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成為作家的理由】
一直有個說法是，一位作家最常探討的議題、他的文字所表達的主軸，很多時候會深受他童年時的成長境遇所影響。
也許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有這樣的情形。但莫言肯定是。在底下這篇文章中，他分享了他成為作家的理由，就和出身底層、有個困乏的童年有關（甚至他的筆名也取自童年經歷的事）。
一起來看看這位中國作家的自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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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作家的理由 / 莫言
每個作家都有他成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家，而沒有成為像海明威、福克納那樣的作家，我想這與我獨特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認為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在今後的歲月裡還可以繼續從事寫作這個職業的理由。
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也就是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那時候一方面是物質極度貧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饑餓的人民勒緊腰帶跟著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時候我們雖然餓得半死，但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國人——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之中。而我們這些餓得半死的人還肩負著把你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當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在我的童年時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照相這碼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據後來看到過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憶，來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擔保我想像出來的形象是真實的。
那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裡，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經常教導我的一句話，她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沒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人在險惡的環境裡，也許會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不能適應的都死掉了，能夠活過來的，就是優良的品種。所以，我大概也是一個優良的品種。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對當時的我充滿了敬佩之情，那時我真的不簡單，比現在的我優秀許多倍。
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後，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後，我們就啃樹幹。
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那時候我們都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世界上大概沒有我們咬不動的東西。我的一個小夥伴後來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鋼絲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咬斷，別的電工用刀子和鉗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齒就可以完成了。那時我的牙齒也很好，但不如我那個當了電工的朋友的牙齒好，否則我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電工而不是一個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裡的小學校里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我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了一塊煤，咯嘣咯嘣吃起來。
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看到我們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學校裡的校長出來阻止，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裡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但吃煤時口腔裡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不要以為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歡樂，其實那時候我們仍有許多歡樂，我們為發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歡欣鼓舞。
這樣的饑餓歲月大概延續了兩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生活好了起來，雖然還是吃不飽，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兩百斤糧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點野菜，基本上可以維持人的生命，餓死人的事愈來愈少了。
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當我成為作家之後，我開始回憶我童年時的孤獨，就像面對著滿桌子美食回憶饑餓一樣。我的家鄉高密東北鄉是三個縣交界的地區，交通閉塞，地廣人稀。村子外邊是一望無際的窪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窪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已經輟學，所以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讀書時，我就在田野裡與牛為伴。
我對牛的瞭解甚至勝過了我對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樂，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們心裡想什麼。在那樣一片在一個孩子眼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幾頭牛在一起。牛安詳地吃草，眼睛藍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談談，但是牛只顧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雲緩慢地移動，好像它們是一些懶洋洋的大漢。我想跟白雲說話，白雲也不理我。天上有許多鳥兒，有雲雀，有百靈，還有一些我認識它們但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它們叫得實在是太動人了。
我經常被鳥兒的叫聲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與鳥兒們交流，但是它們也很忙，它們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滿了悲傷的感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首先學會了想入非非。這是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許多美妙的念頭紛至沓來。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愛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然後我學會了自言自語。那時候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有一次我對著一棵樹自言自語，我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後來我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話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親經常罵我的那樣，「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現在，隨著年齡增長，我的話說得愈來愈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夢想是很早就發生了的，那時候，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我與他在一起勞動，起初他還忘不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說起話來文縐縐的。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份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了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在勞動的間隙裡，我們饑腸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談論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
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我開始創作時，的確沒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像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前邊我已經說過，我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就是對於美食的渴望。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著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中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
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漸漸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並不亞於饑餓。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創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歷史，也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我記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寫一篇挖河的小說，寫一個民兵連長早晨起來，站在我們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禱，祝願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那人就起身去村裡開會，決定要他帶隊到外邊去挖一條很大的河流。
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決定將婚期往後推遲三年。而一個老地主聽說了這個消息，深夜裡潛進生產隊的飼養室，用鐵鍬把一匹即將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車的黑騾子的腿給鏟斷了。這就是階級鬥爭，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臨大敵，紛紛動員起來，與階級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來了。這樣的故事今天是沒人要的，但當時中國的文壇上全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你不這樣寫，就不可能發表。儘管我這樣寫了，也還是沒有發表。因為我寫得還不夠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
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
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至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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