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兩會頻頻半道離場 被曝真實地位
中共兩會期間,號稱「第八常委」的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被指待遇一般,實權有限。
香港《明報》3月13日文章分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和王岐山今年在全國人大的落團(參加人大各地代表團會議)的安排以及王岐山在這期間的表現,認為王岐山並沒有享有政治局常委待遇。
文章指,按照慣例,中共全國人大31個地方代表團,每個代表團都會有至少一名常委參加分組討論。並且,每個常委在其任期5年內,都固定歸屬同一個代表團,其他常委不會介入該團。
除了這個專屬代表團外,常委參加其它代表團會議的安排看似隨機,但也有一定規則,比如一般會避開自己工作過的地方。另外,最高領導人則還會參加軍隊和武警代表團會議,。
文章說,中共常委從3月5日開始,陸續走訪各地代表團。而王岐山只在3月7日參加了他本人所屬的湖南團,按中共慣例,常委落團時,各代表團中若有政治局委員,也會陪伴在側,但同團的政治局委員胡春華也沒有陪同。並且,另一名常委王滬寧次日又落湖南團。
故此,文章認為,這顯然是在對外宣示,王岐山並不等於常委。
《明報》當天另有文章稱,王岐山在本次兩會期間參加會議,幾乎是慣例地頻頻中途離場。
依照中共過往規則,國家副主席只是虛職,只會執行國家主席交託的事項。但王岐山去年就任國家副主席,曾被認為是有實權的國家副主席。主要因為王岐山和習近平關係非同一般,外界猜測王主要是在中美關係等方面助力。
但跡象顯示,王岐山沒有直接參與美中貿易談判,只是作為幕後傳話人的角色,並曾接觸華爾街大佬,從中斡旋美中關係。不過他被認為對中美貿易戰影響有限。
中共十九大王岐山退任常委之位及次年兩會回歸任國家副主席後,曾有紅二代分析王岐山換位內幕稱,王岐山在十九大卸任其實是要「陪綁」,令跟定江澤民的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張高麗、劉雲山)無話可說順利卸任,然後王再重返政壇,當上國家副主席,換位助習。該紅二代認為這是王岐山和習近平兩人早預計好的「小計謀」,他倆這樣的安排沒破中共的規矩,令黨內無話可說。
但這種分析目前沒有更多理據支持。而在去年兩會上,王岐山當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他握手,兩人皆喜形於色,許多高官爭相與王岐山寒暄、握手。王投票時贏得的掌聲甚至蓋過其它常委。或許,這真說明習王某種計謀成功了。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日前撰文分析認為,王岐山換位上崗,可能只算是一種派系的妥協。
文章認為,王岐山在過去兩年間角色的轉換,由打虎將再到國家副主席,雖然也算就了高位,成為一國之主的副代表,但只算空挂榮譽之位,說不好聽是閑職,即使排行僅在七常委之後,哪有當年掌管一國反腐,讓國級貪官也心驚叩首之威?
文章指出,中共十九大前,本來配合習近平肅清江派為主的反習勢力的王岐山,在差點直搗黃龍府捉「虎王」之際,卻突然收兵。王的退位似乎只是一場權力的交戰或政治交易,習王或因實力不夠而妥協,或因受保黨的意識侷限制約,權衡之下寧願反腐「放一放」,功虧一簣。
現在時過境遷,在王岐山擔任國家副主席後,主要在國內走走看看,放放空話,有時也到國外看看,代表中共做些假動作,並無顯示對某項實權事務有具體影響,更未能看到王岐山對當局反腐有重要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爆料最高法丟卷案,直指最高法院漲周強。但事件在2月22日官方公布「調查結果」後逆轉。有分析指,崔永元口中"強大背景"就是習王陣營,而爆料法官王林清上電視認罪,或顯示習王整肅政法系的新一輪努力遇挫。
鄭中原文章也認為,習當年不管出於什麼動機和迫於何種壓力,讓王岐山下馬休息,放棄追剿江澤民和增慶紅等人,可能真的埋下了危及自身安全的政變禍患。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和葉挺東江抗日遊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3處館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是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爲一體的大型總分館制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一、成立背景:-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8月,廣東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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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處決了多少高級將領?
作者: 楊津濤
就職銜而言,被處決的雜牌軍將領級別普遍比較高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戰時軍律》及實施條例,規定了會被處以極刑的罪名。如“不奉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者死刑”“降敵者死刑”“主謀要脅或不利於軍事之叛亂行為者死刑”“陣前反抗命令不聽指揮者死刑”“縱兵殃民劫奪強姦者死刑”等等。
此後,還頒佈《國軍抗戰連坐法》及其補充,規定“班長同全班退則殺班長……旅長同全旅退則殺旅長……軍長不退而全軍官兵齊退,以致軍長陣亡,則殺軍長所屬之師長……排長不退而全排官兵齊退,以致排長陣亡,則殺排長所屬之班長”。同時,“連長未奉命令擅自退卻者,其營長可報告團長核准,立即將其連長軍法從事”,其上各級軍官亦如此。
戰時軍法的執行機關為“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何成濬長期任執法總監。有統計顯示,抗戰中依軍法被撤職者36204人次、被撤職通緝者34361人次、被記過者5221人次、被記大過者4669人次。另有人被處以罰薪、撤職留任和申斥。至於被處死刑的人數,因無具體檔案記錄,只能大致統計一下其中的高級將領。
抗戰期間第一位被處決的高級將領是李服膺,時任晉綏軍第61軍軍長。1937年10月,他被閻錫山以“撤防敗逃”的罪名槍決。事實上,他率部防守天鎮縣,是在完成閻錫山“堅守三日”“續守三日”的指示後,奉命“相機撤退”的。閻錫山為了推卸戰敗責任,就拿李服膺做了“替罪羊”。
被處決的雜牌軍將領,還有出身西北軍的韓複榘和石友三。韓複榘身兼山東省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1938年3月他被控“不盡其守土職責及抵抗能事”“擅先放棄濟南,撤退泰安”“節節後退”,處以死刑。石友三在抗戰中被任命為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第39集團軍總司令,但他勾結日軍,準備投敵。1940年12月,新8軍軍長高樹勳設計扣押石友三,並將之處決。
此外,1938年6月,任騎兵第4軍軍長的原東北軍將領檀自新,因不服調遣,被蔣介石下令槍決。1944年,第四次長沙會戰時,薛岳因私心自用,致使長沙失守。第4軍軍長張德能原本是奉命撤軍,但為平息輿論,被按軍法處決。張德能為粵軍將領。
以上被槍決的雜牌軍將領,官職都比較大,除了韓複榘、石友三是戰區副司令長官,其他至少也是各軍軍長。這些人的被殺,或者不是出於蔣介石的授意,如李服膺、石友三;或者有派系鬥爭背景,而使蔣介石在處置時少了很多顧忌,如韓複榘、張德能。
就出身而言,被蔣下令處決的高級將領以黃埔系為最多
在處理黃埔系將領時,蔣介石則往往存有私心。如何成濬所言,“軍校學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審訊,本部從未檢舉一人。即判罪亦無一不引用最輕條文,且必須呈報委座核示,本部的權力,因有限也。”被蔣所偏袒的,多是方面大員,如湯恩伯、宋希濂、劉峙、桂永清等因戰敗而被撤職,很快就重新起用。但是對於師長一級的黃埔學生,有不少被蔣介石親自下令處決。
在黃埔將領中,一期的龍慕韓、薛蔚英、酆悌、陳牧農;二期的段朗如、胡啟儒;四期中的廖齡奇、梅春華,都先後被處決。1938年5月,龍慕韓任第88師少將師長,率部參加蘭封戰役。在守衛蘭封時,龍慕韓擅自撤離,致使該城失守。經軍事審判,龍慕韓被判處死刑,成為抗戰中第一個被處決的中央軍將領。第27軍軍長桂永清作為龍的上級,被撤職查辦。薛蔚英任第167師少將師長,參加武漢會戰時守衛馬當要塞。在救援友軍時,因堅決走相對安全的小路,以致貽誤戰機,使馬當淪陷。1938年8月,薛蔚英被執行槍決。
酆悌被殺,是因為著名的長沙大火。1938年11月,岳陽淪陷後,蔣介石命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制定計劃,待日軍攻陷長沙,即放火焚城。當月12日夜,因南門外傷兵醫院意外失火,使城內軍警誤以為是焚城信號,紛紛在各處放火。當時湖南最高負責人是張治中,但因其為蔣介石的親信,只被“革職留任”。為平民憤,酆悌和徐昆(警備隊第二團團長)、文重孚(長沙警察局長)被處以死刑。徐、文二人亦畢業於黃埔軍校。
段朗如任第79師中將師長,1939年在奉命反攻南昌時,因遭遇挫折,遂私自改變計畫,轉攻南昌城外的小鎮。蔣介石獲知後,下令“段朗如謊報軍情,貽誤戰機,著即軍前正法。”1944年,日軍進攻廣西時,陳牧農奉命駐守全州。他因棄城撤退,被處決。
廖齡奇的經歷最為特別。他任第58師師長,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未聽從長官部要求退往瀏陽的命令,而擅自將隊伍拉到了株洲。在此期間,廖齡奇還“順道”回老家祁陽探親,脫離戰場。蔣介石聞知後大怒,以“臨陣脫逃”的罪名,未經軍事法庭,就將廖齡奇處決。後來蔣介石瞭解到,廖齡奇在戰場表現頗好,又視其被殺為一場冤案,為他平反,給家屬發放“哀榮證”與撫恤金。這個案件暴露了蔣介石處事急躁的毛病。
另有一些高級將領,則因貪腐被殺。1942年,貴興師管區少將司令胡啟儒,因貪污軍餉等罪名被殺;1943年,第18軍中將參謀長梅春華,因販賣私鹽被處決;1945年,兵役署署長程澤潤,因“辦理兵役舞弊多端”“利用職權,調用工兵建築私宅”,被蔣介石下令槍決。
綜上所述,抗戰期間被處決的國軍高級將領,約有14名,多數出身黃埔系。從罪名上看,以臨陣脫逃、貽誤戰機為最多;從時間上看,1940年前被處決的將領占了大多數。這些人在戰時被處決,對於嚴肅軍紀、激勵士氣,作用很大。
文章來源: http://view.news.qq.com/a/20140926/0066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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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新局 vs. bumbler 亂局
中共十八大已落幕,究中引人注意的幾個安排:胡錦濤全退,不留任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9位減為7位;以本屆政治局常委派系屬性或傾向而言,江系或親江系色彩者過半數,居上風,惟這些常委在十九大皆須屆齡退休。早先呼聲甚高,改革派代表的李源潮與汪洋未列名政治局常委,僅位列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的劉雲山排名第5。通曉經濟與洋務的王岐山出任中紀委。張高麗則排名最末,主要為協助李克強分管經濟事務。
觀察以上布局,心得如下:首先,胡錦濤、江澤民10年江湖恩怨,胡腳濤最後選擇以裸退,創中共最高領導人權力交接30年的新猷,為自己既留下歷史高度,也同時現實上以全退阻絕江澤民過問黨務之路;其次,代表改革精神的李源潮與汪洋此番雖落馬,然而,此二位已當選中央委員,且年紀上都比習、李之外的常委們年輕,如無重大意外,十九大可望晉身政治局常委,而除此二人外,如有小胡錦之稱的胡春華才49歲,已當選政治局委員,外界相當看好其政治前景。可以說胡溫兩人雖然在本屆政治局常委人選上裡讓江澤民,但胡溫已部署人馬大隊在政治局中,著眼於未來在十九大接班。這些人資歷完整扎實,多半歷練過縣、省職務,甚至主事過西藏、內蒙等特困地區和國務院部會。是以,未來江系力量從十九大開始應會明顯滑落,胡溫傳承的政治香火在五年後可望發光發熱。惟考慮到中共最高層的權力接班競爭激烈,又缺乏一音定錘的絕對權威者,五年的時間是一個不算短的政治過程,中間也可能存在不少變數,有待觀察;復次,通曉經濟與洋務的王岐山出任中紀委,而非協助李克強分管經濟事務,有論者以為這是因為李克強素來低調,而王岐山卻是身為太子黨,本身又強勢,此前還曾因不滿李克強所採行的某些政策,而對李不假辭色過,。因此王岐山不宜接手協助李克強處理經濟事務的職務,反是由王岐山出掌紀律,以其太子黨兼朱鎔基門生的身分,可望成為制衡江或其他「左」(薄)的重要力量。如此一來,協助李克強長理經濟大局的常委,自然就由也懂經濟,同時素來謹慎低調的張高麗出任最為相宜。
最後,主管意識形態,有新聞自由殺手惡稱的劉雲山出任排名第五的常委,未來有望接國家副主席,外借據此解讀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應是放大力氣在民生經濟的改革,政治改革恐怕將是原地踏步。惟劉雲山的出線,在更大程度上其實更反映了中共高層緊緊掌握政權,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中共高層的核心信念與緊要所在。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欲求經濟改革的進一步完善與深化,必然需要伴隨而來的政治改革,更況乎眼下中國的現況,一定程度的政經改革已經是不得不處理、不得不面對,即有學者專家觀察到,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內就會啟動沒有「多黨化」的上層菁英民主與基層參與制度化,此一觀察由十八大胡錦濤的離任報告與習近平的就職演說當中,可謂信而有徵。只是雖說習近平以其太子黨的出身背景,在高層人脈網絡與實力基礎上有其卓越的條件,然而,要進行沒有「多黨化」的上層菁英民主與基層參與制度化,仍無疑是十分艱巨的工程,既無完整的前例可循,而習本身即使再如何根正苗紅,卻如何也難以達到到如同鄧小平當年可以個人意志為最後決斷的境界,他必然需尋求領導班子其他成員的合作,然而攸關政治實務核心的權力取得、分配乃至遊戲規則的制定,牽涉到人性,複雜而幽威,同時更往往伴隨著凶險萬分,這些課題可說是超乎尋常的艱難。
以習近平此時接班,在區域戰略與國家週邊環境的安全穩定上,遭逢了美國重返亞洲與中國崛起的戰略摩擦,不容小覷;在內部的社會與經濟情勢上,也因官員當腐、權貴經濟、個人收入乃至區域與城鄉發展的差距失衡急速惡化擴大,面臨社會維穩問題的嚴峻挑戰,那麼習進平要如何突破重重難關,創造自己的歷史定位?須知中國領導人素來極端重視自己的歷史定位,對於習近平而言,與台灣簽訂和平協議,讓台灣進入不可逆轉的統一的框架與進程,是否可能是他心中所設想,一個可欲又可行的歷史定位?尤其,以中共領導人,一路的養成過程中,無不接受了充分的辯證邏輯與理論訓練,加諸中國又是大國,領導人甚且沒有選票壓力的制約,這使得這些領導菁英們的思維方式與角度、格局視野的廣度與遠度,以至思考理路的縝密與深度,比起台灣的政治人物可謂功力深厚許多。反觀台灣卻是舉目多有膚淺投機的低能政客,國家掌舵者馬英九梗是急其中低劣之大成,他雖口說在乎自己的歷史定位,但卻又教人由衷懷疑這樣一個缺乏歷史眼界的現實政客,一個才智平庸又閱讀貧乏的短視機會主義者,真能了解並掌握歷史定位的意涵?然而恐怖又可悲的是,馬英九又在台灣內部擁有幾乎不受節制的權力,這樣一個集無能、傲慢、自私、剛愎、抗壓不足、不敢承擔、爭功諉過種種缺點於一身的領導人,將會為台灣帶來多少苦難?
眼下的台灣早已處在好一段時日的向下沉淪過程當中,或許從現在算起,至多10年,也就是台灣的關鍵時刻,甚至是最後機會了,說來怎不令人心焦呢?歷史的車輪不等笨蛋,問題是現在台灣這輛列車正是讓這個所謂的笨蛋駕駛著,看來是一路要把台灣開進黑幽幽不見底的隧道,更精確的說,其實我們已然在隧道中。那麼誰能好好接手開這輛列車呢?受夠了這個笨蛋,我們又是否能尋出一個具有大智慧、大勇氣,且真能泛愛眾的傑出政治領袖呢?套用鄭愁予「赋別」詩中的一句:「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那麼而今台灣豈非正是一切有待新的開始,但引航人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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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物館成立於1981年,現有歷史民俗館、古代藝術館和葉挺東江抗日遊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3處館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是集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爲一體的大型總分館制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一、成立背景:-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981年8月,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赴深,會同深圳市圖書館等單位工作人員,在全市開展文物普查,並對部分遺址和古墓群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和徵集了大量文物。爲收藏、研究這些文物,展示深圳的曆史和文化,1981年10月17日,深圳市編制委員會批準設立深圳市經濟特區博物館,後更名爲深圳市博物館,2008年初改爲深圳博物館。
二、場館建設
1、古代藝術館-位於深南大道北側。1982年基建立項,並被列爲深圳市八大文化設施之一,重點建設。1988年11月建成開館。占地面積3.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4萬平方米,展樓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該館在20世紀80年代被譽爲國內最現代化的博物館,獲得“全國公共文化設施設計二等獎”,並被評爲“深圳改革開放十大曆史性建築”。2015年8月暫停開放,進行維修改造。
2、歷史民俗館-位於深圳市民中心A區。建築用地1.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3.36萬平方米,2008年12月建成開館。展樓共3層,包括5個基本陳列和2個專題展廳,展覽面積1萬多平方米。地下一層爲文物庫房。此外,展樓還建有多功能報告廳、貴賓廳、茶社、紀念品商店等配套服務設施。
3、 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位於羅湖區南慶街13號,占地面積240平方米,建築面積794平方米。該舊址是深圳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劃歸深圳博物館管理,2017年12月完成改造並對外開放。
三、編制及職能-深圳博物館是隸屬于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的市財政撥款公益性事業單位。2004年11月,考古隊從博物館獨立,成立獨立法人單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2010年1月,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劃歸深圳博物館。目前,館內設有部室13個。現有在編人員129人,其中中級及以上專業技術人員91人。2014年底,深圳博物館建立理事會,成爲廣東最早實行理事會制度改革的博物館之一。深圳博物館的主要職能是收藏展覽文物、弘揚民族文化,具體職責包括:文物徵集、鑒定、登編、修複、複制、保管及陳列展覽,開展曆代文物、古代建築、古代藝術品、文物修複,深港地方史、民俗文化、博物館學及自然科學研究,考古發掘、文物宣傳出版等。
四、業務工作成果
1、文物收藏保護-深圳博物館藏品來自國家、省、市相關單位的調撥以及徵集和社會捐贈。現有各類文物藏品4萬多件,其中三級以上珍貴文物5400多件套。收藏改革開放史實物資料6000多件,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收藏的商周青銅器、陶瓷器、近現代書畫和世界野生動物標本等處於省內先進水準。2015年,完成國家文物局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物證征藏試點第一階段工作,制定了征藏工作流程和標準導則,爲廣東省乃至全國博物館開展該項工作提供了經驗。深圳博物館有設備先進、設施齊全的文物保護實驗室,包括文物保護修複室、常規實驗室、儀器室、X射線探傷室、文物薰蒸消毒室等,總面積500多平方米。擁有國家可移動文物技術保護設計甲級資質,可移動文物修複一級資質,複制、拓印資質。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文物保存環境監測系統,實行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的措施,在該領域處於廣東省先進水準。每年開展大量文物保護修複工作。
2、陳列展覽
(1)基本陳列-深圳博物館曆史民俗館現有5個基本陳列。“古代深圳”、“近代深圳”、“深圳改革開放史”和“深圳民俗文化”系統展示了深圳的城市曆史及民俗文化,其中“深圳改革開放史”陳列開創了博物館徵集、收藏、研究、展示改革開放史文物的先河,成爲當代史陳列的典範,被評爲“第八屆全國博物館陳列展覽精品”。“走進野生動物的情感世界——貝林先生捐贈世界野生動物標本展”展出大量珍貴的野生動物標本。正在進行改造的古代藝術館原有“館藏青銅器”、“館藏陶瓷器”、“館藏牌匾”、“野生動物”和“海洋生物”5大基本陳列,改造完成後將推出“館藏書畫精品展”、“館藏古代青銅器展”、“館藏古代陶瓷展”3大基本陳列。東江遊擊隊指揮部舊址紀念館目前有基本陳列《葉挺將軍與深圳》,集中展示了葉挺將軍的戎馬生涯和抗戰期間他與深圳的不解之緣,以及深圳地區艱苦卓絕的抗戰曆史。
(2)專題展覽與巡展-深圳博物館以“引大展、求精品、重品質”爲目標,以原創、引進、合作辦展等形式舉辦專題展覽900多個,年均20多個。曾展出四羊方尊、金縷玉衣、秦始皇兵馬俑、越王勾踐劍等國寶級文物,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印度、埃及等國家和地區的文物藝術精品。堅持“走出去”的辦展思路,組織館藏古代藝術精品、出土文物、民俗文物、近代文物等赴香港、澳門、北京等地20多家境內外著名博物館展出,“深圳改革開放史圖片展”赴北京、四川等全國10多個城市展出,影響遍及全國。此外,還積極組織流動展覽到基層社區、公園、學校、部隊、企業巡展。2016年,掛靠在深圳博物館的“廣東省博物館協會陳列藝術專業委員會”成立,20多家地市級以上博物館加入。
3、學術研究-深圳博物館是深圳市重要的研究機構之一,在深圳地方史、改革開放史、深圳民俗文化、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等領域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館藏文物預防性保護》課題通過國家文物局審核,被列入國家可移動文物保護總項目庫。深圳市科技計劃項目《動物標本製作和保存的環保安全新材料研究》通過驗收,共申請國家專利3項,發表高水準學術論文6篇,研製的標本防黴劑處於國內領先水準。此外,與廣東海洋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等合建研究基地,取得多項重要研究成果。
4、文物調查與考古發掘-深圳博物館曾組織參與深圳市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發現衆多遺址,上報深圳市政府公佈3批共36處文物保護單位,主持對大鵬古城、南頭古城等古跡進行維修。組織對鹹頭嶺、大梅沙、小梅沙、赤灣、鶴地山、向南村、追樹嶺、疊石山、鐵仔山、屋背嶺等數十處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廓清了深圳7000年文明史和城市發展脈絡。其中,屋背嶺商代遺址和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先後被評爲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5、非遺宣傳保護-宣傳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深圳博物館(深圳市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的重要職責。在宣傳方面,每年舉辦“歡樂鬧元宵”、“非遺進社區、進校園”、“文化遺産日”等展演展示活動20多場;組織非遺項目參加深圳文博會;拍攝大型專題紀錄片《鵬城遺韻》,在電視台播出。在非遺保護方面,積極開展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出版多本圖書;推動非遺項目申報國家、省、市級代表性名錄,全市現有市級以上名錄項目59項,其中國家級名錄項目7項、省級名錄24項;組織專家赴項目保護單位調研督查;組織非遺項目參加各類比賽,獲省級以上獎項10多個;舉辦多場非遺保護工作座談會、研討會、培訓會;制定《深圳市非遺保護補助經費管理暫行辦法》等制度,使全市非遺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五、社會服務
1、參觀接待-深圳博物館是市民觀衆參觀學習、深圳市政府接待和外事活動的重要場所。開館至今已接待國內外貴賓及觀衆1000多萬人次。目前年觀衆量超過150萬人次,位居國內博物館前列。接待的貴賓有:江澤民、胡錦濤、李克強、溫家寶、劉延東、李源潮、汪洋、胡春華、尉健行、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前國務卿基辛格、秘魯總統藤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緬甸總統吳登盛等外國元首政要。深圳博物館已成爲展示深圳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視窗。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最佳導覽服務獎。
2、教育活動-深圳博物館堅持館內館外兩個陣地,爲市民大衆提供優質的文化教育活動。在館內舉辦“曆史文化大講堂”、“非遺手工坊”、“考古小作坊”、“繆斯少年體驗營”、“國際博物館日”、“環球自然日”、“小講解員培訓班”等品牌活動,每年100多場,使博物館成爲觀衆接受教育、享受高雅文化的殿堂。選派專家在市內外開設講座、培訓;編寫校本課程,深入全市大中小學校舉辦系列活動“博物館小講堂”。近年榮獲廣東省博物館開放服務最佳社區服務獎、最佳宣傳推廣獎等獎項。
3、志願者工作-深圳博物館現有各類志願者2000多人,包括團體志願者隊伍11支,隊伍規模及素質處於國內博物館前列。在博物館和志願者自治管理委員會的引導下,深博志願者全面參與展覽講解、諮詢引導、展品看護、宣傳教育、活動支援等工作,每年參與服務6000多人次,2萬多小時,成爲深圳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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