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自我認同問卷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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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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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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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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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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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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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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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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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su

【一句話證明你是原住民？——為什麼膚淺的問題總是危險】

「原住民30問」的玩法類似於轉貼讓大家在固定的範圍內選擇想問的問題，而就如語言本身一樣，限定範圍的詞彙或選擇往往可能流於表面的回應，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談談，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後有什麼複雜的成因，以及為什麼膚淺的問題，總是危險。

#被給出的選項與被想像的回答

或者說，為何這些問題值得被轉貼、開放詢問？一句話如何證明自己是原住民？原住民有什麼必要，轉貼一張圖讓別人來「證明」自己是誰？為何原住民的問題有喜歡什麼調酒、喜不喜歡唱歌的刻板印象問題？為什麼要問有沒有回去參加祭典、會不會打獵或織布？

為什麼來到原住民，好像就只能給出這些選項？

有人會說「你也可以回答不喜歡唱歌啊」，忽略了這張圖本身落入先入為主的判斷，好像原住民應該就要在喜歡唱歌與不喜歡唱歌中找答案；善於旁觀的人會說「這也不是嚴肅的問卷調查為什麼要發文罵他們」，但長期關注我們的人都知道，我們倡議對抗歧視與偏見言論，本來就在社會的修羅場上尋求對話，不只是學術象牙塔爭辯。

當有人先入為主的判斷原住民「應該可以被問什麼問題」，背後反映的就是原住民「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刻板想像；即使發文的版主意識到「被貼標籤時該怎麼辦」，不過顯然沒有注意到自己歸納整理出的問題，就規範了原住民只能回答哪些問題，反過來又加深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題庫」範圍。

#族群認同的思考誤區

就像沒有一種語言叫做「原住民語」，「打獵」與「織布」是包含在生活裡的一種方式，不只是一種「文化技藝」，原住民族各族群各部落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化差異，白話來說就是：大家過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樣。會不會打獵或織布反映出我們對族群認同的思考誤區，布農族跟卑南族打獵的方式一樣嗎？阿美族跟排灣族文化裡的織布是同一件事嗎？

如果你真的想要問族人他們如何過生活，那你應該知道，我們本來就不一樣。原住民作為一個泛政治的集體族群認同，並不代表族人在文化與生活方式上應該被「統整」為一個族群，甚至被濃縮成簡單的提問。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我們在看到這份問題時真的非常困惑，「會參加原住民的祭典嗎」，誰的祭典？為什麼要「參加」？是在報名營隊嗎？「住在山上或平地」也很奇妙，是不是忘記了原住民族土地被國有化的現在進行式，還是覺得部落原住民被迫到都市討生活的傷口很值得扒開？

「會以是原住民為傲嗎」，但看過一輪，我們真的覺得版主沒資格放上這個問題。

#標籤與物化的危險性

攤開原住民相關報導，過去幾年原住民三個字在酒駕新聞裡總是時不時出現；反過來說卻沒有看到媒體標籤「漢人殺人」、「漢人超速撞死人」的標題；少數族群被主流社會標籤化的現象，反映出標籤化的不當連結，讓負面刻版印象加深的影響。

因此為什麼不出漢人30問，那是因為「漢人」作為掌握話語權的主流群體，不必費心用「一句話」來證明自己是誰。儘管原住民族的文化個體也有著極大差異，但我們長期被主流社會標籤化的結果，還是讓某些人覺得喝酒與唱歌就是應該問的問題。不是因為漢人不愛喝酒唱歌，而是喝酒唱歌沒有成為他們帶在身上的標籤，也不會有遊客跑到漢人的社區，說你們漢人的家原來長這樣喔，或者原來你們漢人是這樣講話喔。

是的，在一個被漢族文化主流社會佔據的空間下，每一個對原住民族的簡化詮釋，都可能會造成誤讀與誤解。

呼應我們前文拋出的疑問，我們要說，在原住民族族群認同與自我認同上，一旦欠缺對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尊重跟理解，很容易就會先入為主的，將主流社會長期標籤化與物化的刻板印象加諸於他人；掌握詮釋權的主流社會，更可能藉由媒體傳播加深這些印象，最後變成惡性循環。

問簡單的問題，但不要預設簡單的答案。這種互相尊重的問答基本功，希望大家學起來用，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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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我身邊有些朋友，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就離家，不管是出去求學還是出去工作。

在外面的歷練裡面，慢慢的把他形塑成一個他自己覺得，可能是一個更好的人。包含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呢，大學就離開了台中的家，到台北求學；而自此之後，我就一直都待在台北。我也覺得我在台北的工作、生活、求學的歷練，把我形塑成一個我更喜歡的自己。

可是呢，妙就妙在這裡了！每一次像我們有這樣子歷練的人，只要一回到老家，可能不用待太久；可能是半天，可能是一天，就會深刻的感覺到自己被打回原形。

無論是負面情緒啊、悲觀的想法啊，這些一切的一切；好像呢，自己多年來在外地所磨練的心智的力量，那些所謂正向的觀念，都不復存在了。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也有類似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又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呢？其實關於這個部分喔，就讓我想到關於在心理學裡面「刻板印象」的研究。

有一個很經典的研究，是在密西根大學的研究者，叫「巴巴拉．佛瑞．德里森」。

他所主持的實驗，就告訴我們刻板印象會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在這個經典實驗裡面，找了一群大學生，男女都有。

請他們進入心理學的實驗室，一次來一個；告訴他們他們來參加情緒，以及消費行為的研究，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只是個幌子啦！

在這樣的宣稱底下，要他們評估三種消費性的商品，分別是一瓶男女通用的香水、一件衣服，還有一樣食品。

然後在受試者給香水評分之後，請他們進入更衣室，這個更衣室裡面呢，有一個全身鏡。

他們拿到的衣服可能是泳裝，或者是毛衣，女生試穿的是那種一件式的連身泳裝；尺寸呢從4號到14號；或者是呢毛衣，毛衣的尺寸分成大中小。

而男生呢，穿的就是泳褲，這泳褲有4種尺寸，從小號到特大號；或者是毛衣，毛衣的尺寸分成特大號、大號，或中號。

這些大學生從耳機裡面接收到指令，要他們換完衣服之後，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然後再填問卷。

問卷的內容，和他們對自己身體的感覺是有關的，在整個流程完之後，請他們換回自己的衣服；而受試者走出了更衣間，接受下一個階段的測試。

下一個階段的測試，是美國的一個學術能力測驗，叫做GMAT的20題。這20題呢，都是有挑戰性的數學題目。

給他們15分鐘回答這20題，而這時候實驗者明白的告訴他，這是為了測量他們的數學能力。

在整個數學測驗結束之後，最後請他們接受一個巧克力棒的試吃測試；並且告訴他們想吃多少巧克力，就吃多少巧克力。

結果你知道嗎？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哦，那些穿著泳裝的人，會比穿的毛衣的人，更容易把自己的焦點跟認同，落在他們的身體意象上。

無論男女都一樣，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到了最後要吃巧克力糖，女生普遍會比男生吃的來的少。

可是如果他們在試穿泳裝的時候，讓他們對於自己的身體是不滿意的；他們吃的糖就會比其他的受試者少更多。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數學的測驗。在這邊提醒你一下，這些受試者穿泳裝，或者是毛衣都是隨機指派的。

而研究人員呢，在這之前也控制了重要的因素，像是呢，整體受試者的數學能力，他們找的人呢，數學能力都是比較平均的。

然而呢，相對於試穿毛衣的女生，那些試穿泳裝的女生，在數學裡面表現出比較低的表現。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當一個女性她被暗示，要留意自己的身體的時候；他連數學能力都會受影響，這是多麼可怕，而且也是多麼強大的一個刻板印象。

在美國的文化裡面喔，好像覺得長得漂亮、身材好的女生，數學就一定不好；而且更可怕的是，這些當事人測試出的實際表現，也都還印證了這件事情。

所以它已經不是在於，其他人對於所謂的美女的刻板印象了；它是連當事人自己也都接受了，而且在無意識的狀況底下，接受了這樣的刻板印象。

然而同樣的狀況放在男生身上，那些男生在數學測驗上的表現，就完全不受他們試穿的到底是泳裝，還是毛衣而受到影響。

特別用暗示的方法，讓他們聚焦在自己身體的認同，並不會在任何方面去傷害他們，自己認為自己的數學能力。

所以呢，有時候整個環境帶給我們的影響、帶給我們的刻板印象，它還不是別人對我們的偏見而已，而是我們自己也會不小心的認同他。

好！談到這裡，那跟前面所談的，我們明明在外地擁有自己的生活，過了一個自我覺得比較好的人生；但為什麼一回到家，就馬上會覺得打回原形呢？

很簡單！因為當我們一回到家，我們的內在狀態就會是個孩子，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最大的認同就是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的父母親怎麼看我們，無論我們表意識上怎麼樣反抗，我們都很容易接收～對！當你的父母親認為你就是怎樣的人的時候，可能你在成年之後的世界、成年之後的人生，根本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你一回到家，如果你沒有一個清楚的覺察，你就很容易的把自己又放回了那個位置。

甚至於不止如此，在我自己的經驗裡，當我已經離開家，可能已經一兩天了，我覺得那個影響都還在呢！

是不是就像這個實驗裡面，當一個女生，她被觸發了要留意自己的身材，連她自己的數學能力都會受影響。

所以呢在這裡，我倒不是要跟你說好像要跟家庭斷裂，因為這很違反人性；而且呢，這也是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接受的。

倒是我想要透過這個分享，邀請你去覺察，當你回到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你想起你的原生家庭的時候，有很多的無奈、有很多的不得不！

甚至於有很多的被打回原形的感覺，我鼓勵你不是跟這些刻板印象對抗，而是把這些刻板印象，當成是一個反面的教材。

或許我們的家人，用他一輩子的時間跟生命證明了，怎麼樣的生命形態、怎麼樣的概念，是不會得到幸福更快樂的。

就好像是很多朋友從小到大，見證了自己的父母親的金錢觀念，可能就是充滿著匱乏感、罪惡感，或者是一些負面情緒的。總覺得呢，花錢在自己身上是不應該的！

再不然就是另外一個極端，就是毫無節制的花錢，大手大腳；或者是另外一種典型，一想到錢就覺得它是骯臟的、它是邪惡的。

然而這些信念，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影響著你，讓你在成年之後，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事業，自己的主觀意識覺得已經活出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但是每當遇到錢，或者是跟錢有關的決策的時候，又好像很容易跟自己的父母親、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那個決策模式很像、很像…；所以搞得自己非常的辛苦。

因為如果你的父母親常常會莫名其妙的，讓錢在自己身旁溜走，可能不管你做什麼，當你沒覺察到這一點的時候，你會很容易重複了他們的模式。

我常常說喔，問對問題會比找到答案來得更為重要。

所以呢，我希望透過今天這段分享，千萬不要回家，看到你的原生家庭、看到你的父母親，就對他們生氣發脾氣！

雖然他們帶給你很多很多的影響，雖然這些影響可能會讓你在發覺了這一點之後，會有很大的負擔的感受。

但是請你把他們當成是一個，他們用他們一輩子為你所寫的一個教材，是一個反面的教材。

他們至少很確定的讓你知道，怎麼樣的生活形態、怎麼樣的思維跟信念，沒有辦法過一個更富有，或者是更富足、更滿足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啟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分享給你身旁的朋友；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如同今天最後提到的財務觀念。

其實每一個人在成人世界裡面，所實踐的財務觀念，幾乎都受到我們原生家庭的影響。你要怎麼樣能夠擺脫這些限制，能夠建立起屬於你自己、適合你此刻生命的金錢觀，並且具體的做法？

那麼我很歡迎你，可以加入我們的線上課程，叫做【理財心裡學】。

這一門課從推出到現在，已經有很多朋友跟我們反映，我們幫助他看見了他這一切，關於財務的觀念是怎麼來的？當你弄清楚了這個源頭，你再去學相關的做法，才會真正的有用。

否則啊，我遇過好多好多朋友，學了好多好多厲害的投資方法。但不管他怎麼活，他永遠都活的像個過路財神，這是一個很令人挫折，也很辛苦的結果。

【理財心裡學】歡迎你的加入，詳細說明在我們每一段內容裡，都有附上連結；我很期待你的加入。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2019/3/8開課】《學「問」～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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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在心理學的研究裡面，經常會運用問卷、自我表達、自我報告的方式，來呈現一個受試者，他內在的一個真實狀態。

如果你問我，我個人對於這樣的一個方式，特別是一些「人格測驗」，用一種主觀敘述的方法，去表明自己的傾向跟態度。我通常對這種研究，或者對這種理論跟說法，都會抱持著相對比較保留的態度。

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當我們在寫這些問卷的過程當中，有太多的社會期許的混淆因素在裡面，什麼是「社會期許」呢？

就是我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其實你回答的，並不是你自己真正的狀態；而是你覺得這個社會、這個環境，期望你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這種「社會期許」會讓我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更好的人、更符合社會的價值跟標準，或者是比較容易得到他人的讚美。

然而這樣的一個偏誤，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1982年美國加州，州長的選舉當中，那個時候有一位洛杉磯市長，叫做布萊德利；他以民主黨的候選人身份參與這個選舉。

他在輿論調查跟出口民調當中，都領先了當年的共和黨參選人，叫做杜美金；但是最後的選舉結果，布萊德利卻輸了。學者從各個角度來分析，這個讓大家猜都猜不到的結果，到底是什麼原因？

於是美國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一位叫做亨利的學者。他透過這一個例子，他做了一個研究的結論。這結論就是，其實當年民主黨候選人布萊德利，他本身身為黑人的這樣的特色，影響了整個選舉的結果。

也就是說喔，有部分的白人，為了隱藏自己的種族偏見，在投票前的各種調查當中，表示支持黑人候選人，而作出假的陳述。

另外也有很多的白人，雖然對於選舉的民調人員說，自己還沒有決定，或者是會不分人種的支持候選人。但事實上投票時，卻還是投給白人的候選人。

然而，在最後的出口民調當中，也可能很難對調查員說實話，說自己是根據人種來投票，而不是根據這一個人是否真的適任。所以綜合這些現象，導致最後的結果，跟原本事前的調查，完全是南轅北轍的。

其實，美國的社會裡，種族歧視本來就是政治不正確，也沒有道德高度的思維。所以，多數人就算自己有這樣的狀態，他也不會承認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因為這樣的原因，造成了民調的失準。

而研究團隊就把這樣的現象，根據這個候選人的名字，命名成「布萊德利效應」。可是「布拉德利效應」到了2008年的美國大選當中，民主黨的候選人歐巴馬，他卻成為美國的第一任黑人總統。

而且，他在這之前的民調，也佔有很大的民意支持。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布萊德利效應」現在有可能是成為一個無效概念。

然而，如果從我的角度，再深刻的去思考的話，畢竟1982年當時的時代背景、人口組成，跟2008年的一個狀態，其實它是有一些環境，跟本質上的差異。

所以，我倒不認為「布萊德利效應」，也就是「社會期許」的偏誤，並不存在。我想它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2008年的美國，大家對於黑人跟種族的概念，特別是他們能不能當總統的這件事情，有一些本質上的改變，如此而已。

所以，如果再引申到我們真實的人際關係裡。假設你是一位老闆，你就算拿出很大的誠心、誠意，跟你的員工說：「大家都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請大家給我這個老闆一些誠心的建議。」你想，你可能聽到「真話」的機率有多高呢？

其實，一般人因為「布萊德利效應」、因為「社會期許」、因為害怕得罪人的這樣的狀況底下，我們都會傾向說「對的話」，而不一定是說「真話」。

也就是說，當我們聽到任何人給我們的評價，特別是那種正面，或極為正面的評價的時候，請你都要保守一點。因為他給你的認同跟肯定，究竟是「真話」，還是他在你面前說你會開心，這所謂「對的話」呢？

也正因為真實的人際關係，有這樣的特性，所以我們要怎樣透過「觀察」跟「傾聽」，真的去瞭解對方的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並且透過有效的詢問，能夠還原他真正的一個想法，那就是成為我們現代人，都必要的一個能力。

熟悉我課程的朋友都知道，有一門課，叫『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這一門課，就是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不管你會不會踏進我的教室，我都希望你透過今天「布萊德利效應」的理解。你開始對於真實生命當中，別人回饋給你的一切，有一個更審慎的態度。
因為畢竟多數人，都會對我們說「對的話」，而不一定是「真話」。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有一個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我們近期的課程，是在3月8號，所開課的『高難度對話的望聞問切』。

這一門課，如同剛剛內容跟你分享的，它會對於你怎麼樣看懂、聽懂別人，並且透過有效的問句，創造必要的共識，會有決定性的幫助。

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我們明年2019年3月8號的課程的名額，也在倒數了。所以，期盼你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希望在3月8號的教室裡，能夠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港鐵縱火案發生至今已有兩星期，事件涉及一名精神病患者，引起社會關注。因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今早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如何改善本港現行的精神健康服務。
作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委員，我會定期去不同醫院探訪精神病患者，我接觸過的被判住院令的精神病患者，大多都有暴力傾向。我認為現階段，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找出和幫助隱形精神病患者。香港缺乏一個完善的機制，去協助市民評估自身及身邊親友的精神健康。我希望政府能推出先導計劃，設計檢測精神健康狀態的問卷，供市民作自我評估。由於近年發生多宗學生自殺的悲劇，當局可考慮先在校園推行相關計劃，及早為學子提供協助。另外，政府亦需加強公眾對精神病的認識以及遇到類似事故應如何應變。
現時，協助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的社工工作量已經極大，再讓他們處理更多個案，只會加重他們的壓力，未能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深入細緻的幫助，希望政府能給予社工更多支援。
政府官員表示，有需要人士可致電醫管局24 小時精神科熱線2466 7350，進行諮詢。官員亦認同須繼續進行精神健康方面的教育，深入地區工作，並會因應精神病個案的增長，而決定是否增加社工人手。