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脫逃罪構成要件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周易的刑法教室01

各位同學好，我是周易老師。農曆年結束、開始上班後，同學們也要繼續準備考試。為了讓同學能聚焦複習，老師於是開了「周易的刑法教室」單元，不定期po出刑法爭點分析，幫助同學思考相關爭議。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準強盜罪」其中一個重要的爭點：準強盜罪前行為（竊盜或搶奪）是否以既遂為限？學說上有不同見解：

一、肯定見解（註1）

首先，行為人是為了「防護贓物」而施用強制力時，前行為必須達於既遂，才有「贓物」（因違犯財產犯罪所得之物）的問題。又，「竊盜或搶奪」是防護贓物、脫免逮捕與湮滅罪證這三種原因的共同前提，故不宜於同一法條、同一前提要件下，對成立本罪的前行為有不同的解釋，亦即僅在為了「防護贓物」時前行為必須達於既遂，而為了「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時，前行為卻可以未遂，並不合理。

其次，「前行為限於既遂」的看法，具有限縮準強盜罪適用的效果。詳言之，行為人於得手財物後才施暴，不管主觀上是為了脫免逮捕還是湮滅罪證，多多少少都含有「防護贓物」的原因，這樣解釋也符合「以強盜論」的準用規範。

二、否定見解（註2）

此說認為，行為人如係為了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此情形固然可能發生在竊盜或搶奪既遂，但也可能發生在未遂的情況，就條文文義而言，並無排除之理。

肯定見解或許是參考德國刑法第252條「強盜式竊盜」（räuberischer Diebstahl）的規定來解釋：「竊盜當場，為防護竊取物之持有，對人施用暴力，或以現時之生命身體危險而脅迫，依強盜罪處罰。」由於該條明文規定「為防護竊取物之持有」而施強暴脅迫，以強盜論，因此，只有在「竊盜既遂」的情況下施強暴脅迫，才能成立該罪，然我國刑法第329條並無此規定，無法將德國刑法規定全盤移植至我國準強盜罪之解釋。

而我國實務應是採否定見解，只要前行為能構成竊盜罪或搶奪罪即可，不限於竊盜罪或搶奪罪既遂。例如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8號判決：「刑法準強盜罪，係以竊盜或搶奪為前提，在脫免逮捕之情形，其竊盜或搶奪既遂者，即以強盜既遂論，如竊盜或搶奪為未遂，即以強盜未遂論，但竊盜或搶奪不成立時，雖有脫免逮捕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之情形，除可能成立他罪外，不能論以準強盜罪。」

三、周易老師的淺見

筆者認為，肯定見解比較能說服我。原因在於，準強盜罪本身畢竟是立法者選擇擬制的規定，解釋上必須從嚴（註3）；且為了維持「以強盜論」的法律效果準用前提（準強盜罪的客觀不法與主觀不法，必須與強盜罪相當才行），肯定見解比較不會過度擴張以強盜論的範圍，或許是較佳的解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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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參黃惠婷，強盜罪：第二講 準強盜罪，月旦法學教室第32期，2005年6月，頁100。

註2：參林東茂，再探準強盜罪，東吳法律學報20卷3期，2009年1月，頁3-4；吳耀宗，準強盜罪之強制程度，月旦法學教室第118期，2012年7月，頁30-31。

註3：此處可參考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63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提出的看法，節錄如下：就我國立法者的擬制選擇而言，竊盜和搶奪罪取得財物的方法與強盜罪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實施強暴脅迫，當強暴脅迫的行為在瞬間發生，尤其是為保有贓物或單純為了脫逃、滅證，取財行為與強暴脅迫行為之間的因果順序趨於模糊而不易認定，除了屬於認定為犯意變更，變竊盜、搶奪為強盜的情形，直接認定為強盜罪之外，為了有效保有對財物的支配，而施強暴脅迫的情形，既然在客觀上造成財產和人身法益損害相同，則無論取財行為與強暴脅迫行為的因果順序多麼精確，皆不足以改變行為的不法強度，因此可以無視於因果順序，將兩種行為事實視為相同，予以相同的不法評價。而最重要的擬制理由，當然是在犯竊盜和搶奪罪時，取財行為與強暴脅迫行為瞬間連結的機率，在經驗上幾近於必然。

雞排妹委任的王啓任律師回應我啦！

✅王啓任：法律是有溫度的社會科學，不是邏輯拼拼湊湊【已被打臉到刪文】
https://www.facebook.com/yuanjinglawfriend/posts/4030810403616997

承蒙王律師回應，但是你身為律師，散布錯誤法律觀念在先，錯誤引用法條在後，我都不知道該怎麼看你的律師執照了。

■ 回應第一點：

王律師表示，『《性騷擾防治準則》是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處理性騷擾事件的依據，換言之這個準則是主管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的參考方式。』

我們在談論的是豪記唱片公司舉辦的翁立友記者會。豪記唱片公司有義務處理翁立友被捲入性騷擾案件，也有責任保護旗下藝人，自然必須考慮權力不對等關係造成二次傷害。

王律師表示，『《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8條與它的參考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7條，是為了制度上不同權力的客體而區分的。』

第一、《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是舊法，新法稱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無論是舊法或新法，【你應該要引述的參考法都是第23條，而非第17條】。引用錯誤條文在法律專業上是大忌。

第二、《性騷擾防治準則》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都強調應注意權力不對等之情形。現代之權力與階級極其複雜，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條文或學理，宣稱當事人雙方僅限於「老師與學生、僱主與雇員」關係，才適用「應避免其對質」處理。

■ 回應第二點：

王律師表示，『本人文內已說明當事人已經主觀不舒服，也有客觀事實（那些橋段、那些肢體接觸、那些理所當然的調侃），沒有犯罪構成要件的遺漏。』

我們在談論的是你公開主張：

『所謂性騷擾，只要有單方面的不舒服，即可成立。』
『鄭小姐獨立的、主觀的性別寧靜遭到破壞，這就是毫無疑問「性騷擾」。』

這是完全錯誤的法律觀念。

無論是衛生福利部之性騷擾防治宣導、《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甚至是大量法院裁判實務，都強調主客觀要件必須相符。

請再細讀前文列舉：

✅黃士修：雞排妹律師散布錯誤法律觀念，實不可取
https://www.facebook.com/hyuui/posts/10222687707637320

試想，若「單方面主觀指控即可成立」這種霸王條款為真，將會造成多少冤獄？你打過幾次「單方面主觀指控即可成立」的訴訟？

在標榜「法律是有溫度的社會科學」之前，請勿忘記「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法律基本原則，否則真丟律師的臉。

■ 回應第三點：

​王律師表示，『既然是犯罪行為，怎有不提出告訴之道理？因為告訴乃論的罪，就是當事人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提告的罪，這就是它的道理。​』

我們在談論的是你先說：『任何人都不應該為了「舉證困難」的理由而選擇忍氣吞聲或隱忍。』

又說：『至於鄭小姐不提出告訴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相信這起事件可以是臺灣社會一個反思的機會，而不單單是一宗犯罪行為。』

立刻違反【禁反言】原則。

宣稱犯罪構成要件齊備，又將該犯罪描述為情節重大，卻不願或不敢提告，同時不斷操作公審炒作輿論。這是給台灣社會反思機會，還是浪費台灣社會媒體資源？

性騷擾是會毀人一輩子清譽的嚴重指控。對重視名節的人來說，社會性抹殺不下物理性殺害。

「他私下是什麼人，對任何人都不重要…這次的過程是學習，臨陣脫逃不只學不到經驗值，還會失去更多，要把自己得來的功課寫完。」──鄭家純（2014）

臨陣脫逃就臨陣脫逃，不要拿告訴乃論來當藉口。

■ 其餘部分

​王律師表示，『請勿在「是否專業」上誤導大眾，要做政治上的鬥爭，請另尋它途。』『其餘政治色譜或立場衝突的部分本人皆沒有興趣，不希望再引導出任何紛爭。』

我在這一系列文章，從來沒有談政治色譜，我甚至多次強調「我相信雞排妹，我相信她真心相信自己被性騷擾。」顯見立場並未衝突。

✅黃士修：無論性別，每個人都有身體自主權
https://www.facebook.com/hyuui/posts/10222667059081119

法律當然是一門專業，我豈敢妄稱精通。然而王律師錯引法條、扭曲法條，踐踏性別平等權益，都是白紙黑字、歷歷在目。

再說一次，請王律師回去重讀性別平等教材，並充實法律本職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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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