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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現在都感到非常焦慮，覺得美國社會似乎被中共滲透得很厲害，會不會像被白蟻蛀空的百年老屋一樣，「砰」一聲地就塌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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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先生的這段問答，值得我們做個參考。文章非常長，我簡單給大家節錄幾個要點，與摻雜一點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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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仲敬舉出前後三雄時期，托勒密王國（埃及）對羅馬元老院的行賄與滲透活動為例。他認為，埃及之所以嘗試用錢去滲透羅馬，並不是因為羅馬衰弱，相反地，是因為羅馬豪強。如果埃及的實力值得與羅馬一搏的話，埃及人應該會集中精神強化自己，以武德充沛的方式與羅馬決一雌雄。埃及人之所以選擇賄賂羅馬元老院，正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實力比不過，只好採行二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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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一個邦國，例如羅馬，成為了世界霸權，意味著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綁定或牽扯到羅馬內部的權力鬥爭。羅馬當然會產生腐敗，而羅馬內部的黨派競爭，就成了防止羅馬墮落的「防腐劑」。首先，當一派從外邦拿錢，而在黨爭中獲得不正當的優勢時，另一派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因為袖手旁觀就會讓他們在黨爭裡佔下風。這不是什麼道德正義感使然，而是兩大黨之間的恐怖平衡一定會讓他們不敢坐視對手跟外邦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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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而一個世界帝國裡，也必然有武德充沛與費拉不堪的兩種人。會從外邦拿錢的人，必然是比較軟弱、想過爽日子、費拉性格較重的那種人。而相對的也必然有比較堅強，能忍受辛苦，會自我惕勵的人。然而這世界競爭最終的基本盤，就是武力鬥爭。武德充沛的那個陣營，勢必要把費拉不堪的軟弱者給整肅掉，並且吞吃所有的利益，這比滲透行賄什麼的都大得多。而武德派在國內整肅掉費拉派，最好的大義名份就是他們收了外邦的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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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黃金打不過戰士的鐵，這是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就在這裡，羅馬不會敗給經濟力強大但內部費拉不堪的埃及，但是會亡於身無分文但武德充沛的蠻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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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代替美國人回答什麼問題，但我相信，美國的現況雖然腐敗，但尚未完全丟掉武德充沛的那個面向。而中國則根本沒有建立武德的那個思想環境。因此，上天最終的達爾文式的公平，恐怕還是要判決給美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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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對了，還有一個自古以來不移不易的規則，就是有鐵就有黃金，黃金是鐵血賺來的。也就是說，偉大航道上的寶藏終究還是要贈給最有鐵有血的那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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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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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現在的中國，強大到足以向世界西方國家強力滲透，達到了不可阻擋和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與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這是因為跨國性的教團和跨國經濟團體的失敗和削弱所造成的，還是相反的作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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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
恰好相反，這個明顯是羅馬秩序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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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埃及什麽時候才會到羅馬去搞滲透活動？當然是在迦太基、馬其頓和安條克已經次第瓦解，羅馬的仲裁權在希臘世界已經變得不可抗拒的時候。當迦太基還在，世界的霸主還沒有確定的時候，他們是沒有必要去賄賂元老院的議員的，因為羅馬的權力還非常遙遠，羅馬人跟迦太基無論誰贏了，都還不至於越過馬其頓和敘利亞打到埃及來，他們沒有什麽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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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二流的列強一個接一個倒下，羅馬的權力變得無法抵抗，而埃及人要跟努比亞人、利比亞人和以色列的各個小王國打交道的時候，隨時都要顧及羅馬人的意見。即使是打了勝仗，也有可能被羅馬人趕出去。這時他才會感到，埃及人無論在埃及做什麽，都趕不上派一群特工、帶一箱金銀去賄賂一個羅馬元老院議員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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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麽在迦太基戰爭的時期，埃及人從來不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而到了凱撒的時代，埃及人卻把國家預算的大部分都用在收買元老院議員和雇傭羅馬軍團的退役老兵這兩件事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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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是埃及強大的標志，而是埃及和羅馬之間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到了如果不從內部收買羅馬、就根本混不下去的地步了。迦太基和馬其頓並不想收買羅馬元老院的議員，不是因為他們軟弱，而是因為他們強大，他們自認為和被認為可以跟羅馬決一雌雄。雖然他們打敗了，但是他們正像是納粹德國和蘇聯一樣，雖然失敗了，但是在失敗以前還是跟美國真刀真槍地打過幾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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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能力打贏的話，你就不用去行賄了。你行賄的對象是什麽呢？就是你惹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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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處長，你難道會向你手下的科長行賄嗎？你可以直接命令他，甚至是強迫科長向你行賄。如果你只是一個科長，那麽什麽人才是你行賄的對象呢？當然不是跟你同級別的科長，至少也應該是級別比你高的處長才行。你向縣太爺行賄，是因為縣令可以滅你的門。你不向你的鄰居行賄，不向比你更窮的貧下中農行賄，是因為鄰居坑不倒你，貧下中農也害不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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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行賄的對象就是有能力害你而你卻害不了他的人。這裡面的階級地位是很明顯的。如果你有能力戰鬥或者是你自以為有能力戰鬥，你就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當然，行賄的一方就是弱者的一方，強者都是要接受別人行賄的。強者有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軟弱，但是弱者從來不可能因為行賄而變得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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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盡管這樣反反覆覆行賄，最後還是被羅馬人吞併了。搞到最後，他們行賄的做法反而成了羅馬人吞併他們和消滅他們的理由。他們最大的行賄就是我們知道的埃及艷后，她把國家元首本人都賠了出去，收買了羅馬最大的官—凱撒的繼承人安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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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時的意義就像是，你今天把美國總統本人都收買了。美國還有比總統更大的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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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收買成功的結果，卻使羅馬內部發生了政變，使得屋大維這一派本來沒有資格繼承凱撒軍團的人跳出來說：「現在安東尼已經代表了腐敗勢力，要把羅馬變得像是東方國家一樣腐敗而專制，羅馬傳統的支持者和羅馬自由的維護者都要跟我來，跟我發動政變，維護羅馬人的真正傳統，維護元老院的尊嚴，把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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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就是憑著這個號召，才能夠得到元老院保守勢力的支持，以恢復共和和羅馬古風為理由，以打倒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為理由，把埃及艷后和安東尼一起消滅掉了。埃及介入羅馬黨爭的結果就是，一旦被他們腐敗了的那一個黨派，在羅馬黨爭中失敗，那麽勝利的黨派就必然連帶把埃及一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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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希拉蕊或者其他什麽政治家真的受到了中國的收買，然後他們被川普或其他敵人揭發出來一敗塗地以後，那麽中國必然要變成罪魁禍首，附帶地也被收拾掉。這都是一樣的道理。你如果沒有捲進去的話，那麽這件事情跟你無關；你捲進去以後，你就會變成被收拾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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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馬自己的角度來講，這是羅馬腐敗的象徵。以前羅馬跟迦太基打仗的時候，兩黨的議員雖然各有各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們誰都不是外國的代理人。搞到最後，羅馬快要征服埃及、已經征服了大半個世界的時候，羅馬的權力已經比迦太基戰爭的時候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元老院內部居然出了一大批受人收買的人。這當然是羅馬憲制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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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國當然已經比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時代要強大得多了，但是居然會出現像「通俄門」這樣的事情，或者像最近川普揭發出來的中國黑客攻擊這些事情，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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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羅馬不再是一個地方性的邦國。羅馬的憲法跟世界的權力結構和憲制結構已經不可分割了。全世界的權力鬥爭都不可避免地要體現於羅馬的黨派鬥爭，因為大家都能夠看到，無論你自己打得有多好，只要羅馬人說你必須撤退，你就必須撤退。無論你多麽失敗，只要羅馬人說這些地方是你的，那麽你的敵人都非交出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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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帕加馬和托勒密這樣的國王甚至想到，保衛國家安全和防止自己的子孫後代遭到政治清算的唯一手法，就是在遺囑中把自己的國土饋贈給元老院和羅馬人民。而羅馬人經常拒絕他們的饋贈，理由就是，接受了這樣的饋贈，這筆easy money會在羅馬黨爭當中產生不利效果。得到這筆巨大資產的黨派會取得不公正的優勢，破壞羅馬憲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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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邏輯跟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的議員堅決反對古巴和拉美各邦加入美國，而南方的議員就很有吞併古巴和拉美一些地區的欲望，理由是相同的。因為拉美普遍是承認奴隸制的，而北方議員是反對南方搞奴隸制的。如果南方把實行奴隸制的古巴或者其他地方拉進了美國，那麽在國會當中南方就要占便宜；反過來，把這些地方盡可能踢出去，那就符合北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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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貴匪強力介入，從李文和那個時代開始收買美國政治代理人的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會使美國內部政爭的野火燒到自己頭上，會使自己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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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你會站在失敗的黨派一邊？因為總有人容易收買，總有人不容易收買，容易受到收買的那一方面必然是比較腐敗的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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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屋大維收買不了，安東尼就可以收買。但是，屋大維和安東尼之間是誰更強大呢？當然是屋大維更強大。為什麽？因為需要埃及黃金來收買的這批羅馬人就是厭倦了征戰、想要過舒服日子的羅馬人；堅守羅馬傳統、高喊反對東方腐敗的那批人就是跟著凱撒在高盧征戰、仍然保持了羅馬共和國時期尚武傳統的那一部分人。尚武的人跟腐敗的人打，那肯定是腐敗的人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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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腐敗的東方專制國家，你要收買人的話，誰會接受你的賄賂呢？當然是厭倦了征戰、想要腐敗過好日子的那一批人。能打的人，正如凱撒和他的繼承人所說的那樣，能夠通過征服獲得戰利品的人，為什麽要小裡小氣地在密室里面接受你那點可憐的賄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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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征服埃及，把你整個吃下來，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擁有鐵的人注定要成為擁有黃金的人。你之所以賄賂我，是因為你怕我，但你既然怕我的話，我為什麽不能征服你，取得比賄賂更多的戰利品？這個悖論是你沒有辦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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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落到了非行賄不可的地步，那麽願意接受你賄賂的人就是世界統治者當中比較軟弱而腐敗的那一部分人，而比較尚武而強大的那一部分早晚會以清算腐敗的名義，首先吃掉你過去送掉的賄賂，然後把你自己一起消滅掉，在消滅你的過程中間取得比你付出的賄賂多幾倍、大得多的利益，而且還非常理直氣壯、名正言順，以憲法保衛者和羅馬清廉正直的平民階級和羅馬軍團戰士的利益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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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艷后雖然把安東尼服侍得體體帖帖，但是她怎麽能夠比得上屋大維征服埃及以後用埃及的全部財富來犒賞出身平民的廣大羅馬戰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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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羅馬戰士衷心支持的人才能夠征服世界，而你沒有能力收買所有的公民戰士，你只能集中收買幾個腐敗集團。而那幾個腐敗集團得到了你的錢，也就得到了在政治鬥爭中不公正的優勢。然後沒有得到那些錢的人必然會煽動公民戰士出來：你看，你們為國犧牲，到處征戰，而這些腐敗分子卻輕輕鬆鬆得到了這麽多錢，然後得到這些錢以後還要把你們這些清廉正直、流血犧牲的人得不到的好處分給那些腐敗分子，你們能夠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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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英勇善戰的、像麥坎那樣為國家流了血的美國老兵，或者是像小加圖那樣的羅馬老兵，你能容忍像安東尼這種人把羅馬戰士用鮮血得到的戰利品，為了個人的好處和腐敗小集團的好處，輕而易舉地讓給克萊奧帕特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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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屋大維反對安東尼和埃及艷后時最有煽動力的動員就是，羅馬軍團戰士自從盧庫魯斯和龐培以來百戰經營得到了一些東方屬國，僅僅是因為埃及艷后賣了一下色相，就由安東尼慷慨地贈給了埃及艷後的兒女，你們能容忍這些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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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格拉古就是因為許諾把這些征服來的土地分配給羅馬軍團的老兵，才引起了羅馬的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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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屋大維告訴你們，我們要清除東方專制主義的腐敗，恢復羅馬人驕傲的傳統，不能讓高貴勇敢的羅馬戰士在東方腐敗的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我們羅馬的公民戰士見了執政官從來不會下跪，而東方的大官和宰相見了君主都要下跪。你們如果讓安東尼當了權，那麽我們羅馬戰士的子孫後代都要像東方人一樣奴顏婢膝，你們能夠容忍嗎？埃及艷后的好處給了安東尼和他的大將，而我打敗安東尼以後，從安東尼的財庫和埃及的財庫裡面得到的大量的財寶，會像凱撒的遺囑一樣，分配給每一位軍團的老兵，還會捐獻給羅馬的平民，為他們運來非洲的獅子，給他們看好戲，為他們分發非洲的糧食做成的麵包。於是，羅馬的平民和羅馬的軍團戰士自然而然要擁護屋大維去打安東尼和埃及艷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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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今天的羅馬—也就是美國搞的那些腐敗活動，得到的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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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線退伍下來的老兵回到自己的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工作機會消失了，他們找不到工作，房租上漲了，因為原有的鋼鐵廠已經搬到中國或者其他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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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川普許諾，我們要加高關稅，使鋼鐵廠搬回來，使羅馬的公民戰士重新得到工作和尊嚴。請問他們會支持誰呢？一些人把自己的廠家遷到中國境內，賺了很多錢，這些錢一部分肥了中國的腐敗官員，一部分肥了美國的全球主義者，永遠地離開了美國。他們的工人都是中國的血汗勞工，被中國公安局嚴密監視著，因此他們不敢向美國的公民戰士一樣要求很高的福利待遇。只要稍微有一點不軌，進了廠連身份證都被公安局沒收了。他們像奴隸一樣勞動，因此可以忍受很低的工資，擠掉了那些享有高工資和高福利的美國公民戰士。因此，依靠這些血汗勞工和低人權優勢多餘出來的這些錢，就由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官員和投資到中國的美國企業家瓜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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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美國企業家得到的僅僅是錢。如果有朝一日美國發生政治衝突，他們能夠依靠中國公安局給他們撐腰嗎？他們跟中國公安局的那些關係，在美國政壇中就是一個負面因素，像安東尼和克萊奧帕特拉的關係一樣，足以使他們受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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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的敵人如果得到那些退伍老兵的支持，一旦發生真正的政治衝突，一旦政治衝突真的到了刺刀見紅的時候，你們這些全球主義者無論從中國的血汗勞工身上賺了多少錢，古老的規則仍然會發揮作用：你們的黃金鬥不過公民戰士手裡面的鐵。公民戰士會揚起自己的戰刀，索取自己的權利。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準備的，最後的結果必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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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最基本的法則是不可能修改的。你不要玩小聰明，玩小聰明只會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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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已經淪落到只能靠行賄來生存的地步，那就是說，你的鐵是不頂用的。你的黃金從哪兒來？只是依靠瘋狂地剝削血汗勞工。而血汗勞工既然能夠被公安局恐嚇，他們當然是不能打的。能打的人能夠讓公安局把身份證都拿去沒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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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把美國工人和退伍軍人的身份證拿去沒收，扣押在警察局裡，這是有可能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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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的勞工不能打，而別人的公民戰士能打，那麽你在中間耍的這些小聰明，無論經過多少個曲折，最終的結果無非是把你和你的所有財富都作為戰利品和俘虜，贈送到能夠為自己的權利流血犧牲的公民戰士團體手裡面。共和國就是武裝公民的團體。無論在伯里克利時代、在馬基雅維利的時代還是這今天，都沒有例外。沒有武裝的公民團體，就算是名義上叫共和國，也一定是假共和國。中國就是一個假共和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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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絕不可能依靠什麽啟蒙知識分子的理論或者是學了什麽哪怕是普通法或者其他先進的法律制度，就變得民主了，因為法律永遠離不開執行法律的人。普通法的基礎，首先就是能夠用他們的刀槍指著國王、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而且必須遵守大憲章的那些封建武士，現在就是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用血來捍衛民主的公民戰士。沒有這些人，任何法律、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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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有這些人，你是一個軟弱的、腐敗的專制政體，你的人民不能打，所以你的統治者才能夠花天酒地，欺負人民而得到超額利潤。而別人的人民是能打的，所以別人的統治者是不敢花天酒地、不敢欺負人民的。所以，你的統治者必然要變成羅馬公民戰士團體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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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基本盤是你推不翻的。人民的博弈習慣，改變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是能夠改變的話。最快的速度也需要跨代，怎麽說也要兩、三代人的時間。所以，你沒有這樣的時間了。早在你能夠改變（如果你還有可能改變）以前，你們早就已經注定要變成羅馬老兵的俘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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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羅馬浴場Thermae Romae）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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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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