激昂，但運動之後那個後續日子，才是最艱難的考驗，但卻是不能逃避的章節。
《六四三0》裡的受訪者們，在三十年後回望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廣場上的情緒，躁動，人們的心理狀態。受訪者經三十年反覆思良才說的話，不再是出於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悉，沉澱過後而說出來心底話，雖然不再激昂，卻蘊藏着更深刻的智慧和對人生的理解。
誠如一位我敬重的前輩形容，這本書是「學習歷史、群眾運動史最現成的教科書」。
近年我出版過書籍，才明白當中艱難。香港情勢嚴峻，大書店均不會發行此書，作者陳潤芝是自己拖着行李箱到處賣書和送書。一個記者拿出自己的時間資源到美國，從採訪寫作到出版發行，都要自己勞心勞力，可見她為了保存六四的記憶，做了多少工作。此書相信仍可在獨立小書店找到。
當我在讀此書時，雖然內容是在談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後後續，但對我來說，竟有十分貼身的啟示。政權上層結構的運作，社會運動裡的難題，人性在當中流露出來的無力脆弱懊悔勇氣和善良，竟讓我處處看到可思考，可參考，可反思的地方。
距離，有時可以讓歷史更容易被扭曲、遺忘、刪改；但距離，也可以讓我們以一顆更冷靜澄明的心，去思考和理解事物。
今年我們失去了維園，但我們不只是追求儀式，我們追求的是保存良知，我向大家推薦《五月三十五日》這套劇作，和《六四三0》這本書。
（圖為六四舞台宣傳照，左下為去訪問莊梅岩時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